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中国人英语，作为传教工作的一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人能否认；不经深思其多方面的关系，也不能断然肯定或否定。这不是近年才有的新问题，而是与在华传教事业同龄的老问题，在为中国人做的传教工作中一再出现——固然每次形式不尽相同，总随民情或时势而多少变化。
在传教工作早期，凡能使传教士与民众关系更密切、或更有利传讲基督教真理的手段，都得利用；教英语就被当作借口——如今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等地仍是如此——为灌输更高的教导，即开路的楔子，为福音的传入预备道路；中国人为了贸易等缘故，也乐于接受传教士的提议。
但在这方面，情形已完全改变。传教士不再需要这种辅助，来配合更正当的工作方法。我们的工作已稳固建立；便利样样齐全。礼拜堂里有听众等着；学校里挤满学生——即使不教英语；新的工作园地不断出现。我们现有的机会还远未充分利用；所以根本不必把教英语当作诱饵，来博取民众的好感或增加工作的机会。若问题是"我们做传教士的正当工作，需要教英语来帮忙吗？"那会毫不犹豫地断然否定。
从中国人方面看，此事的重要性也大变。起初，懂英语的好处，明白欣赏的人极少。多数人认为学洋人话是浪费时间，对这种本事嗤之以鼻。没过多少年，至少中国商界，尤其是与洋人有往来的人，看出了这种本事的大好处，学英语又添了一把火。随着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需求增加，他们的身价水涨船高；许多有闯劲的青年发现，被藐视的洋人舌头竟是金钥匙，开了门，送他飞黄腾达。
这需求使香港的官学至今挤满学生；使在广州教英语至今是比较赚钱的职业。中国人就这样，从愿意进免费的教会学校、为学点英语而接受一点基督教真理，走到了如今愿意付费、且往往付高价学英语。但他们至今只为利动；纯粹从生意眼光看，愿花小钱，图将来赚大钱。这等人对语言本身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从文学角度得什么益处。我想，这大体就是直到最近中国人对学英语的态度。他们的感情多半是图利；是银钱的问题。学英语花的时间金钱，是投下去的资本，指望在生意上赚大利润。当然有例外，但大体上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态度。若至今仍是如此，将来也很可能是如此，那么就传教而言，问题就好答了。我们做传教士的，不该去办商业学校，或认同一种纯粹由图利之心发起维持的工作。若问题只是"我们要不要帮中国人学英语，使他们更善于和洋人做生意？"简单断然的一个"不"字就解决了。
但时势的迹象，连最粗心的旁观者都看得出，这问题比上述看法宽得多。许多人都看得出，中国人如今对英语知识有需求，与商业无关——不只是会读会写；乃是为在寻求真理上占优势。这需求有两面，为方便可称为政治面和科学面。政治面指政府及其官吏，对内对外。设立驻外公使馆、多城设领事馆，是公认的一大进步——与数千年旧俗彻底决裂。若维持下去——无疑会维持——大概会建立专门的外交职系，任命训练合格的官员充任。其中懂英语大概是重要条件——不是肤浅机械的懂，而是足以或深或浅、随需要深入外国历史、法律及一般文学的懂。在目前局势下，这方面很重要；中国与邻邦关系越加密切稳定，会越重要。
更重要的是科学面：英语是把西方科学——理论与实用——传入中国的载体。对这种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求知精神觉醒的证据很多。过去有零星的独立之士，思想独立，敢走出老路，不耻向外面"蛮夷"求助。这些人正成为核心，聚起更大的队伍；他们渴求活的事实的知识，不要陈腐的理论，要把研究推向科学与哲学的高境。中国的极端保守已拖累她太久；她撑不了多久；进步的浪潮拍打她的海岸，她不能永远抵抗。凡愿她好的人，都该为这些动向和迹象欢欣。那团过热的保守主义里，有不安分的因素在动。岁月在其上结的硬壳正在几处破裂，生命进步的迹象开始显现——即便在这看似已死、成了化石的民族身上。我们相信中国有光辉的未来；相信她将来还要像过去一样，站在列国前列；但这之前，思想理论必有一场彻底革命。已有革命的预兆。这革命要靠真理的传播完成——宗教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两者须并行，变革才完全。但如别处一样，这里也无疑是：世俗科学与真理，比宗教真理更直接有力地打动多数人的心。现在似乎到了时候，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大大有益于基督教传教事业、怀着对中国读书人的心产生良好影响的公允希望，着手给他们那为充分准确了解当代哲学科学真理所必需的英语知识。这问题不能当作不相干推开；它当得公平有利的考虑；如在福州（Foochow）、上海一样，在广州也当得热忱肯定的回答。特别的理由催促这肯定的回答。
