如果鉴于前文所述，我们认为应当与我们的中国朋友各让一步、相向而行，为他们提供获得所渴求知识的途径，那么一个实际问题就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方案最为妥当？我们该如何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就其实际影响而言，过去的经验大有裨益：既指明应当避开什么，也提示可以采用哪些可行的方法。
显然，在已设立的教会学校（mission-schools）里尝试教授英语或深造科学，并不明智。这些学校应保持现状，专心以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我们的教会学校有一个突出而特殊的宗旨——传授基督教真理，而引入英语只会成为干扰和分心的因素。对学生不利，因为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更重要的事上引开；对教师也不利——若是华人教师，承担这类职责之前须经过长期预备学习；若是外国教师，则要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精力，所得却甚微。我们的教会学校，在教学方法与所用课本上，无疑都可以大大改进，但不是靠引入英语。来就读的这类学生，通常不是可造之材，留读的时间也不够长，得不到持久的益处。
再者，让目前从事实际宣教工作的人，在原有职责之外兼办此事，似乎也不明智。若这样做，恐怕不外三种结果：要么做得敷衍塞责，无足轻重，反而妨碍真正有效的工作；要么把大量时间专门投入这类职责，荒废了更重要、更本分的宣教工作；要么那位试图两者兼顾、都要做出成效的宣教士，会在不堪重负之下垮掉。即使有人觉得撇开已开创的工作、把全部时间投入此事是正当的，他所能做的，与应当做的相比，也微不足道。显然，那些已全心投入各差会派他们来做的工作——其重要性永远居一切之上——的人，不应转而从事任何形式的世俗教育。现状是，他们的时间已被切割成太多碎块；工作如此庞杂，以致无法长期专注于其中任何一项，哪怕他们对某方面工作有明确的偏好和特殊的资质；再添一副担子，情况不会好转。何况，若每个宣教士都来搭手教英语，每所学校都把英语列为课程之一，看似做了很多，实则大量时间和精力会被零敲碎打地耗掉，一无所成。这种零散的努力，只会挫败我们的目标，而非推进。
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之道，在广州建立一所中央书院，方针开明。这可以做得让各方普遍赞同，争取一切可能因故抱有敌意者的谅解。它不应是狭义的神学院，也不应让宗教教学喧宾夺主；它应仿照我们在欧洲和美国（Europe and America）的书院模式：教授英语，在文科课程上给予扎实训练，把已出版的中文教育类优秀书籍交到学生手中，与英文课本配合使用。宗教虽不张扬、不以冒犯或吓跑学生的方式提出，但全院的基调与立场必须彻底基督化。它的水准要高到能吸引华人中较有造诣、较聪慧的人；课程的设计，应使忠实完成学业者，足以当之无愧地获得美国大学（American college）的文学士（A.B.）学位。对愿意专修某科或短期肄业者，也应有所安排。教师与教授应是为此专程从本国派出的合格之士——有学问、品格纯正的基督徒。
筹划这一方案，有三点重要考量：其一，它与教会圣工的特殊关系；其二，它与华人整体的关系；其三，成功的展望。
先说第一点。它与教会的直接圣工有生死攸关的关系，对培养投身本地教会、做传道人与牧师的青年，至关重要。我们不该被迫为本地牧师和教师定低标准。他们应当是跻身学者之列、以学问赢得读书人尊敬的人。教育永远是宣教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广州，这一部门得到的鼓励比任何地方都多。然而目前广州没有一所学府，稍微配得上这一需要。我们有几十所初级学校，做着有益的工作，还有几所程度较高的学校；但那些都是为特殊目的而设，不能满足普遍的需求。华人天生尊崇学问，这加强了教育者的影响力；而不识字则被人轻视。迄今为培养本地传道人所做的零散努力，将因一所中央书院而集中并系统化。目前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肩上的繁重事务担子将被卸下，使他们能更专心于纯粹的布道工作。在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s）方面，也将获益巨大。医学科学训练效率不高的一大障碍，是学生来时普通知识根基太差。他们常常连自己的典籍都不懂，拿到手中的医学论著的语言也无法理解。在我们本国，博雅教育通常是专业学习的预备；在广州也应如此；对医学生来说，普通知识的扎实根基何等重要，一望而知。
