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诸宗教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佛教。它的寺庙庵堂、僧人奇特的装束、许多佛像的硕大体量与狰狞面目，随处都是引人驻足之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和尚（bonze）——剃光的头、灰褐色的长袍、一串念珠。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研究往昔最饶有趣味的篇章之一。要正确理解佛教在中国发展出的教义与倾向，要更好地领会它在过去的成长与影响及其现状，先对其起源与基本原理作一简述，将大有裨益。其创立者释迦牟尼·乔达摩佛（Shak-ya-Muni-Gautama Buddha）约生于公元前六二三年的贝拿勒斯（Benares）。关于他的出生、生平与教诲，种种奇异之说纵有千般，我们不取其一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世上罕见的最卓越、最仁慈的人物之一。佛教虽源于印度的土壤，却从未在那里扎下深根——早期遭到婆罗门教（Brahmanism）信徒的强烈反对与迫害，后来又在许多地方被伊斯兰教（Mahometanism）完全取代。
传教的精神自始便强烈彰显，因此当它被逐出生地，便向北、向南传播。在这两个方向的发展中，呈现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分歧，更是所强调的具体教义上更深、更根本的差异。向锡兰（Ceylon）、缅甸（Burmah）、暹罗（Siam）传播的一支，保留了更多原初形态，以巴利语（Pali）为传授教义的载体。北传佛教先至尼泊尔（Nepaul），再至西藏（Thibet）、中国、蒙古（Mongolia）、日本（Japan）、朝鲜（Corea），以梵语（Sanscrit）撰写典籍。
如此广大的扩展，是通过四面八方派出的大批传教士实现的，他们多半是真诚、克己的热忱之士。
佛教传入中国，笼罩在种种奇异境遇的迷雾之中。据记载，公元六十三年，在位的汉明帝（Han-Ming-ti）得一奇梦：梦见一尊头顶光环的大金像走近，进入他的宫殿。皇帝急于知道这奇异之梦的寓意，便与亲友智者商议其含义。他的兄弟楚王（Prince Tsu）对当时已传出印度北境之外的宗教已有几分了解，且心向之，便说此梦指的是佛像。于是立即派出使团寻访，数年后归来，带回一尊檀香木佛像——与梦中金像一模一样、一部经书和一位印度（Hindoo）僧人。这便是开端；但进展缓慢，三百年间他们只有这一部小书。又过一两个世纪，来了十八位传教士，即阿罗汉（arhans），中国人称罗汉（loh-han），或称"弟子"，其塑像遍置于每座佛教寺庙。传道者人数渐增，一度竟有不下三千名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信仰。佛教虽在皇家庇护下传入，为许多高官乐于接纳，却遭到儒家（Confucianists）的强烈反对，在其历史任何时期都未曾成为国教。
中国的佛教是一个庞大而繁复的体系。若要对其理论与原理作透彻论述，不仅是极难的任务，也与本书宗旨全然无关。我们只能触及几个要点，略示其现状运作。它立下四条原理，据说包含真智慧的奥秘：一、苦是众生存在的必然伴随；二、苦的积聚由欲而生；三、欲的熄灭是可能的；四、有一条通向熄灭的道路。基于"生命是必然之恶、因欲而加重"的理论，一切宗教修行的目标便是压制欲望，使生命融入非存在的太虚。其宗教发展的最高观念，见于所谓佛教三位一体，即"三宝"（Three Precious Ones），其塑像常高达三十英尺以上，居寺院中最显眼的位置。有时被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其梵文名为佛（Buddha）、法（Dharma）、僧（Senga）。"在第一者，佛被表现为其存在之相，即人格化的智慧；第二者是他所立的法，即宗教；第三者是二者的实际成果，即教会，或更确切地说，僧团，即构成教会者。"三者又称三皈依，信徒诵其奉献祷文："我皈依佛，即我在一切行为中效法他；我皈依法，即我接受其一切关于诸行无常、必须绝对舍弃自我的观念；我皈依僧，即教会或僧团，即我舍弃社会、财产、婚姻家庭生活，在教会范围之外不见救度。"
佛教的道德律有十戒，条目与次序多有出入。它们有时刻于石上，或以大字张贴于寺庙及其他公共场所。十戒的次序常列为：戒（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酤酒；（六）说众生过；（七）自赞毁他；（八）悭吝加毁訾；（九）嗔恚、不从教诲；（十）谤三宝。僧人受戒时，发愿遵守前五条。
