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与教育并肩而行——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个为受苦的人带来抚慰现今痛苦的良药，一个为愚昧的人带来知识以确保长久的福祉。广州医疗差会的历史，是一部克己奉献、无偿服务的光荣记录，给成千上万身患若非如此便无法得治之疾病的人，带来了数不清的恩惠。
目前的工作集中于那所大医院，每年就诊的病人有时多达两万余人。现行的组织体制始于一八三八年，当时在华外侨群体在郭雷枢（Colledge）、伯驾（Parker）、裨治文（Bridgeman）三位医生的提议下，联合成立了中华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工作的日常经费得到保障，条件是主持医生的生活供给不依赖该会。在此基础上，该机构逐年扩展，影响日增。伯驾医生是它的第一位医生，多年服侍络绎不绝前来就诊的病人。因他的缘故，医院赢得了声誉，在不断更替的外侨群体中获得了慈善事业上的坚实支持；公道地说，那些商人和其他人，深知自己在生意上从中国人那里得了好处，每当医院募款，总是慷慨解囊，为医生开展广泛而重要的手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使他不感到捉襟见肘。
在其发展历程中，它先后并入了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该院在合信（Hobson）医生主持下曾成就斐然——后来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的医院也与之合并；伯驾医生离任后，整个机构交由嘉约翰（Kerr）医生负责，他三十年来把毕生全部精力倾注于这一慈善事业。在他明智的管理下，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得到发展，如今医院、施药所和医学院三者并举，工作积极而高效。
上次战争结束后，一处位置极佳、紧邻长老会差会产业的大片地产被购得，价值极高。医生住宅、宽敞的病房、配药室和礼拜堂相继建成，此后又随机构发展的需要不断添建，如今已有五排坚固美观的建筑，其中四排专供病人住宿。最后一排为两层楼房，设有专为较体面病人准备的病房，付少量租金即可住单间。建筑方面最新添置的，是建在旧礼拜堂原址上的一座宽敞大楼，也是两层，上层更为宽敞，作为本土教会的敬拜场所，可舒适容纳六百多人，据称是华南最宏伟的华人新教教堂。下层是较小的礼拜堂和门诊接待室，每天为住院病人举行聚会，施药日则为门诊病人举行特别聚会。宽敞明亮的手术室、讲堂和实验室占据了底层的其余部分，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药品和器械品种齐全、数量充足，足以应对前来求治的各种疾病。医院的中文名字叫"博济医局（Pok-tsai-ye-kook）"，意为"广施博济的医院"；它作为城中一处地标，比它所在的"仁义大街（'Great Street of Benevolence and Rectitude'）"更为人熟知。它是广州的一大景观；每逢文武科举之期，远方的士子成群前来参观。在四十六年里，它流淌出一股从未间断的实际慈善之流，循着众多支流，几乎渗透到全省的每一个角落。过去的统计显示，在嘉约翰医生主持的二十九年里，门诊病人——即在施药日来就诊但不住院者——共五十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人，另有住院病人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二人，合计五十三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人得蒙救助。同一时期施行手术二万二千一百三十九例，种痘七千三百九十九人次。自医院创办以来，门诊病人总数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人，住院病人至少三万人。