再者，当前是过渡与变革的时代。对那些观察时局演变、对华人思想感情的暗流略有所知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间的教育方式必有大变。僵化的旧制度将被打破，新方法将被采用。对开明思想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中国的保守主义也抵挡不了多久。教会所需要的，是储备一大批合格的教师，以应这运动到来时的需求；而要预备，只有预为之谋：因此，一所能培养青年、去从事那即将临到我们的广大普及教育工作的学府，何等重要。单从利害计，也赞同此举之明智。对高等思想的教学需求，将远超教师的供给；若我们有先见之明，预先培养这样的人才，这场未来运动的主导权就可能落入基督教教师之手。在我们面前，似乎有一个大好机会；若我们略有蛇的灵巧（"wisdom of the serpent"），就能抢在华人自己动手之前，创办一所值得各方扶持的学府，在基督教主持下教授英语与文科，向全国输送饱浸基督教知识的教师。我们自称是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就应当以基督教最有教养的形态来代表基督教。我们最能利用当前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求知潮流，为渴求知识者提供得知识的途径。我们完全同情真正的科学及其一切最新发现与已证实的理论，相信这些知识给一个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我们主张一切真理为一，彼此永远一致；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之间并无真正的对立，尽管许多人竭力想造成对立的假象。我们知道，在别国把这两大真理领域暴力割裂，曾带来何等恶果；若在中国重演这一幕，而我们不作任何努力去纠正，那就太可惜了。我们发现那里的人民需要对这类真理有一贯的认识，其中许多人渴望获得；我们就利用时势，为他们提供获得的途径。我们更积极地这样做，是因为若我们迟延，别人会抢先，占据这园地。教会的利益与这场运动紧密相连；在华人这样几乎人人尊崇学问的民族中，成为他们知识源泉所赢得的影响力，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能居第一、居最高位，何必甘居次要？把基督教学问的威力与重要性估计得再高都不为过；在当前事态紧要关头，在广州创办一所基督教书院——使我们教会青年和普通民众子弟都能接受博雅教育、一切西学分科都从基督教立场讲授——其明智不容错认。要求高等教育的声音很快就会导致书院由某一方创办；教会若不及时努力，就会坐失大好良机。若别人领先倒也未必是多大的祸患，只是那些做了我们本可做的事的人，会把一切基督教影响排除在外，使其工作实际上成为无神论的，自然也就是反基督教的。我们都觉得，这将是极大的祸患，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历史表明，凡学府由异教政府创办，基督教都被严加排斥；即使聘请宣教士为教师教授，谈到基督教，他们的嘴也被堵住。问题不在于迈第一步，也不在于容许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平起平坐，而在于第一位或全无位。当华人对科学知识的渴望成形、永久性学府建立时，基督教不被排斥，其利害关系何等重大，我们不能不察；可以断言：除非这些学府由宣教士创办或经宣教士影响而建立，否则必然沦为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教育很快变成反基督教的教育；让华人这样心智特点的民族，从理性主义或无神论的立场接受科学真理，其恶果之大，不必描绘。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凭权威接受教导，自己不加推究；一旦接受了某种理论，就以其民族传统的固执坚持到底。我们明明有办法影响那些在许多方面是国民中优秀分子的人的思想，就该三思，不轻易放弃。若轻易放弃这大好机会——使广州人的高等教育带上基督教色彩，接触那些在初求知识时远比日后形成定见时更易受感化的人的心灵——就太可惜了。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保障：从基督教立场教他们科学真理，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科学与基督教绝对一致、互相诠释。若从反基督教的立场学，要拨乱反正，得花几个世纪。
这样的工作，按通常的理解，或许不算纯粹的宣教工作，但就其实际关涉与结果而言，却是最高形态的圣工之一，必在华人未来的历史上结出无量善果。"基督教真理广传被接受之处，博雅教育与文明技艺自然随之而来"——拿这话来搪塞是不顶事的。这话或许通常不错，福音被接受之处大抵如此；但福音要几时才被大众普遍接受？就目前所见的迹象，谁也说不准要几百年。与此同时，科学正大步前进。它和基督教一样富于进取，而且更易被欣然接受。它的鼓吹者与传播者，许多对基督教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翘首以待、将最先接受它的，也不是我们的基督徒，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对宗教与科学的真正关系不可能有正确观念，因而对伴随科学广传的怀疑主义的阴险教导毫无抵御之力。很可能，科学在读书人中的进展会比福音快得多。教会能容忍自己被比下去，让最危险的敌人抢先占据园地，让人民接受全然未圣化或怀疑主义的教导吗？——明明采取适当措施，她自己就能领先，以开明的方针，占据一个制高点，对国民中思想界的影响，远胜其他任何途径所能企及。
