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来的匆匆过客，或在南方各城长住短居者所见的广州传教事业而言，我观察到他们的感受或信念有三个阶段，他们的头脑在研究这个题目时要经过三个渐进的步骤。对于初次到访华南人口稠密地区、想寻些传教事业所成之工的显著外在印证的陌生人，他最先涌上心头的，多半是失望和惊奇——惊奇于他以为的毫无成果。他读过传教工作的记载；从官方记录中，他知道传教士和本土助理的人数，以及所报的数千归信者；但他一上岸，穿过那些大城狭窄拥挤的街道，却看不见所成之工的任何证据。除了高耸于一切之上的法国大教堂（French Cathedral）的尖塔，没有教堂的尖塔凌驾于低矮的屋脊之上；他遇不见成群的儿童往来于基督教学校；所见的却是偶像崇拜大行其道，迷信与堕落的证据在在令人痛心。他看着这不受遏制的异教洪流，却看不见那也在流动的基督教影响的清澈溪流；他的心便沉定在这感觉上：成果被夸大了，其实成就甚微，甚至一无所成；若他停留短暂，又没有了解正在进行之工的门路，他多半会带着广州传教事业失败的不幸定论离去。我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许多、甚至大多数欧美来的旅人，只得到这第一印象，出于无知或不愿，从不超越第一眼所见的表面。
停留较久、研究较深的人，往往进入对这题目的第二阶段思想。他们走进百姓中间，对百姓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道德状况多少熟悉起来；他们看见迷信的权势、百姓的深重无知和可怜的堕落；他们得知百姓对基督徒的风俗道德所有的虚假、在许多情形下可怖的观念，以及即便是较开明者对福音作为外来之物所有的骇人成见；绝望之感便袭上心头，他们深信：传教士的努力无论多么善意、多么热切恳挚，他们的事业是没有指望的。在他们看来，要撼动中国人这般道德与灵性死亡状态中的群众，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人，尤其在从事外交和商务的人中。
然而还有第三阶段，真心关怀同胞福祉的人无不达到。他们一打听，便很容易找到传教士，很快熟悉了正在运作的各大机构。他们得知各教会，其中有些在人数和旺盛的生命力上，可与别国的教会媲美；他们得知数十间礼拜堂每日开放讲道，数十间男女学校，数千学生在读，医院每年诊治的病人以数万计；他们得知福音在数千中国基督徒生命中的实际大能；当这葡萄树旺盛生命的证据——这葡萄树是上帝亲手栽种的——以及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影响被看见，尽管有种种困难要争战，涌上他们心头的，不是失望惊奇于所成之工的微小，也不是绝望于无望的前景，而是惊叹与感恩：竟成就了这么多，前途竟如此光明可喜。
教会对所成之工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或匆或缓地走过她差会所设之地的旅人的报告。这些旅人每年大批到来，许多情形下只对经过的城市乡村匆匆一瞥，便自以为是关乎各题目的权威。
"你在广州见到传教工作的一点什么了吗？"
"哦，见到了；我的向导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说得很溜，告诉我那里有些他称为'Joss-pidgin men'的人——这是洋泾浜英语对传教士的叫法；但从他的叙述，我推断他们没做什么事。"
"你见过这些传教士中的一位吗？"
"没有；但轮船的船长告诉我，百姓都笑话他们；说他们今天给一个人施洗，明天那人就因偷窃被捕了。"
"你见过他们的学校或教堂吗？"
"我想他们没有学校；我见到的唯一教堂就是法国大教堂。想起来，我倒去过一家医院几分钟，那里有一大群脏兮兮的人来取药，我巴不得赶紧离开。"
这就是他们熟悉传教工作的一个标本。流传甚广的虚假报告，根子多半在无知。他们只有几天的工夫；自然想着多看城里的庙宇、古玩店和作坊，少想着研究传教工作。若他们不自命为权威，无人会抱怨。他们拿问题缠着轮船船长，而船长在这题目上只比他们略懂一丁点儿，却满肚子都是各样传闻和丑闻，其中百无一有丝毫根据。他的职位很少容他有工夫进城；他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道听途说，偶然抓到一个实在的事实或工作的真实记载，也多半是十五二十年前的，早已被抛在后面，在工作的飞速进展中远远落在后面了。