与中心医院相连的，还有内地的分院，设在四会（Sz-Ui）、连州、虎门和海南，过去一年就诊约六千人次，施行外科手术二百余例。统计数字通常枯燥无味，但在这些事上却充满生命。这八十五万病例中的每一例，都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带着痛苦而来，大多带着得治的喜乐而去。苦难的总和，加上无知和本土庸医误治的加重，令人触目惊心。唯有日复一日目睹蜂拥而至的人群，才能对这揭示出的巨大悲惨与痛苦有真切的概念。他们来自各阶层、全国各地，身患血肉之躯所能罹患的一切疾病。所治疾病的目录，与欧美医院所治大不相同。他们的食物、气候条件、生活习惯，造就了特殊的病型；这些，加上代代相传的遗传病，构成了一份这片土地特有的病名录；医生在本国虽已打好医学理论根基，也熟悉本国常见病型，却必须通过实际观察，学习这新的一大批疾病的表现与机理。
眼病极多，多由日光、烧柴草做饭的烟，以及理发师爱在顾客眼睑上挠痒的恶习引起或加重。白内障、睑内翻和各种眼炎最为常见。皮肤病种类繁多、令人痛心，肿瘤、各种结石、骨坏死和数不清的慢性病接踵而来，有的需治疗数月。
若把就诊者分类，男女比例约为二比一；有士子、商人、农夫、衙役、僧道；贫富皆有，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全国各地。医院如其名字所示，对所有人免费，床位和医疗照护不分阶层一律提供。门口收少量挂号费，每位病人自备伙食和铺盖，极贫者除外。他们带着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行李前来：有的提着锃亮的皮箱，有的背着说不清是什么的破布包，米袋是每人行囊中重要的一件。常有某几个地区的病人连续数月成批而来，都是听说了某位乡亲邻里得治的消息。他们来时病情往往已到晚期，几乎毫无治愈希望；有的还指望医生为他们行神迹。眼睛已经烂掉的人来求赐一双新眼睛。一个小姑娘因受冻染病，双脚脱落。脚被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带来，请医生再给接上——面对医生行过的奇妙医治，这事全然不可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她得到照料，直到受伤的肢体痊愈，然后被托付给香港几位热心的女士，在那里学习家务和基督教知识，如今已是一位卫理公会传道人的贤慧妻子。缠足的习俗成了遮掩她残疾的屏障，使她看起来不过是一位身材矮小、脚特别小的妇人。
病人不愿接受手术，有时成了医生工作的障碍。长肿瘤的人来求治，听说必须切除，便说："给我药吃，别动刀"；或说："我得问问我娘，她嘱咐过不让医生割我。"这源于他们怕残缺身体，恐怕将来转世永远缺了重要肢体。不过这些只是例外。他们通常是很容易手术的病人。他们的神经不甚敏感，在氯仿麻醉下，最复杂精细的手术都可安全施行，病人每次都能很快从麻醉中苏醒，不会出现神经衰竭。 人民极度贫穷，从许多人病只好了一半就回去做工做生意可见一斑；而多少人因缺一块钱的路费，忍受多年本可在医院几周内治愈的痛苦。他们的无知迷信也常令人痛心地显露：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土法，常把土药和医生的治疗混用，医生一转身就举行异教仪式。见过妇女抱着患某种病的孩子，点燃一堆纸，把孩子从火焰上荡过去，以驱逐恶灵。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医学。他们的医生多是草药郎中或炼丹术士。整个体系纯属经验主义，虽也偶得一些确有价值的药方，但他们不懂解剖，不懂医道的基本原理，大多只能算一群庸医骗子。阿伯郝（Abbé Huc）的趣闻——他求诊于一位名医，被告知火性压过了水性，须忌肉戒酒，只吃水果喝凉饮；转投另一位齐名的医生，又被告知水性亢盛、火性不足，须好好进补，避开一切削弱体力的食物，以恢复体内平衡——在今日广州依然适用。某些食物据说性热，某些性凉，诊脉以定宜忌。常见人脸上脖子上布满褐色斑点，像出过天花。那是用点燃的香炷烫的，相信这种烙肤能治某些神经病。牙医的骗术最为露骨可笑。牙痛被说成是蛀虫啃牙根，取出虫便好。每个牙医备有木签，运气好还能弄到真蛆，巧妙地藏在木探针侧面的槽里。用这器械在牙上探来探去，顺手把木签留下，片刻后用镊子从容夹起，展示给病人看是这东西作祟。探刺出血带来暂时缓解；病人亲眼见"仇敌"已被逐出，欢欢喜喜付钱而去。若痛再犯，照方再来，许多受害者从不起疑。