就其与华人的关系而言，这一议题深远重大。它把华人看作的，不是一个无可救药走下坡路的民族，而是一个正从千古沉睡中醒来、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之途的民族。华人兼备智力与体力的活力；为教育和基督化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必在后代子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力量。中国正处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生活大变革的前夜，其变革之彻底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而国民的品格使人相信，他们将从这些变革——可能是完全不流血的——中走出来，更强大、更明智，准备踏上历史上空前的发展与强盛之路。这民族的广见博闻之日似乎正在破晓。他们中许多聪明的观察家，已看到外国医术、机械技艺和各种应用科学方法带来的益处；看到自己的同胞因不知现代科学许多最根本、最实用的真理，而在黑暗中摸索，浪费时间、精力和宝贵物资。其中一些觉醒者迎难而上，多少学到了这些真理和理论；这给他们带来的明显好处，激励了别人步其后尘；这种心情将与年俱增，直到中国亿万人民走上宗教、科学与文明进步改良之路。
拿西洋诸国与东方诸国相比，后者常被说成已过鼎盛之期，注定衰败。德雷珀博士（Dr. Draper）说："由此我们亦可推知，那些试图使亚洲衰老民族恢复到我们这种状态的人，其期望是多么不合哲理、多么徒劳。他们的智力状况已一去不返，永不回头。"这理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成立。研究他们心智史的人，从其历代文献中数出六个思想扩展的时代。
第一是周朝（Chow period），最负盛名，至今被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孔子、孟子（Mencius）及那群贤哲的时代，他们的牌位供在圣人庙中。
第二是汉朝（Han period），在公元一世纪。以重视经学、史学和道家哲学著称，道家哲学在当时哲人手中大经改造。
第三是六朝（six dynasties）时期，自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以佛教影响为特征。
第四是唐朝（Tang dynasty），公元618—905年，是诗歌与优美文学的时代。
第五是宋代理学家（Sung philosophers）时代，公元960—1126年，盛产道德与考据著作。
第六是当今的经学考据时代，表现为对宋儒极端之见的反动。
这六个时期绵延三千年，各以蓬勃思想的不同元素为标志。当今，与佛教、道教相连的智力活力已死，绝无复活之望。
儒家（Confucianism）还活着，但其智力一面不强；它的力量来自传统与对过去的尊崇，而非对国民智力生活有什么深刻把握。谁也不必为他们的智力生命绝望。它在过去经受过多次斗争而存活下来，如今求知欲苏醒的迹象表明它仍有活力。然而，我们在智力与宗教上面临的大搏斗，是与儒家之斗。国民的心智活动（就已表现的而言）、文献和信赖，都在那里。他们的历史是一个文学民族的历史；说他们在当今时代堪称受过教育的人民，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知识性质与滋养其智力生命的精神食粮种类都很特别；但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头脑，有对学问的热爱与尊崇，有少有人及的心智活力——这是传授真知的上好材料。
广州的读书人数以十万计。每届三年一度的乡试（"triennial examination for the second degree"，举人考试，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文学硕士（A.M.）学位），一万二千多名已中秀才者云集省城。他们年龄自十六岁少年至七十岁老翁不等，都浸润着对文字的热爱，并已通过严格的秀才考试，证明了自己的造诣。到了指定日期，他们被引入大考场，两侧延伸着一排排号舍，每间三尺宽、六尺长；考生经严格搜身、确认未夹带任何纸张作弊之物后，对号入舍。发给纸笔，第一天宣布考题，题出自四书（Four Books），作三篇策论、一首诗，限二十四小时完成。卷子先交初审委员会，剔除污卷和不堪寓目者；其余誊录，使笔迹不可辨认，并代以临时编号，交复审委员会，再加筛选；所剩无几者交主考官，作最后裁定。两天后第二次集合，用同样的方式，题出自五经（Five Classics），作策论诗歌，经历同样的程序。