第一，它今日的面貌与过去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不只是老问题重述，很多方面是全新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更宽更重要的高等教育问题——帮中国人获得西方科学和一般文化知识的问题。它使我们接触一班学生，他们来的理由我们都能赞许。旧的一班——只为图利来学、把英语当生意本钱、学了好多赚钱的——至今还来，也许人数比从前更多；但此外还有这一班，更好，更有希望；是真学生，不为图利，乃以近乎别国有识之士的精神求知。他们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自然哲学的学生、文明技艺的学生，多少有求真求实之心。比起在中国通商口岸得势的那班鄙吝贪婪图利之徒，他们是更有希望的材料。与此紧连、某些方面相同的第二个理由是：在聪明的中国人中间，多少有一种为知识本身、为借英语汲取基督教国家的智慧与实用真理之宝藏的便利而求知的愿望。中国和别处一样有进步之士，有独立思想的人，有眼光锐利的人；他们知道欣赏——即使口上不承认——西方学问的高明，也深知自己许多理论方法的荒谬幼稚。过去几十年与洋人往来，开了与外人有关系者的眼界，使他们觉得自己在多方面远落后于世界。许多人的民族自尊被激起，起了效法别人之长的可嘉之心。这些民间的思想领袖知道必须做点事，赶上列国；而第一步，是在知识和一般见识上与别国平等。他们开始看到真理、尤其是科学真理是普世的；不是某国某等人的私产，人人有份；从最便的来源求取，不损国家或个人的尊严。这是打破长久围困他们的排外藩篱的一大步。他们对境外一切的特殊无知，使他们如今觉得需要更好的东西时，特别无助，依赖别人。他们有足够的洞察力，看出英语是各种知识的大宝库；懂了它，要什么几乎都有；所以他们中间多少都有学英语的愿望。这好处越为人知为人赏，这愿望越广。许多人心里已是定局：那笨重、矫饰、衰朽的现行方法，不久必让位于更妥善实用的方法。
也值得注意：带头倡导此变革的人，也主张开明的对外政策，引进博雅之艺，按西方标准办博雅教育。许多人预见，中国近未来的杰出有影响的人物，必是有此博雅教育之利的人；许多人的心声，借我不久前谈及此事的一位知名学者的本乡话说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胜于做翰林院（Hanlin College）的一员。"此等言论是未来的预兆。看得懂时势所向的人知道要来什么，许多人欢欣迎接，预作准备。
若我们对此面的看法不错，决定我们如何行，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我们是挺身出力，帮他们在进步和高等知识的路上向前；还是袖手旁观，让他们自己摸索？有人说这在我们职分之外；这学英语的愿望不是在我们传教工作中生的，是外来的。某种意义上或为事实；但情形是：他们在某方向需要帮助，或至少会感激；我们有能力给。给了，不是在鄙吝无情的心上浪费气力，乃是与聪明进步的人打交道——他们将来执掌权衡，能百倍报答我们的劳苦。既有理由相信有这为我们不能不欣慰的目的而学我们语言的可嘉愿望，明智之举是给此事应有的关注，若可能，创设一个计划，帮他们一把，借此对中国进步之心施美好的影响。
许多人看来的另一个有力理由是：我们现在不做，中国人自己会做，办起机构，把传教士和一切基督教影响严严排除在外。如今他们办的学校书院个个如此，我们也无从合理地怪他们。若学英语的愿望真在增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增长——若此知识的好处真如今看来之大，则他们不久采取有效措施教此语言，毫无合理的疑问。不是他们特别爱说英语的人，或觉得这语言本身特别美，乃是为获得科学和实用技艺的知识——这正是他们如今的迫切需求。已译成中文的科学书不能完全应此需求。那些书就其所及是好的，但译者吃大亏——缺一套完整统一的科学词汇；即使术语经共同商议定下来，许多也让普通学生莫名其妙。况且现代科学的全部广度，岂是几本教科书装得下的。看到医学书、科学书、机械书、政治经济学书、国际法书在民间如此畅销，足证他们的求知精神，可喜。但这些只给个滋味；求知的心从这些书得的滋味，只激起学更多的愿望。这求更全的知识、更完全的训练的愿望，会发明满足它的办法。但中国人动得慢，还没看清路，大规模为此办学的，还没有。北京同文馆（Peking University）及其分馆，办得再有效，也不敷用。送青年出国受训，是向更广的未来看的一步，但足够的安排还没有。但他们必会走到那一步。科学真理既存在，必会传入中国读书人中间；那一天会来：全国遍设书院大学，按我们本国的理解给博雅教育。
眼下的实际问题，都集中在教英语的问题上；成熟的商议，已在至少两个重要中心建成书院，以此语言为教育媒介；人们对它们的欢迎，证明创办者对教育需求的看法不错。许多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其他问题，与此等事业密不可分，随这些计划的修改发展，得到或多或少满意的解决。现在似乎是吉时，在最广的意义上奠定真学问的基础；凡以正当手段谋国民普遍开化的运动，都当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