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国家的土地、人民及其道德和宗教信仰习俗作了前面的简要考察之后，我们现在转而简述他们中间基督教事工的过往历史。过往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1807年到1842年，可称为外部预备时期；第二期从1842年到1859年，是开创与组织时期；第三期从1859年到现在，是扩展时期。这些时期由外在的重大事件——战争——彼此划分，而条约所赋予的日益增加的便利，则标示着它们的发展进程。
说广州向宣教事业开放只有四十二年，就外在的机会而言完全属实，但在某些方面容易引起误解。在1842年条约批准之前，基督教不仅未获任何承认，宣教士连同所有外国人都不准住在中国，更不用说传播他们的宗教。许多年来，城中划出一小片区域供欧美商人居住，他们被严格限制在这些狭窄的范围内，甚至不准在城中街道上散步，也不准到乡间短途游览。基督教事业就是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起步的，实际上可追溯到1807年，即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那一年。他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而来，这个差会是开路先锋，多年来也是唯一在中国人中间工作的差会。除了短暂得到过米怜牧师（Rev. W. Milne）的协助外，马礼逊博士独自耕耘，凭借目标专一、勤勉不懈，在二十七年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考虑到工作是在何等困难中进行的，这堪称学问与勤奋的丰碑。他抵达时受到美国米尔纳和布尔商行（Messrs. Milner & Bull）的接待，后来又担任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译员，因而免受中国人的骚扰——他们很快就会干预任何公开的布道努力。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圣经和编纂汉语词典上。这两部巨著是受派遣他的差会之命承担的，在各自的领域都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虽然后来被更新的作品所取代，但无论就其内在价值还是为更完备、更精确的作品铺路的功用而言，都将永远具有历史价值。同事米怜博士所述的马礼逊博士的精神与品格，显示了他从事这项工作的高度资质："以不屈不挠的忍耐、永不疲倦的勤奋、始终战战兢兢的谨慎，以及自然而然喜静独处的治学习惯"，这位来华第一位新教宣教士坚持不懈地劳作。他在自己的住所定期举行主日礼拜，参加者主要是仆人和刻印书版的工人；七年之后，第一位归信者受了洗。这人就是蔡阿高（Tsai A-ko），中国第一位新教基督徒，他后来的生活充分证明了他的真诚。
与马礼逊博士关系密切的是他所按立的第一位中国布道家梁发（Leung-A-fah），在广州基督教事工史上他理应占据崇高的地位。他精力充沛、热忱满怀、文笔出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讲员，也是一位全心投入的布道家。他以著述、教导和讲道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热心向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散发书籍，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被指控散布煽动性文字，官府设法逮捕他。他逃回乡下的家，士兵追踪而至，未能将他擒获，便抓走了他的三位亲戚，查封了他的住宅。他逃到澳门，从那里乘船去了新加坡，多年流亡在外。获准回国后，他以更大的热忱恢复了工作。他的小册子《劝世良言》（"Good Words to Exhort the Age"）广为散发，是第一部引起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注意、促使他研读基督教教义的作品。
马礼逊博士在远东变革与进步的曙光破晓之前去世了。在一切劳苦、信心和祷告之后，他没有看到一所学校、一个会众，只有三四名归信者；但他对将要来临之美善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最后一封信洋溢着与他最初奉献时同样的信心之灵："我耐心等候神圣护理的进程中事态的发展。主掌权。如果我们救主上帝的国度在中国兴旺，一切都会好；其他事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