在遵守或违犯这些行为律的背后，有轮回的六道，依次为：一、天道；二、人道；三、魔怪；四、地狱；五、饿鬼；六、畜生。每道之中又包含无数小级。灵魂转世之说，是佛教最突出、也最有害的教义。它原采自婆罗门教，已成为其信条的首要条款，染遍其一切教诲与实践。与之相连，描绘出种种最可怖的地狱景象。在阎魔（Yama），即阎罗王（Im-lo-wong）——地狱之王——及其华人助手的掌管下，不幸的受难者遭受严寒酷热之极；形状骇人、性情凶残的恶魔追逐他们，以刀、火、水、棍施以切割、剥皮、噬咬、侮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
佛教盛行的一大秘诀在于其折中主义。它从现有体系中择其最合己用者，纳入为己有。不能战胜的，便据为己有；因此在不同国家考察，它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它始于无神论，在印度变为泛神论，在中国变为多神教。这种采纳他系思想习俗的倾向，见于其三大华人护法——华光大帝（Wa-kwong）、龙王（Lung-wong）与关帝（Kwan-ti）——原是敌对宗派神系中显赫的道教神祇。此外他们还添了广受崇拜的财神；有些地方还可见"三官"（Sam Kwan），即三位道教尊神，以及玉帝（Yuk-ti），即道教的朱庇特。而且，原初的华人灶神也被立于佛教寺庙，掌管饮食。
祭祀亡灵既是普遍习俗，他们便将其纳入翼下，与道士共同主持盂兰会（Yu-lan-Ui），即"施食亡灵会"，每年祭祀饿鬼。这些无亲人祭祀的可怜亡魂，在阴间沦为乞丐；但自七月初一至十五，得准离开囚所，在大地上游荡，若不用衣物钱财安抚，便会报复生人。迷信者畏之如虎，视为一切祸患之源。佛教徒采纳这个万灵节，又以转世之说加以强调，因而获得广泛影响与声望。
在中国的佛教教会，从未取得它在西藏与蒙古的地位。在那里它几乎排斥一切其他信仰，教阶制度极为繁缛，大喇嘛（Grand Lama）如教皇般居于拉萨（H'lassa）城。在西藏，有人从教会教义与仪式中追溯出早期景教（Nestorian）基督徒的影响。不仅基督的故事在其佛陀传记中被重演，教会的外在形式据说也在很大程度上仿自景教观念。"西藏的佛教教会有其教皇、枢机主教、主教、神父与修女；有婴儿洗礼、坚振礼、为亡者灵魂的弥撒、念珠、圣牌、蜡烛、圣水、游行、圣徒瞻礼日、斋戒日等等。"其中一些传入中国，有助于解释许多人所观察到的罗马教会（Romish Church）仪式与佛教仪式之间惊人的相似。
佛教典籍世代口耳相传，自然便于变异增益。直到公元前九十三年才有一部分形诸文字，全部经藏至公元五世纪初才编成。而且这还是南传佛教的经藏，北传的完成要晚得多。两者大体相应，但北传多有南传所无的增益。其中释迦牟尼佛的生平被写得与基督惊人相似。他被描述为"自天而降、童贞女所生、天使迎接、老圣人接待、献于圣殿、水洗而后火洗、以智慧应对使博士惊奇、被引入旷野、受魔鬼试探后周游行异能传道。他是贫苦者的朋友，在山上变像，降入地狱，升入天堂。"几乎每一事迹都被重演。这惊人的对应如何解释？佛陀生于基督前六百二十三年。 曾有怀疑者如此解释：在主十二岁至三十岁的十八年间——福音书对此沉默——基督去了印度，攫取这些事迹，不过是伟大佛陀的拙劣模仿。耶稣会士则归因于魔鬼，其圆熟的狡猾在佛陀身上预演了属于基督的事。其实有更简单易行的出路。可以证明，佛教传统赋予其创立者生平的基督教色彩，几乎每一条都是相当晚近的起源。古抄本对佛陀生平记载甚少，全无这些基督教特有的细节；这些记载不能证明在基督后五六世纪之前流传。可见这位所谓"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照的是大卫之子（Son of David）借来的光。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义亦然。阿弥陀佛（Amitahva-Buddha）——在中国被重复得比任何词语都多——也是后来的增益。"在西方极乐世界，按他们的观念，无数佛环绕，他端坐其中说法。其名意为光，因其本质即光，照耀其国土的每一角落。他寿无量，永生，其民皆享永生。"这日落之外的西方极乐，"有四宝或四奇。它是极乐之国，生命圆满，无忧无恼。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环绕其国。中央有七宝池，池水具八功德：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池底布以金沙，四周以珍宝金银铺砌，楼阁以彩色透明珠宝建成。