医院的工作以外科为主，对西药的完全信任尚未建立。中国人把医疗分为两科：外科（ngoi-foh），即"外治"，指一切外部敷治与手术；内科（noi-fok），即"内治"，指内服药物。前者传教士医生的极大优越举世公认；后者则尚未完全定论，许多人仍抱着旧药方，其中一些确很有效。旧时的迷信恐惧仍残留着：怕在这慈善的外衣下，暗中给服了什么符水药粉，施了魔法害人。这种暗藏的猜疑，有时被士绅趁机煽成公开敌对，如最近在梧州浸信会差会发生的事：他们的医助被诬散布毒药和魔法药粉害人惑众，结果遭到暴力袭击，站点被毁。
广州医疗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妇女就诊者众多，约占总数三分之一，自医院创办以来已治近三十万妇女。与所有病人一样，她们大多来自贫苦阶层，但绝非全部；富家妇女——商人、店主、士子、官员的妻女——不断前来，常以捐款表示感激。对妇女的接待和专门治疗有充分安排。设有与男病房完全分开的病房供较贫苦者使用；有能力付费者可住单间，清静不亚于自家。女护士照料她们，学医的妇女作助手，负责记录病例、按方配药。倪医生（Miss Dr. Niles）小姐的到来，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使医院这一部门更臻完善；除危急病例不再需要男医生在场，解除了最讲究的中国仕女求治于西医的最后一重顾虑。
医生身边有一支得力的本土外科助手队伍，由嘉约翰医生亲手培养，有的在特定方向造诣精深。做白内障手术，苏道明（Dr. So-to-meng）医生几乎无人能及。他手稳刀准，几乎例例成功。每年经他手的数十例中，极少失败；偶有不佳，多因病人不慎，与术者无关。另一位专治睑内翻，病例丰富。论手术之精巧、疗效之持久，罕有人及。其他人各有专长，协助得力。截石术和卵巢切除术这样的大手术从不交本土医生，尽责的外科医生不敢为给学生练手而拿宝贵生命冒险。嘉约翰医生在前一项上的造诣，有八百五十例手术为证，一年中有时经他手达七十例。二十人中十九人痊愈的高治愈率，是他精湛医术无可辩驳的证明。仅凭这一项的成就，就足以使他跻身当代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之列。
医生在本地人家庭中的出诊应接不暇。总督请他治跛脚，知县请他治痈疽，盐运使请他看家人，小官们请他为自己或朋友解除病痛。富户人家常有信使飞驰而来，请他救妻子或女儿脱离鸦片中毒之死，或其他危急。有时乡下派船星夜来接；这类出诊最大的遗憾是，请得太晚，往往已无施展医术的余地。除医院的日常工作，有时也下乡巡诊，在大镇或集市中心各住几天。那场面人山人海；在庙前或临时搭的棚下施药，数百人得治。聚集的人三教九流，排队受诊的奇人异相独此一家。多数人彬彬有礼、满怀感激，但也有反例。一个干瘦猥琐的家伙会挤过人群，手里拿着瓶子，嚷道："洋鬼子，给我点药！"好心的医生温和地责备他的无礼，灌满他的瓶子；体面些的人则异口同声谴责他不可饶恕的无礼。有的无赖被偏执无知的士绅利用，会去砍那简陋棚子的支柱，让棚子塌在医生头上。这种情形下只能做最简单的手术；人们会突然掀起一股拔牙热，地上很快铺满一堆杂七杂八的牙齿，够一个游方牙医发财。
