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抵达的地区极为广阔，人口极其众多；但交通之便利足以应付一切需求，使与几乎所有地方的往来都变得相对容易。全国遍布大小溪流，皆有适合其水情的船只可以通航。稍有重要的地方，几乎没有船只不能到达的；即使不能直达，最重要的地方也可在一日或半日路程之内接近，十分便利。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只有在极少数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轿子或山轿，而且只走短途。就一般实用和适应所需而言，这些船无疑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船有好几种，各有可取之处。这里且不谈本地的客船——那些船在各大城镇之间成群往来。由于乘坐一般不舒适、空间狭小、客舱拥挤，又有感染传染病的危险，传教士很少乘坐，只有当它们直达某处、而到了那里能找到更好的住宿时才用。当我们只有一两天时间，或想直达某个已为我们备好房间的站点时，通常雇用的是马浪（ma-lang）船，即所谓"拖鞋船"，船员三至六名桨手，视潮汐或水流情况，每小时行四至十英里。这些船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快船"。
其形状颇似拖鞋：船头封闭如鞋尖，船尾敞开如鞋口，桨手站在船尾，以一对桨划船，众人齐心协力，同落一桨。乘客躺在狭长渐尖的船舱里的席子上，头下垫着木枕。若行程较长，而速度又很重要，则雇用广州人所说的紫洞（Tsz-tung）船——因最初建造此船之地得名。那是方形平底船，客舱长五至七英尺，高约相同，配有椅、桌、床、灯，布置舒适。船上有一根桅杆，善于扬帆。无风时，船员便用桨、用篙、用纤绳。若我们的路线是溯某些小溪而上，水浅或多急流堤坝，就需要另一种船——专为此等溪流建造的长而低、又窄又长的船，倒也并非全无舒适可言。若我们的目的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把沿途各区彻底走访一遍，那么最宜乘坐的是河头（Ho-t'au）船。这是中国官员从一城迁往另一城时通常乘坐的船，故常被称为"官船"，原名来自制造此船的地区，船员也都来自该地。那是吃水浅的大船，客舱宽敞，尽归旅客使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极为舒适。
乘船旅行的好处多而明显。其一，更便于接触民众。溪流是商业的通道、运输的干线；因此大镇几乎都在河岸，人口最多的村庄都聚集在这些镇周围。船载我们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在人口最稠密处靠岸，把我们直接送到我们最渴望接近的人群当中。我们不必匆匆赶路；船完全由我们支配，愿在某处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把每个机会都利用到最好。
其二，比较省钱。船的租金每天五角至二元，视大小和船员人数而定；不论船上是一人还是六人，行李多还是少，费用都一样。凡在陆上徒步、乘轿或坐车旅行过的人，都会证明此法的优越。当每个旅客都要单独雇车，行李书籍还要雇苦力时，每日费用必然远高于乘船。
其三，极为方便。船雇定后，便开到最近的码头，把旅客认为舒适便利所需的一切搬上船。船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可以布置得几乎和家里的房间一样舒适。炊事、饮食、睡眠，一应俱全。不必为行李操心；愿带多少带多少。出发时搬上船，直到回来才搬下。书籍和小册子可以带足，以应所到各处的需要。自己阅读参考的书，想带多少带多少，平常或专门的研究不致大受干扰。途中不必为投宿客栈或朋友家而烦心。
船就是我们临时的旅馆，在里面我们不仅自己舒适，还能接待款待朋友。我们免去了与土著乌合之众过密接触的种种不快；不必每天为与苦力和轿夫讨价还价而疲惫烦恼；不会吃不卫生的食物而恶心，也不会染上常去土著娱乐场所的人易得的种种毛病。船通常按天雇用，我们想何时走就何时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各处停留或长或短，悉听需要；一处工作做完，便前往下一处，行船的间隙正好休息，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若是医生，船可作为流动药房，备齐分发药品和施行简单手术所需的一切器械。