第一位抵达广州的美国宣教士是裨治文牧师博士（Rev. Dr. Bridgeman），他在圣经翻译上留下了印记——以他和他博学的同事命名的裨治文—郭实腊译本（Bridgeman and Culbertson Version）至今仍被中国半数教会使用。他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选读本、基督教论著，以及发表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的文章；这份刊物是他创办的，二十五年来汇集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家们最优秀的作品，影响深远。几年之后，著名学者、词典编纂家兼外交家卫三畏博士（Dr. S. Wells Williams）加入了他，他推动了印刷事业，并把他的卓越才能投入到词典及其他汉语学习辅助工具的编纂中。他以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向西方各国呈现了一部书中所能容纳的关于中国及其人民最真实、最全面的描绘。
被排除在帝国之外，早期的宣教士发现南方殖民地有大群华人聚居，便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中间的工作，希望借着他们，能触及被封闭在帝国之内的芸芸众生。为此，在马六甲（Malacca）、槟榔屿（Penang）、新加坡（Singapore）、婆罗洲（Borneo）和巴达维亚（Batavia）的华侨中建立了差会；二十年来，大力投入印书、办学和一般基督教工作。那些归信者会对国内同胞产生良好影响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落了空。所有这些差会，就其与中国人有关的部分而言，都已停止，条约在帝国本土打开的广阔门户把大多数工人吸引了过去。
1834年伯驾医生（Dr. Parker）的到来引起了人们对医疗工作的注意，几年之后成立了中国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四十五年来它的医院一直是中国受苦百姓蒙福的源泉。在当今这几乎无限机遇的时代，我们很难充分体会1842年以前宣教士在何等困难和窘迫中劳作。他们在广州被限制在外国商馆的狭小范围内，不准在街道上行走或进城，与百姓没有直接往来，时刻成为猜疑的对象，事事掣肘。在澳门，本可期待有较好的境况，葡萄牙当局的嫉妒却导致印刷所被关闭，公开讲道或聚会被禁止；而更南方殖民地躁动不安的民众，又是难作的工场材料。然而在那开创时期，巨大的预备工作已经完成，对民情有了许多洞察，语言的许多困难得以克服；以致门一开，不仅在广州，在沿海别处立即开工的手段都已齐备。词典、圣经、小册子都已就绪，学校、医院、印刷所都已安置妥当，可立即迁往新开的城市。
在此期间，英美商人也慷慨支持医疗和教育事业。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经费充足，在布朗博士（Dr. S. R. Brown）的干练管理下成就斐然，多年来成为中国青年获取一般知识的源泉，其中一些人已成为国家的杰出人物。
香港的占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作基地，很快被充分利用，至今仍是庞大宣教事业的中心，从那里伸展出工作线路，几十个站点深入内地，在许多地方与从广州扩展出来的工作交织在一起。一年之后，中国与列国签订通商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五口通商口岸开放，这便是教会前进、占领这些城市作为宣教中心的信号。《南京条约》中没有关于如何对待基督徒的条款，但道光皇帝（Emperor Tao-Kwong）在答复钦差大臣耆英（Ki-Ying）因法国公使拉格内先生（M. de Lagrene）之请所上奏折时，颁布了一道上谕，准许罗马天主教会（Romish Church）信徒信仰自由，其含义也推及新教徒；但禁止各国外国人进入内地传播宗教。这些限制的趋势是把宣教士局限在通商口岸；由于他们在这些中心有大量预备工作要做，几年之内并未感到这些限制带来的不便。然而皇帝的上谕分量有限，连罗马天主教徒也常常难以保障所许的权利，有时甚至根本无法保障。第二次对华战争——骤然爆发——以《天津条约》告终，基督新兴教会的自由通过插入与四国条约中的具体条款悄然得以保障。美国条约中的条款如下：
"第二十九款。基督教的原理，如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会所信奉的，被认为教人行善，待人如待己。今后安静信奉并传授这些教义的人，不因其信仰受骚扰迫害。任何人，无论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归信者，照这些信条和平传授并实践基督教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干涉或骚扰。"
进入广州宣教区的各差会先后顺序如下：
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1807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1830 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1841 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1844 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1847 巴色差会（Basel Mission）……1847 英国卫理公会（English Wesleyan）……1850 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1860 英国圣公会差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870