经人介绍到某家洋行，旅人向主人打听，主人往往比轮船上的人也开明不了多少。他与土人的往来，仅限于他的买办、他的丝商茶商，以及因生意上门的人。他进城的游览，走不出这些商人的店铺，或偶尔到大庙一游，或到城东的白云山（White Cloud Hills）一游。他路上也许经过一两间礼拜堂，却只知道门口通常有人进进出出，里面有许多人坐着听一个人讲话。雇了个职业向导——他能找到的最不可靠的人——所供给的是一堆事实与幻想的杂烩，全无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要知道商务的状况，该去找商人；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确切关系，该去找外交代表；要知道传教工作的事实，该去找传教士本人，或深知此道的人。大多数外侨，全神贯注于各自的生意，对传教工作全然漠不关心。有人断言，我也不怀疑其真实：外侨中传教士圈子之外，进过传教士的教堂或学校的不超过六七个人，对传教工作的实际运作略知一二的不超过十来个人。这话不是抱怨或谴责他们的行径，只是陈述一个不常被记在心上的事实。他们不在能知道的位置上，因此不能对这事业的成败作出明智的判断。极少数人怀有敌意，他们表示反感的方式，不是研究事实、揭露这套基督徒工作制度的弱点，而是重复别有用心者散布的一切蠢话，举出个别表里不一的例子，或津津乐道于某个本土归信者的虚伪——那人被逐出教会，恐怕远在他的两面派故事传到他们耳中之前。这种背后中伤和诽谤，是东方攻击传教事业惯用的伎俩，却从不讨论原则，从不比较成果。有些外侨对所成之工确有兴趣，恒常热心支持称赞。摆在旅人面前的看法，全看他落在什么样的人群里；他若是个明白人，像对待别的生意事一样对待这事，就只接受那些对事实的了解足以使他们有权威发言之人的见证。每个船长都有一肚子故事可讲，其中没有一则他有丝毫实据。这些故事已被一再揭穿，却不妨碍他向每个新来者兴致勃勃地重讲一遍。每个年轻的办事员都要对传教事业说句风凉话，这题目他无知的程度，正如他对火星上群山构成的无知。这些诽谤除了暂时的烦扰，并不影响传教士的工作。多数情形下，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在说他什么；听到了批评，也看清其来源，按其所值对待。
对正在进行之事的这种无知，不限于商人和其他在世俗职业中的人，连以临时访客或较长期居民身份来的牧师，有时也不在这题目上使自己知情。一位非传教士的牧师先生，在广州任了三年牧师职，三年期满时，对传教工作状况的无知一如初来。有事访日本（Japan），他作了当地一位传教士的客人，实际接触到主人的工作，便发生了兴趣。回到广州，他大谈在日本的所见，批评广州传教士的行径。仔细一查，那在日本博得他赞赏的情形，广州不但有，而且远为发达普遍；事实是，他从不肯费心去查问学校工作、医院工作，或恒常进行中的十几种基督徒努力的任何一种；他要在故土被视为这类题目的权威——住了三年回来，对情形竟一无所知。另一位从新加坡（Singapore）来的牧师，在广州住了两星期；那期间他竟没有结识一位传教士，没有进过十五间礼拜堂中的一间，没有听说过八十间学校中的一间。他倒是看过刑场，还弄到一个罪犯的头骨作纪念；并宣布要写一本关于广州的书，出自牧师之笔，当然必载传教事业的真实记载。基督徒有这样的漠不关心和故意无知，实在罪无可逭。起码的公道要求他们：在对此等重要事项发表武断意见之前，先从可靠来源掌握事实。
传教士与其他外侨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许多人与他们亲密交好；另一些交往不那么深，也愉快；双方都只有少数人敬而远之。恒常的交往使中国人看出，各国都有好人坏人；虽然还有些人把某些西方来客放荡的生活当作基督教的实际代表，但"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的恒常教导，和信奉者敬虔的榜样，正渐渐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有一件事至今仍是事实：几乎在每一例有人对传教士及其工作表示轻蔑或反感的情形里，那人自己的生活，都不断受到福音纯正教训的责备和定罪。许多年前，达尔文（Darwin）——不能说他偏袒传教事业——对传教事业的仁惠果效作了无保留的判断，并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诽谤传教士的人。以下是他论及南太平洋群岛（South Sea Islands）的著名话语：——