医疗传教士的目标，不只是救治求诊的个人，更要为真正的医学奠定基础。为达成这一最重要的目标，他在行医之外另设两项工作。第一是培养学生，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嘉约翰医生一生中教过数十名学生，三十人学完全程、领了证书。其中几位成了名外科医生，至少一半在普通行医中做得很好，闯出了名声和家业。学生学业不精也带来不少麻烦和烦恼。对本土医生要求的知识经验本就不多，许多人学几个月就自认出师，在内地某镇挂牌，自称洋医生门生，招徕不少病人。这些江湖郎中的无知自大贻害不小，西方医学的真面目和益处被他们的虚假宣传所遮蔽。现行的教学计划要求：至少三年不间断地听讲——临床课和普通课——期满由主讲之外的合格医生一人或数人严格考试。修完规定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能力证书，推荐为合格医生。为教这些医学生并普及一般医学知识，编有标准著作的译本和原创著述；其他医生在这一著述领域的成果也被采用，每位学员人手一册。在这一专门领域，嘉约翰医生发挥了特殊才干，著有：《化学》四卷、《药物学》两卷、《理论与实践》六卷、《眼病》《皮肤病》《诊断学》《外科学》《梅毒》《绷带术》《卫生学》各一卷，《生理学》三卷正在付印。他以医院的实际工作、数十名学生的培养，以及这二十多卷宝贵著述，为医学在中国奠定了深厚基础。这些辛勤多产的成果，将永远作为他医术、精力和奉献精神的光荣纪念碑。
医院的宗教工作由长老会差会主持，原则是：哪个差会派医生，就由哪个差会掌管一切宗教工作。医院紧邻差会住宅，监督管理极为便利。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前来的人领会基督教真理的重要。治病的慈善工作被显明是基督教的果子；人们在得身体医治的同时，被劝接受更大的属灵福分。一般说来，得了身体医治的人更容易受宗教感动。通过特别聚会、传教士在女传道员协助下不断巡视病房、散发适合他们理解的书籍单张，真理被带到他们面前。每年有十二至二十人公开认信基督；另有许多人回家时已完全确信基督教真理，只是因亲友反对未能公开认信。内地的分施药所由医疗传教士监督，是安抚民心、为更直接的基督化工作开路的有力工具。在海南尤其如此，那里的工作已超出孤身一人的医生的能力，人们每天成百上千地涌来。 邻近的佛山城，卫理公会差会（Wesleyan Mission）办了一所医院，正在那人口稠密的中心发挥巨大作用。工作方法与广州相似，就诊者甚众。广州这所医院并非宗派机构。管理机构由驻广州的全体传教士组成——他们依职权为会中当然会员——以及每年捐款不少于十五美元的其他人。由各差会代表和普通侨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会务。每年的捐款名录显示它得到各国人士的普遍支持，帕西人（Parsees）和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同捐助。总督、粤海关监督（Hoppo）和其他高级官员是固定捐助人；商人和官员的特别捐款也时时增益其收入。对前来的各阶层尽量一视同待。戒鸦片烟者有专门治疗，以往许多烟民得治；但他们此后的表现证明：烟瘾虽戒，要抵挡再犯的诱惑，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和极少中国人具备的道德勇气。疗程需十五天；烟瘾之烈，从自愿前来者——许多远道而来——进门时就盘算着如何偷运毒品可见一斑。他们须交保证金担保住满期限，每天被搜身看守，以防私藏或购买鸦片。再没有比这更能证明烟瘾几乎不可征服的了：这些渴望得治、专为戒烟而来的人，竟用尽手段——买通门房或仆役，或路过的货郎——把他们正要逃离的仇敌送到手边。专设一病房收治戒烟者，许多人已摆脱那贻害无数人的卑贱奴役，回家去了。麻风病人也常在就诊者中，多为初发而自己尚未察觉、或指望能控制住的。中国麻风虽不可治愈，但除长期密切接触外并不传染；可缓解，不可治愈。广州尚未像汕头差会医院那样尝试救治他们——汕头那次尝试是成功的。不能人人兼顾；工作人员的精力已用在更有希望的对象上，其做法值得称道。种痘受到特别重视；医院开创的工作已被本土善会接过去大力推进，一个季度就派出多达五百名种痘专员下乡。