其中两个，美国公理会和联合长老会，已退出该工场，不过前者最近已在香港重新建立；而莱茵差会经历了一些变革，其工作现在主要由柏林差会（Berlin Society）承办。
广州人虽多年来见惯了外国人，却始终对一切外来者怀有刻骨的敌意。对旧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以及后来的所有外国侨民所加的限制，滋生了猜疑和蔑视之心。谈判时中国官府派最低级别的官员与"蛮夷"交涉，公文中经常使用轻蔑的称呼，加深了这种感情。"番鬼（fan-kwei）"即"洋鬼子"一词的普遍使用，以及其他暗示西方人低人一等的说法，导致了许多无礼粗鲁的行为。鸦片战争的经历加剧了已有的仇恨，因此宣教士在城里开始工作时，并未受到热烈欢迎。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所问题，以使工作得以长久立足；这方面的困难常常使他们不得不在澳门或香港暂住。能找到的房子都是中国式的，往往地处不健康之地，潮湿不适。身体的不适本可轻易忍受，但邻人猜疑和公开敌意带来的持续不安，却是极严重的考验。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准进入城墙以内，所有工作都局限在郊区，向南延伸，向东向西绵延很远。他们住在百姓中间，人们天天看见这些陌生人，慢慢开始明白他们来此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对百姓的一种教育。最早找到住所的人中有波乃耶博士（Dr. Ball）和他的两个女儿。这两位女士成为人们无穷好奇的对象，常常手捧花束在住所附近狭窄的街道上散步，好让百姓习惯见到外国妇女。
学校被建立起来，作为使一部分百姓长期处于熏陶之下的最佳方式，有时设在他们家中，有时设在他们在附近街道上能租到的阴暗狭窄的地方。教授英文是为了吸引较好阶层的学生。开设了几家诊所，很快发展成医院，就诊的病人不断增加；多年来，向前来求医的人传道成为接触百姓最直接的方式。当年那种乐观的精神可见于1847年合信医生（Dr. Hobson）的一封信。他谈到医院的工作时说：
"中国人的平均到诊人数超过一百，没有人比得到身体医治的人更恭敬、更亲切。要亲眼看见这些聚会，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意味。把新教在华宣教最初几年的种种限制与今日的自由对比，深有感触：那时，我们不敢公开宣教士的身份和目的，怕被逐出境；中国人领一本基督教书籍都冒着生命危险，信这宗教更要冒生命之险；如今他可以领受并实行基督的道理，而不触犯帝国任何法律。"
在此期间有时到内地短途旅行，尽量广泛地散发书籍。同时，组织工作稳步进行；教导百姓的设施不断增加，小会众聚集起来，零星的归信者被带进来，但进展缓慢。这分明是一个预备时期。为未来的工作酝酿了计划，启动了后来证明行之有效的机构。
这时期的大事是洪秀全教派的兴起，他们自称"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但在历史上被称为太平军。他们的首领是花县人，距广州西北约四十英里。他先被梁发的小册子唤醒，继而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开始研读新约。确信其真实后，他向美国浸信会的罗孝全牧师（Mr. Roberts）申请受洗。请求没有立即获准，他便回了家。不久，他自认为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教导使命，先到连州附近的土著地区，后到广西省，在那里聚集了一个大团体，一度有三千信徒环绕在他周围。这些人的教义和实践与基督教会惊人地相似。他们接受新约在一切事上为权威，印发了数千册广为散布。他们的道德训诫和日常生活规条大体上严格符合基督教原则。洪秀全的许多著述和祷告显示出深刻的、独特基督教类型的宗教感情。他最先使之归信的是他的两位朋友冯云山（Fung-Yun-San）和洪仁玕（Hung-Jin），他在前者任教的学校为他们施洗；除去偶像后，他们以作诗警醒世人来庆祝新生命的开始，诗曰：
"天上之神外，别无他神； 愚人何以认假为真？ 既已丧尽当初之心， 今怎能逃脱尘埃之染？"
答诗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全能的天父，他是独一真神。 偶像或木雕，或土捏成。 我们信耶稣来救我们这些迷失的人， 使我们早日逃脱尘埃之染。"
元宵灯节（Feast of Lanterns）时，村中长老请他以诗才襄助庆典，并以学者身份为节会增光。他以诗答谢他们的邀请：
"并非因恶言恶语， 我们才违了你们的命。 我们只尊神的诫命， 按他的训词而行。 天堂与沉沦之路， 必须严格分别。 我们不敢再糊涂度日， 匆匆打发今生。"
他的讲论多是劝勉人圣洁、信耶稣，如他说："不信神和耶稣真道的人，纵是旧交，也不是我的朋友。唯有属天的友谊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短暂的快乐不是真快乐，唯有永恒的快乐才可称为真。人所得的不能给我，我所得的也不能给人。我只愿许多人能进天堂，痛心他们下地狱。因此我不能不向他们传真道。"