再隔两天，第三场，命杂题。整个过程，加上每人入场前必经的初试、高度的紧张、疲劳，以及闷热的九月天被禁闭在狭小号舍中，极为熬人；几乎每次都有体弱者倒下，被抬出去时已气绝。一万二千名考生中，约取中一百名，其余各自回家或回馆，继续攻读，以待下届三年。秀才考试（"the contest for the first degree"）在府城举行，考生按县录取。每人须先经初试方准入场，故应试者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广东省（the province of Canton）有七十七个州县，每县考生自数百至六千不等。可见广州能拿出多么庞大的读书人大军。此外还有大批读过书、或因无意或因绝望而未应试的人，多以教书或为商人记账为业；于是我们有为数众多的相当有学问的人，能领会我们要供给他们的高等学问。
求高等知识的愿望，正在这芸芸众生中涌动。少数人已吐露心声，靠研读本国文字出版的科学著作，对大众尚未知晓的广大知识领域略窥门径。长期与别国智力生活隔绝的他们，开始感到高等思想的微妙磁力，抖落旧日的排外。许多力量在开启他们的心智，其中最主要的是福音的宣讲与基督教书刊的散发。其他事件也在合力打破极端保守与传统嫌恶筑起的高墙。从广州到香港（Hong-Kong）的电报线，虽曾引起骚动、丧失数条性命，却已成为一种教育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大地表面的迷信迷雾。它已被政府收购，向内地深处延伸。与法国（France）之战正把他们从旧习惯中震醒，促使他们带着实际目的，去探求西洋诸国强盛的秘密。外在事态的整个趋势，以及民间的思想言论，都指向一个变革与开明的时代。谁来把光明供给这读书人的大军？前文建议的那种学府，将成为这庞大人群的知识源泉，并经由他们，泽及广东及邻省三千万人民。当这样的队伍从道家哲学的玄想、儒家的枯骨转向追求活知识时，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期望？
教会如此，这些人也如此：要紧的是，他们应从基督教教师那里接受科学。初学哲学或科学时所受的熏陶，将终身影响他们。至关紧要的是，我们应及早介入，阻止另一种更危险的谬误取代现有的谬误——那种谬误只展示真理世俗物质的一面，掺着怀疑主义的酵，而他们的心太容易接受了。我们蒙召，把他们从无神论与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不信与贫瘠中拯救出来，把他们寻找的真理以最纯粹的形态给他们，饱含那位"是道路、真理、生命"者的生命，使中国未来的智力生活具有鲜明的基督教品格。
这一方案的成功展望最令人鼓舞。我们有福州（Foochow）和上海（Shanghai）同类原则创办的学府为例，门庭若市；学生来源不仅有保障，大体自给自足也有希望。华南传教早期所作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年最热心教授英语的差会虽早已停止这类工作，但在这些学校受过训练的人，已成为民间科学实业多项事业的领袖。他们诚然在各方面不都够得上基督徒，但他们的开明思想已是百姓之福。
这里呈现一片大有可为的园地，每条进步之路上都应许丰硕的果实；但最需要的是充足的基金，使书院能立即创办，把这大好机会用到极致。深愿上帝以尘世财富厚赐的某些人——其财富或因与华南的商务往来而增长——能看到这奇妙的机会，以慷慨的资助把这一计划立在稳固成功的基础上。在这高等教育事工中，年轻热忱者的才干精力大有用武之地。对有志的教育家，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把自己的品格铭刻在求知的心灵上，给它们以永久的方向？做那人口众多之地的真科学的奠基者，做最先向其千千万万学子开启真知识奥秘的人——何等前景！组织工作的辛劳焦虑，都将在几年内可望显现的成果中被忘却。日本（Japan）在进步道路上的惊人跨越已令世界震惊。中国因人民众多、习俗特殊而不易撼动，但也在前进。她的时辰尚未全到，但正在飞速临近；把真知识与基督教学问之杯，递到这在贫瘠陈旧制度的沙漠中干渴了千秋万代的民族唇边的人，所得的赏赐将何等之大！
一所在广州根基稳固、师资精良的书院，必能吸引许多求索知识宝藏的求知之士——那宝藏至今仍向这蒙蔽的民族隐藏。这些心灵饱浸进步精神，从基督教教师口中领受自然与哲学真理，出去时必对人与事有大开的眼界；即使未必接受我们所持的宗教真理，他们也会学到：基督教最深奥的真理与科学最高的真理之间并无矛盾。他们会学到科学与宗教应并肩同行；他们要学习的那些国家生活深沉实际的功课所出之地，其开化、自由与先进文明，皆科学与宗教之赐。这样一所学府，若办理得当，还将成为周围城市许多学府之母与楷模；在其中受训的人，日后将成为更多人的教师。运动之始由基督教人士主持、何等重要——他们必使随之兴起的教育与文学带上基督教色彩；当大众从那昏睡千秋万代的心智与灵性昏沉中被震醒时，全面接受基督教真理的道路就预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