基督徒医生所到之处都是祝福。他在每个侨民群体中都不可或缺，照料传教士们的健康；他在本土人中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在他的专门工作中，常有许多光明温暖的场面。一个佝偻得几乎对折、身患恼人疾病的贫苦妇女来到医院。听了几次福音，真理开始照进她心里；她领悟过来，喊道："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我从不知道有爱我的上帝，为我死的救主，我可以去的天堂。"她成了快乐喜乐的基督徒，不顾自己的残疾；回到内地八十里外的家，她为基督真理作的见证，使她的公公、婆婆、侄女、表亲不久都成了基督徒；如今她的本村已有一个站点。有人来只是为了死去，但十字架的光照亮他们通往坟墓的路；从这些病榻上，许多蒙赎的灵魂已振翅飞往那美好的天上世界。许多人临别时，特意来看医生、牧师和女士们，说："谢谢你，医生；谢谢你，牧师；谢谢你，太太；感谢耶稣，感谢我所领受的恩。"全国各区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在旅途中遇见传教士便欢喜迎接，作感恩的见证。凡受过医疗传教士恩惠的，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偏执顽固。诚然，许多人坏到无可救药，当面侮辱医生，手里还拿着他慈善的赠物，但我们对这些人不存指望。善果以无数方式显现：偏见消除，友情唤起；把疾病与邪灵相连、送病人去拜偶像而不去看医生的迷信势力削弱；我们宗教无私的品格不断得到证明。
这工作大能的一个显著证据在广州：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办的、与之相抗衡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它主要是一所医院，聘请有名望的中医坐诊。诊金一律免费，药费自理，特别批准者除外。这所本土机构是传教士医院间接结出的果子，成就了许多善事。它因竞争之心而生，创办人无疑想借此抵制那所医院日增的势力影响，但它并未对传教士医生的工作造成可察觉的妨碍，反而帮助了许多中国人。它从医院起步，慈善圈不断扩大，如今开办义学和讲经堂，拨款赈济火灾、水灾、饥荒的灾民，为赤贫死者备棺。传教士医生小心避免不必要的对立，还接受它为死在病房的贫苦病人备棺。没有什么比反对者采用同样的方法更能证明一种力量的了；广州的爱育堂（Oi-Yuk-t'ong），得商绅支持数万美元，是博济医院在广州人民中实际影响力的有力见证。我们从中看到：万事互相效力，为要传播开明的思想，减轻人类的苦难。
基督徒医生找不到比广州这所医院更广阔、更高尚的用武之地。它具备使人在专业上出类拔萃的一切要素，并使他获得真正慈善家的崇高地位。真正的医学一旦发展，将给这个庸医横行的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益处；青年医生的实际培养，将形成新的知识与影响力的宝库；数以万计病人的直接救治，将减轻他们无助呻吟的苦难；偏见消除、敌意化解、友情点燃，为更大的道德与属灵福分铺平道路。迫切需要一位有才干、有干劲、真心奉献的青年人来协助嘉约翰医生——他不遗余力、不顾自己的辛劳已拖垮了健康，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登上他尊贵的宝座，布施知识与医治的恩惠。医生的属灵品格被再三强调：他必须全然奉献，不为己谋；因为惨痛的经验——在广州也有——表明，对金钱的爱和在侨民中有利可图的行医的诱惑，至少有一次胜过了医生的道德勇气，给工作带来严重灾难。
在基督教慈善的大蓝图中，各种机构交织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本土医生多为基督徒，所到之处多少都做布道工作；许多本土传道人也学些医术，以助他们更重要的工作。开辟新工场时，医生常不可或缺，重要性甚至超过传道人。医生常受礼遇，他的牧师弟兄却被打发走："哦，他也是大人物，不过只是个传道人。"
若能跟踪所有病人回家，听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若能追溯基督教真理的涓涓细流，看它们如何在那些复述病房和礼拜堂所闻教训的人身后渗遍大地；若能收集那些接受真理、回到偏远村庄之人的见证；若能数算藉此开办的学校和站点，以及因医疗工作得人心的那些；若能数算藉医治得救的人——那将是何等宏大的善果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