乘船还有一个好处：节省传教士的体力。在只能靠长途步行或乘轿坐车的地方，疲劳困苦在所难免，讲道和教导所需的体力在路上就耗去大半。乘船则把这份体力全省下来，实为效率上的一大净收益。每天工作之后，都有一段休息安静的时间，使我们恢复体力，迎接次日的职责。这样我们就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要完成的具体工作上。
船还便于在途中教导本地助手和传道员，或特别关怀那些白天听了道、心被触动、想私下谈谈的慕道者——在大街上或几乎同样公开的客栈里，这种私谈是不可能的。船使传教士能以双方都愉快的方式接待来访的官员、镇上有体面的人，以及本地基督徒。每天都有学习和预备的机会，使他无论面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听众，都能带着更清晰更新鲜的思想出现，在各方面都大增效率。这种节省体力十分重要；一个人从内地积极工作回来，完全可以像出发时一样精神抖擞，回到城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天都不耽误。这种旅行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比起陆路旅行，它较少感染时常流行的传染病的危险，也较少遭遇强盗。船是一座堡垒，通常备有枪支弹药；船是船员的财产，他们随时准备保卫它，不受任何攻击。许多地方的河流有海盗出没；但这些游荡之徒通常很谨慎，除非确有油水可捞，极少动手。传教士身上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他们抢，即使抢了，也只会留下追查贼人的线索，所以传教士极少、甚至从未受骚扰。白天遭袭击在任何情况下都极罕见，夜间也很少行船。傍晚船夫通常把船靠到巡船旁边——主要河流上每隔几英里就停着巡船——在它的庇护下抛锚。旅行中真正的危险，只有夏天的烈日曝晒和低洼地区的疟疾。前者小心即可避免，后者缩短在彼处的行程，也可减轻，甚至完全避开。低洼地区大多靠近广州，一次七八天、十天的短途旅行就能做很多事，而很少受疟疾之害。在高地，水清流急，无此危险；在乡间清新的空气中旅行数周，山风拂过水面，吹散数月来在广州闷热潮湿空气中积下的郁闷，真是莫大的舒畅。我们沿江而上，向东、向北、向西，许多地方经过奇美无比的景色——东有罗浮山、西有丁乌（Teng-oo）那样的群山，森林、峡谷、瀑布，林间幽谷、树荫掩映的神龛，蕨类与野花繁茂；连州河那样的河流，穿行于山区，越过急流，穿过狭谷，一连串变幻的景色，妙不可言。论江景之幽美、高地边疆之多姿雄伟、江关山隘之众多广阔，两广（Two Kwongs）之国当在造化钟秀的画册中占一席显要之地。
除了这些远近交通之便，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到民众怎样的接待，以及有什么实际办法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把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教导他们。这纵横全国、使大地如被血脉贯穿、使各处皆可抵达的奇妙水系，以及载我们四方来去的种种异常便利舒适的船，若不能接触到民众本身，对我们所怀的宏大目标就毫无用处。若我们的计划在这方面不能实现，就是彻底失败。那么，传教士行经其地时，民众对他是何态度？是友好、敌视，还是漠不关心？对不同地区的回答会大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似乎是友好的，虽然言语常常粗鲁无礼。他们成群结队出来看传教士、听他讲道，固然主要是出于好奇，但都愿意听他讲，也乐于给他一切方便，让他发书、讲道，直到他嗓子讲不动为止。全国几乎所有地方，进任何城镇村庄都没有阻拦；男孩们一嚷嚷说我们来了——他们总是机警地等着看热闹——人们就蜂拥而出，男女老少急切地围上来，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明白告诉他们我们来访的目的，传讲我们奉差要传的信息。有些地方，传教士的到来受到最热烈的欢呼；他受到尊敬，受到殷勤款待，若愿在镇上住下，还有人主动提供住处。但这样的经历并不普遍。不过，他想讲道时，极少找不到感兴趣又专心听讲的听众。