"如今仍有人比科策布（Kotzebue）更刻薄地攻击传教士、他们的制度和所产生的果效。这些议论者从不把现状与二十年前的群岛状况相比，甚至不与今日欧洲的状况相比；他们拿它与福音完全的高标准相比。他们指望传教士成就连使徒自己都未能成就的事。百姓的状况既达不到这高标准，便归咎于传教士，而不为他所成就的记功。他们忘记，或不肯记得：人祭和偶像祭司的权势，世上任何别处无与伦比的淫乱制度，随之而来的杀婴，战胜者不饶妇女儿童的血腥战争——这一切都已废除；不诚实、酗酒、淫乱因基督教的传入已大为减少。航海者忘记这些，是卑鄙的忘恩；因为他若在不知名的海岸遇险，就会虔诚祷告，愿传教士的教训已经传到那里。……与这些议论者争辩是徒然的。我相信，他们因失望于淫乱的园地不如从前敞开，便不肯承认一种他们不愿实行的道德，或一种他们轻看鄙视的宗教。"
我们随时愿服从熟悉事实的公正人士的冷静判断；但对那些不知所云、或无力对此等关乎教会切身利益——她海外传教工作——的事项形成公正意见之人的肤浅批评和虚假陈述，我们表示抗议。
新教差会与罗马教会（Romish Church）差会的关系，目前在理论上比在实际工作中更突出，工作方法不同，接触点很少。自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州的日子以来，罗马天主教差会（Roman Catholic Missions）历经许多变迁，延续至今。他们创始人的政策，给他们整个后来的行程定了调子。他们隐瞒真实目的，获准建造房屋，从而取得永久的立足点。进入肇庆府——当时全省的省会——他们向总督保证："他们终于查明，天朝（Celestial Empire）上国甚至超过它自己辉煌的名声。因此他们愿终老于此，想求一小块地，建一所房屋和一间教堂，好在祈祷、读书、静修、默想中度日，在澳门则因商务永无休止的喧嚣忙乱而不能如此。"这种隐瞒真实目标的方法，历来是他们行事的特征；靠着这样的手段，他们在全省各地都取得了立足点。从肇庆府起步，他们向北、向东、向南、向西扩展。在新教差会传入之前的二百五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工作；但他们今日所显的成功，与所费的时间、人力、财力全不相称。在广州，三百年后，他们的归信者按他们自己的记录是二万人，而新教差会在工作四十年后有七千人，或接近这个数目。
观音
他们用"天主（Tien-chu）"一词称"上帝"，为他们赢得了"天主教（'The Church of the Heavenly Lord'）"之名；而新教徒则举世皆知为"耶稣教（'The Church of Jesus'）"，这区别我们欣然接受。昔日大成功的证据，在许多地方可见，海南（Hainan）尤其显著，那里发现许多归信者及其神父的坟墓，表明曾有大批跟随者，中国的记载也证实，并说他们一度在归信者中有知府和其他高官。他们已几乎从那岛上消失殆尽，今日那里的差会与旧日的在历史上并无关联。在许多地方，他们的人数单靠百姓的自然增殖维持，女孩只许嫁给同教的人，男子则迫使妻子改奉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广州的存在，一眼便知：那座美丽的大教堂，奠基至今二十多年，行将落成。罗马天主教徒以它为荣，中国人却恨它，认为法国人为夺取内地被毁产业的赔偿而攫取这块好地，是明目张胆的不公；那地方不止一次需要卫兵保护，免遭暴民的暴力。神父全省有二十位，都穿中国服装，常深入内地远方。其中有些是热心克己的人，甘愿忍受艰难，一生在为他人劳苦的事奉中度过。他们秘密工作，常使暗昧的手段，从不让百姓或官府察觉他们的目的，直到达到目标。他们没有公开的礼拜堂或讲道所。他们的一位重要成员来找我，求我准他在我的城中礼拜堂讲道，陈述我们教义相合的各点，保证小心避开他们特有的信条。这不寻常的请求所给的理由是：在他自己的教会里，他没有机会宣讲他所信的道理。他曾提请神父们注意，新教徒靠着在众多礼拜堂每日讲道的方法，正获得大影响，建议他们在大教堂附近开一间讲道所，好教百姓他们的道理。神父拒绝了他，神父的全副心思都集中在大教堂上，指望它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把百姓变为罗马的信徒；他满腔讲道的热望，便来求我们。