他才华出众，作诗和警句，信徒们不断重复以铭记于心。以下为例："守圣诫，拜真神，离世之时天堂易得。""信神者是神的儿女。"
"弟兄们，要喜乐，神掌管万有。 凭信心的心，以善行为证，你们必升至天堂。"
他特别敌视偶像，许多他大胆斥责假神的动人事例广为流传。信徒日增，对流行迷信的攻击引起了士绅和官员的注意，导致强烈反对。出于自卫被迫拿起武器，遂形成建立新王朝的计划，采用了太平天国（Tai-ping-Kwok，"Great Peace Kingdom"）之名。洪秀全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四位主要助手中的每一位；他们推辞之后，一致推他为王，他才接受了这一荣誉。于是，一场纯粹宗教性的运动变成了政治性极强的运动。他们仍以基督教圣经为权威，准备宣告它是真宗教知识的源泉和一切道德行为的准则；而且，他们还准备与基督教国家建立最充分、最亲密的关系，尽可能采用他们的进步事物。
中国开放后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这样一场运动，令人惊奇。被中国士兵的攻击逼入武装抵抗后，他们先攻占了邻近的一些城镇；当夺取帝国的计划成熟并公布后，躁动不安之徒纷纷投奔。其中一些人一直在邻近山区为盗，其中一伙的首领是一位勇敢的女子。得到这些人的增援后，太平军踏上征途，军队达数千人之众。每天举行宗教仪式，每战之前祷告。他们的征途一路胜利，穿过广西、湖南（Hunan）、江西（Kiang-si）等省，直到南京（Nanking）城，拟以此为国都。在那里他们吸收了与领袖原有的宗教信条格格不入的成分。首领也变得狂热，沉溺于虚妄的梦，以为借此揭示天意。南方士兵骤然遭遇不习惯的北方严冬，丧失了斗志，胜利的进程受阻。腐败和纷争迅速滋长，整个运动变质，最后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被彻底镇压。
传教士和其他人热切盼望一位基督教皇帝登上中国古老宝座的希望，随着领袖们的乖张和狂热显现而化为泡影。然而，不应以后来那些与宗教性质毫无同情、心全然违背创始原则之人的滥用，来评判最初的计划。许多头脑冷静、判断沉着、完全了解内情的人至今认为，这场运动本应得到鼓励，并坚信英国站在帝国一边而不是严守中立或回应起义者的友好表示，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在那种情况下结局会如何，无从得知。或许更明智的看法是：即使对洪秀全的信仰作最有利的解释，他的基督教也只会给百姓一个残缺不纯的体系，充满严重的错误，最终可能比纯粹的异教更阻碍真信仰的传播。可以合理推想，所作的归信者纵使人数很快以百万计，也不会表现出在反对和逼迫面前认信基督所要求的知识和品格力量。他们基督教特征的出现，以及他们采用上帝（Shang-ti）一词——许多人用作"神（God）"一词的译名——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强烈的偏见，至今尚未消除。
第二次对华战争在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爆发，使全国陷入混乱。广州战事开始，联军攻城，宣教士逃往澳门和香港。房屋被毁，学校、礼拜堂、医院被弃，本土基督徒四散。几年之内极度动荡；但《天津条约》批准、更多特权获得保障之后，广州的差会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教会进入了更兴旺的时期。城中沿江许多地段被毁，大量好地皮流入市场，宣教士得以获得有利的地段，建造更合用的房屋。在城内重要街道上获得了礼拜堂和学校的用地，为向四面八方大大扩展工作做了准备。工作人员大增，各部门都获得新的推动，使整个工作稳步而确切地向前扩展。各机构的详细讨论留待后面的章节。
一般来说，各差会之间和睦相处，重要问题上坦诚交换意见，对各方都有益处。二十年来每两月举行一次会议，全体宣教士参加，讨论与工作实际相关的话题，以期普遍开悟、及时互助。随着各种工作方法的优缺点被充分自由地讨论，意见常常冲突。寄宿学校、圣经翻译中用白话、培养本土传道人最佳方法、内地工场的划分等议题，都引发了热烈而不总是和谐的意见。翻译和一般工作中"神"一词的恰当译名问题，是整个在华宣教史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广州的宣教群体在用神（Shan，泛指"众神"的通称，有崇拜对象之意，也有"灵"之意）与用上帝（Shang-ti，"在上之主宰"，许多人相信经典中用以指真神）上大致平分；最近又添了第三派，主张用天主（T'ien-chu，"天上之主"），这是天主教徒采用的词。这一问题早日解决的前景并不乐观。每个词都有严重的弊端；无论哪个词胜出，都必须经过转化和彻底的基督化，才能充分表达要传达的含义。目前的趋势是两个主要译名交替使用，第一个作通称，第二个作神的专名，有全能者之意。