城镇村庄的居住方式，也大大便利了接近民众。乡下没有孤立的农舍。人们都挤在村子里，房屋一间挨一间地紧紧建造，唯一的间隔是穿行在密集房排之间的窄巷。人们早晨下田，晚上回村；傍晚时分去，正好一次见到几乎全村的人。几乎每个村后都有一片树林，大增村庄的美丽与卫生。村前有一口池塘，有时几口，养鱼，牛从田里回来也在里面洗澡。池塘外沿是一道高堤，不少地方是墙；内侧又有一道墙，隔不多远开个口子，拾级而下，直通水面，村里的妇人姑娘都到这里洗衣、汲水家用。内墙里面是一块五十至一百英尺宽的空地，祠堂庙宇都面朝这空地。窄巷都通向这个场子；从外面进来，要经过两端的门，门上有楼。许多地方村口有大树，干完一天活，在树下歇息聊天，凉爽宜人。
传教士一到，人们就密集地聚在空场上或树下，常常全村都出来。有衣冠楚楚的读书人、村学的先生、士绅人家的傲慢代表，也有劳苦的工人、老老少少的妇女、各色衣着、大小不一的孩子，都急于看陌生人、听他讲话。访问村庄最好的时间是秋收刚过，那时人们比较闲，能接触到更多的人。
集镇的设置是接近民众的另一大便利。极少村庄有像样的店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货物的一般交换，都靠遍布全国、相隔不远设立的集市完成。这些集镇通常是几村联合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的中心，联合办理公共事务。办理公务的公所、免费的学堂（如果有的话）、存放钱财贵重物品的当铺，都设在集镇。这样的镇全国有成千上万。它们定期开集或大市，每十天两三次，日子定好。每逢集日，四乡的人都来买卖，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此时传教士发现全乡相当大一部分人口都聚在面前；他在庙前的台阶上、某公共建筑前，或大榕树的浓荫下——有时也应邀登上公所——找个方便的地方，想讲多久就讲多久。许多人从偏远闭塞的地方来，也许是深山里的小村，平常走访难以到达；但一句记住的话、一本买去的书，就把宝贵的信息带到了这些偏僻角落。而且邻近的集镇把集日错开，互不冲突，这样一天换一个镇，每天都有新的人群，直到把该区的集镇走完一遍。
集市之后是大镇和城市，有些定期开集，但每日的人流总是很大。在这些繁忙稠密的商业中心，总能找到大群听众，乐意听真理。公共建筑前或河岸边的许多空场，足以聚集人群施教。露天布道之后，便是带着书穿街走巷，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不仅走商业街，也走人迹较少的住宅区。我们到来的消息迅速传开，几乎每家门口都站着一群翘首以待的人，急于近看陌生人；识字的，还想买他的书。传教士深入民间，穿行于百姓居所之间，怪事笑话层出不穷。走到某座讲究的房子门前，会见一群姑娘媳妇，脸涂脂粉，眉描细线，头发梳得又硬又光，盘成茶壶形的发髻，小脚穿着绣花鞋，鞋头缀着珠子，挤在窄窄的门口，用手遮眼，怯生生地顺着街往这边张望，想看陌生人一眼。走近时，有人会说："当心！他在看你呢！"她们便大惊小乱地退回去。不过好奇心通常胜过恐惧，不一会儿又出来了。有时传教士被误认为走街串巷的小贩，被围住问货物的种类和价钱。人们模糊地认为凡从西洋来的人都懂医术，便请他做全村的医生。他的衣着相貌都引人好奇；常常有人客客气气地请求："先生行行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头和头发。"答应之后，常引来一阵哄笑嘲弄——原来他头不剃，发无辫。那条人人皆有的辫子没有了，在他们看来，正如在我们看来有了它一样奇怪；旅人走过街道，身前身后跟着成群的孩子，一路喊着："他没有辫子！他没有辫子！洋鬼子，没错！"在店铺里的男人群中、住宅门口的妇孺群中，常有人对我们来访的目的表现出真兴趣。不时有人请我们进店喝茶叙谈；偶尔也有私人住宅的邀请，主人自己想多了解基督教，或想对陌生人表示殷勤。前面说过，我们受到的接待各地大不相同。我到过许多地方，人们十分友好，挤得密密麻麻，争着要书，急得发书的工作都做不下去，问题一个接一个，讲道根本讲不成。这种过分的友好和好奇，总比相反的极端好得多——相反的情形有时也会遇到。在较穷的地区，人们较朴实顺良，接待通常更热情；而在较富较稠密的地区，人们常傲慢无礼。住在广州附近的，一般不如住得更靠内地的友好。
把走遍全国的人的经验和观察所呈现的事实仔细衡量，只能证实这一点：全国完全向传教工作敞开；各地民众传教士都可接近；近处远处的各区要经常彻底地走访，没有值得一提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