有香花芬芳，有灵鸟妙音，每当微风拂过，鸟栖之树亦加入合唱，枝叶颤动，和出最甜美的和谐。罗网亦和之。此音乐是无词之歌，旋律诉诸人心，却恒说佛、法、僧。"南传佛教不知此西方极乐世界之说，连其名都不见；鉴于其出现较晚，推断他们借用了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描述，改易以合己用，纳入信条，并非无理。虽早先略有痕迹，但至五世纪才定型为今貌。佛教大旅行家、著述家法显（Fa-hien），约公元四百年游历印度，专为在其本土考察此体系，竟无所见；约公元六百三十年，另一权威玄奘（Huen-tsang）为同一目的广游，亦意味深长地沉默。此说似源于克什米尔（Cashmere），或染了些波斯色彩，最终形成"有意识的幸福存在"之观念，恰与通常的涅槃（Nirvana）——融入非存在——相反。
中国的观音（Kwan-yin），即慈悲女神，原初佛教所无；归于她的属性，本属救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恒听大地上升的呼声"，是通常的颂词。这位神祇通常为女相，偶为男相，如今是佛教在中国的实际首领。
佛教经藏的完成历尽艰辛，至公元一四一〇年方告竣；今本称"大北方藏"（Great Northern Collection），编于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间，中国人拥有完整佛教经藏，不过近三百年。佛教把崇拜委于构成教会的僧团。他们的祷告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祷告，而是据信能生某种神奇效力的语句，多为经文摘句，或载有咒语的特别典籍，常是陈述佛的慈悲、智慧、荣耀教义的话。诵念时必伴音乐：击钹、击鼓、鸣钟、敲木鱼。
作为体系，它已过全盛，如今大步走向衰微。其广被与权势的显著证据，见于多处。广州曾有多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如今多半颓败。十至十二世纪是佛教权力的巅峰，不仅作为宗教体系流行，还深深影响文坛，当时许多书籍染有其独特教义的浓重色彩。士大夫与诗人是它的宣扬者，热忱拥护。诗人政治家苏东坡（Su-tung-po）是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深信其教义，旅行中必访名刹，所至必留痕迹。广州以西十五里，石岛金山（Kam-Shan）有一古寺，至今犹传其到访之说。他自某官任返程，夜宿山下，梦见有人进献一碟芝麻饼。晨登山，遇一老僧，始知是日为开山祖师德万（Tak-wan）诞辰；祖师生前酷嗜芝麻饼，岁岁备饼供于其龛前。政治家惊告老僧："那我便是德万；这些饼是供我的。"即席赋诗纪念此奇事，诗云：——
金山古刹立江边，岩上高峰接碧天。
白发东坡舟系岸，温言语向老僧前。
自言前世居于此，曾作德万住此间；
今朝旧景重萦梦，山色楼台宛宛然。
由此轶事，遂盛行一说：守戒精严的僧人，来世将投生为士大夫，位极人臣。当今佛教，难令人兴起热情。僧人懒惰无知，多出身下层，自幼投师为徒；久之学会诵经、走完仪式，却不知仪式的历史与意义。除极少数外不懂梵文，道德亦多疏放。几乎人人吸食鸦片，为百姓所轻。称人"和尚"（Wo-Sheung），是骂其愚蠢无用的蔑称。出家不需多少信心与奉献，寺庙常是藏污纳垢之所。
寺庙常是宏伟建筑，多建于山间胜境，临水而立，深谷幽荫，飞瀑流泉。广州有数座大丛林，香火鼎盛。海幢寺（Ocean Banner Monastery），俗称"河南庙"（Honam Joss House），占地数亩，香火足以供养百余僧人。园抵江滨，入小门，沿林荫大道而上，至一方塔式建筑，为寺院正门。高大门楼两侧，各立两尊面目狰狞的巨像，即四大天王，分镇四方，能干预世事，赐大福于尊崇三宝者。其名曰：多闻（To-Man），"多闻者"；持国（Chi-Kwok），"护国者"；增长（Tsang-Cheung），"威光增长者"；广目（Kwong-Muk），"大眼者"。门内为大雄宝殿（Precious Hall of Great Heroes），供三宝鎏金巨像，结跏趺坐于莲花之上，两侧列十八罗汉，即早期传教士。此殿晨昏课诵，三四十僧人身披黄袍，以浑厚单调之声唱繁复经文，跪拜、俯伏，绕殿经行。大殿之后另有一殿，常闭，内有汉白玉宝塔，雕刻精美，覆藏佛陀圣物。另有观音殿、韦陀（Wei-toh）殿——佛教护法——以及笑佛（Laughing Buddha）殿；笑佛即弥勒佛（Mi-loi-fat），意为"未来佛"，传说三千年后他将降世，开辟新纪元。另有宽敞厅堂寮房，供僧人与访客住宿。斋堂设长桌，厨房备齐器具，可供大会饮食；最显眼的是一口巨型饭甑，一次可煮三百人食。