每个差会都有过"小事之日"，有的甚至有过许多收效甚微的日子；但如今都已达到可以感谢上帝明显进步、可以鼓起勇气的一步。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以十年为期的成果如下所述，颇为动人：头十年只接纳了一名孤独的归信者；第二个十年末人数不到十名；第三个十年末达到一百名；而最近十年接纳的人数近七百名。其他差会的增长率大体相同；考虑到中国人特殊的性格和许多强大的困难，所得的进步只能归因于上帝的大能。道路并非一直平坦愉快。每个差会的历史都充满极有趣的事件和经历，但也显示出阴暗的一面——遭遇过许多挫折。1870年，因"神仙粉"（"gods and genii" powder affair）事件引起的骚动，整个工场受到暂时的挫折。在东江上的石龙，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的房舍被毁，住户仅以身免。在西江上的梧州，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被捣毁；而从化、连州等溪流的谷地，骚动的风暴如真正的飓风般席卷而过，使宣教士和本土归信者都陷入困境。礼拜堂和学校被捣毁、基督徒遭受逼迫的地方性骚乱时有发生；但这些只被看作考验的插曲，是真理勇往直前中的短暂受阻。1883年和1884年将长久被记住为大动荡的岁月。对法战争的长期酝酿和最终爆发，使潜伏的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浮出水面，表现为许多暴力行为。
以广州为中心，工作向四面八方辐射，北至广州省（Canton province）北界和东界，西入广西省，奠定了坚实的立足点。最近十年在许多方面大有进展。这段时间大多数差会的基督徒人数翻了一番，有的翻了三番，有的翻了四番。实际统计表明，过去七年各差会增长的总和，恰为它们此前全部历史增长总和的两倍。宣教士的精力投入到能推进事业的每条渠道，使过去不仅有直接的布道努力，文学作品也硕果累累。汉译西学和基督教书籍的编纂取得了巨大成果。
在今日机会和成果都扩大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永远感恩记念过去深挖根基、广撒宝贵种子的人。有些人仍在积极工作，经验可追溯到中国开放之时。哈巴安德博士（Dr. Hopper）从事这项工作已四十年。湛约翰博士（Dr. Chalmers）为这事业奉献了三十五年，以博学赢得的声名少有人能企及。俾士先生（Mr. Piercy）同样长的时间与广州卫理公会差会同在，他是该差会的创办人。嘉约翰医生（Dr. Kerr）的崇高奉献难以超越，为医疗宣教事业付出了三十二年最积极的努力。纪好弼博士（Dr. Graves）近三十年，花之安先生（Mr. Faber）二十年，以及其他人时间较短的，都在少有鼓励的日子里劳苦过。现仍健在、住在别国的人中有理雅各博士（Dr. Legge），这位孔子的伟大翻译家，他与中国的联系近半个世纪；怀特海牧师（Rev. S. Whitehead），文雅的演说家，他热情的讲道连迟钝的中国人也深受感动；锡乐巴牧师（Rev. T. G. Selby），雄心勃勃的开拓者，永远走在前卫，深入边远内地，为在有影响力的中心建立稳固工作铺路。
辞世者的名录中有许多名字，在认识他们的人的感恩记忆中流传；有的因著作不朽，有的因所传的活道不朽。在广州上演的场景中，出现过才具性情各异的人物。可以写出许多有趣的篇章，描述发生过的奇异场面和遭遇，描述古怪人物的特殊习惯和方法。罗孝全牧师（Rev. I. J. Roberts），浸信会差会的开拓者，是热忱与古怪的奇特结合。他深受中国人欢迎，常与他们亲密交往。他与太平军运动著名首领的交往，使他在过往历史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合信医生，博学的医师，出版了十八部医学著作，多有插图，为医学科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留下了不朽的记录。公孙惠先生（Mr. Krolzyck），精力充沛的旅行家、不知疲倦的新工场开拓者，第一位深入边远地区的人，以他热忱的生命和有效的工作给许多人留下了印记。丕思業牧师（Rev. C. F. Preston）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是广州听过的最流利、最受欢迎的粤语讲员之一。他的诸多可亲品质、始终如一的好脾气、他在讲道这一专职上的热忱，以及在种种灰心事面前的盼望，给许多人的积极工作增添了愉快和兴致。他在双门楼（Double Gate tower）附近礼拜堂讲道时的话语，至今仍在许多听过的人心中回响。
广州的土壤因数十位在这场征战中倒下之人的尘土而肥沃。城东小小的墓园里有一块圣地，闪亮的大理石或朴素的花岗岩诉说着那些人：他们在劳苦和日晒的重担下倒下，在那遥远的异乡找到了安息——有的人被多年劳苦磨损，有的人在盛年和效用的早春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剪除；有妇女，娇弱的身躯屈服于敌对气候的侵害，深重的孤独和社交的荒凉使之更难忍受；有孩童，幼小的生命从未尝过基督教国家的欢乐与自由。在那寂寞的山坡上，竹影婆娑，四周环绕着中国基督徒同胞的坟墓，他们怀着荣耀复活的盼望安息。有些人在澳门荫凉的退修之所找到了安息之地，在贾梅士（Camoens）著名石洞所在公园之侧；另一些人在跑马地（Happy Valley）——香港美丽的墓园。他们的尘土与土壤相融，他们的话语沉入许多人心，他们的书作活见证，他们的灵魂在义人的蒙福团契中——这一切共同使他们无私奉献生命的事业得以长存，并继续成为基督十字架在龙的广大疆域上辉煌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