他先前运作中所显的他们制度的作为如下：他体格魁梧，头脑好，口才流利，曾在各差会中任事，用他自己的话说，"积了大功德，必保来世得尊荣"。广西省对他们封锁最严，一如对新教徒，江先生（Mr. Kong）被派去打开缺口。他从西南边境进入，到了一座内地城镇，向百姓声称他是福州（Foochow）来的商人，想找一座安静体面的城镇退休养老。士绅成了他的朋友，力劝他在他们中间定居，并作他的代理人，为他购置合意的房屋地基。产业交割一完，他扯下面具，宣布真实身份，叫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又恼又惊。他把这桩交易看作大有功德。
他们接纳归信者的方法也不同，对归信者的要求也不同。圣经不交在他们手里，只给一本简短的问答，背熟了便得接纳。敬拜圣徒和圣像，使从拜偶像过渡到罗马教会的做法变得容易。有例为证：原来的偶像留着，只改了名字：关帝（Kwan-Kung）改为圣若瑟（St. Joseph），观音改为圣母（the Holy Mother）。神父们对归信者行使政治上的管辖，在官府面前的诉讼中帮助他们。这吸引某一类人来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回应这类请求之乐意，显明他们政策的弊端。在我们一个乡间站点附近，相邻村子两族正在争斗。较弱的一方，眼看要输官司，便去求法国神父帮助，说若他肯帮，就入他的教会。他给他们约三十人施了洗，承揽了他们的案子，却无力履行帮助的诺言。官司输了；他们自以为受了神父的愚弄，便立誓报复。一天我路过那地方，遇见一个书生打扮的人，他拦住我问："你是法国神父吗？"我说："不是。""你不是就好，"他说，"那边村子里的人说，抓到他就要杀他。"我向他保证我是传耶稣的道，与神父们无关；又指给他我附近的礼拜堂，他随时可去听耶稣道理的讲解。
在英德（Ying-tak）县，卫理公会（Wesleyans）的人因他们的干涉吃了许多苦头。他们直接间接地作工，要把他们的归信者拉过去，却徒劳无功，只有几个还只是慕道者的被拉走了。他们在这县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官司上帮助信徒的做法，促使传教士们在礼拜堂贴出布告，声明两教会全然有别，不许任何人在官府面前的任何事务中，借用传教士或他任何助手的名字。
但总的说来，因工作路线全然不同，我们很少接触，更少冲突。他们的学校教堂在哪里，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归信者也没有向别人表明身份的义务。这一切，与新教徒自由公开的认信如此相反，以致我们之间很少共同之处。今日他们的归信者，在品格声望上不如早年一些人：那时保禄（徐光启，Paul）、甘第大（徐甘第大，Candida）、亚加大（Agatha）等人熠熠生辉，实在因他们对宗教的忠贞、行善的仁慈，以及他们的崇高地位而令人惊奇。他们中许多有见识的人，已经离开了那关闭知识之门、不把圣经给百姓、向群众隐藏其光的教会，加入了耶稣的教会。早年两教会不断混淆，不但在公文中，在百姓心里也是，耶稣的跟随者到处被称为"天主教派（'the sect of the Heavenly Lord'）"；但如今大多数百姓已认出区别，随着从学校教会广传的光照到百姓，这区别会被认得更清楚。
除非罗马教会改变她的政策，她的道理广泛流行的指望不大。他们既依靠政治权力的膀臂，他们的进展到处都大体上呈政治运动的形状。他们的归信者主要靠政治保护的指望与他们联结，不断把他们带到与官府冲突中。中国官员对这种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置之不理或容忍，但神父手中政治权力的任何普遍承认，是永远达不到的。他们若更多依靠所教的道理，甚至依靠他们自以为的神迹奇能，指望会更大；但在官员面前的保护是所提供的大引诱，这必把他们的成功限在相当小的范围里。
新教徒从他们身上学不到什么，也不必多惧；我们一面钦佩许多献身的人的勇气和自我牺牲——他们深入未知的内地，在那里耗尽一生——一面避开他们的方法，只诉诸最纯正的动机来赢得人归基督，仍信靠：在这些克己的神父所聚集的羊群中，也许有许多人，借着传给他们的不完全之光，已被引到对万有之主，和耶稣——他的儿子、我们神圣的救赎主——的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