此寺方丈据说极为富有；其私室款待密友，陈设奢华，配欧式家具地毯、餐具美酒，墙上挂画，其中不乏有伤风化者。
另一大佛教寺院是华林寺（Flowery Forest Monastery），更以五百罗汉堂（Temple of the Five Hundred Gods）闻名，因大殿中五百罗汉鎏金大像分列成行，各具神态。城中另一富甲一方的寺院长寿寺（Temple of Longevity），数年前被愤怒暴民捣毁，据说因僧人不检点激起众怒。佛教影响在许多方面依然强大。丧葬中可见其象征；沿江河运河每一渡口、大小桥梁尽头、有时船只入口处，都可见此铭文——南无阿弥陀佛（nam-mo-o-ni-to-fut）——即向西方极乐佛的祈请。其经忏在疾病时广为使用。儒者通常轻视此教，问及时常出恶言；但同样嘲笑佛教仪式教义的人，生病时也会诵念他们曾取笑的经文，或出于习惯，或更可能是迷信其灵验。
讲道传教早已不是此体系的显著特征。它迎合流行欲望以保声望：强调善功的功德与僧人的神奇法力。所谓善功，是指向寺院布施、向僧人行慈。它诉诸对道德报应的恐惧，强调灵魂转世之说，借此牢牢控制人心。
尼姑与僧人在智识上不相上下。她们住在分开的庵院，常被请至百姓家中作特别法事。她们如僧人般剃发，穿深紫色布衣。
最受崇拜的神祇是观音娘娘。许多专祠为她而立，她的塑像在百姓家中最多见。她是他们心中的慈悲化身，有时被塑成八万四千手臂，引导迷失无知者。她的名号属性揭示其魅力所在，也表明百姓对解救的渴望。一为送子观音，其祠前求此大恩者人山人海。
佛教的道德律，与儒家相比软弱无力。它纠缠于僧侣主义、转世之说及其他迷妄。实际生活中信徒并不守戒。它的道德高于多数体系，教人克己，教人看破世事虚幻。说佛教全然是祸害，或许过甚。它多少教化过一些野蛮部落，也不乏慈悲的功课。但善多在理论而不在实践。它显著缺乏对受苦人类的慈善：除供养僧人外不劝布施，无医院、无孤儿院、无贫民收容所，无学校或任何慈善机构。它为鸟兽设庇护所，养猪至老死，还为圣猪正式安葬；它收养从屠刀下救出的龟鸡，却对受苦的人类无慈悲可言。它在另一大考验上也显著不及格：它不给妇女以希望，除非她们指望来世投胎为男。它让妇女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原地，未带来解脱、提升、安慰或希望。
人们常把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比较，据此论证佛教特别适应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而基督教全然是异物，不可能得胜。这种论证与推论极不公允、不合逻辑。考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一事实赫然在目：它进展缓慢。它在皇家庇护之下来，由数十、数百、后来数千传教士传播，三百年才获得普遍承认，六百年才在广义上成为流行宗教；而它到来时已面目大改，许多重要方面几乎认不出是传到锡兰与缅甸的同一宗教。它吸纳了许多与其体系相悖的东西，采纳已受崇拜的偶像，列入其神系；它不仅容忍祖先崇拜，更全盘采纳，在每座寺院为历代开山与方丈立祠。尽管如此让步改易，仍经三百余年才得胜。那么，以此比较论证基督教必败，有何力量？我们尽可对比两体系，表明我们宁可不给他们掺假不纯的基督教，也绝不给；我们尽可表明，佛教迎合纵容既存的虚假体系，基督教则持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要求在如此不同的境况下，至少给基督教双倍的时间；但我们只要求给两者以同等的时间——不，给基督教一百年，佛教三百年，我们愿听凭结果。
另有一比较。公元六十八年岁末，第一位印度传教士抵达中国京城，据信是应天启而来。他觐见皇帝——此荣誉只属最高官员——被安置于白马寺（White Horse），——因护送他的使团自喀布尔（Cabul）一路骑白马而来，故名——并被立为大帝国君主的灵性导师与教师。十三年前，两位传教士应神圣呼召，渡海而入，成为到欧洲（Europe）大陆的第一批基督教教师。对比保罗（Paul）与西拉（Silas）所受的接待与这位佛教教师在中国的接待：他们在腓立比（Philippi）城受鞭打下狱；对比两传教的结果：佛教以寺院庵堂遍覆中国，以无知懒惰的僧侣充斥大地，以无数迷妄束缚百姓；而基督教在同一时期以教堂、学校、医院及各类慈善机构遍覆欧洲与美洲，恒为学术与一切智识进步之友与庇护者。两体系已在中国相遇，基督教的使命便是修复佛教造成的荒凉，给百姓以他们渴望却向幻想之物徒然寻求的同情与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