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长期居住的问题时，广州的气候就成为重要事项。中国海岸线长三千五百英里，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广州省的海岸。临海使沿海地区的气候受益匪浅：春夏六个月，东南季风劲吹不息，令人振奋；秋冬数月，西北逆风常被北面的山脉阻挡。内陆地区多丘陵山地，无数清澈的溪流和纯净的山风构成了健康舒适的气候条件。广州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可与新奥尔良（New Orleans）相比。它与加尔各答（Calcutta）同纬度，但在健康方面远胜于那座城市。春季的雨季令人不快，漫长的夏季非常难熬。从五月到十月，暑热连绵不绝。阴处水银柱很少达到一百度，但常在九十至九十五度之间，夜间也在八十五至九十度。蚊虫众多，更添暑热之苦。没有避暑山庄，也没有海滨小屋，夏天只能忍受，谈不上享受。从十月到一月，天气美到极致——如同美国的印第安之夏，延长而理想化。冬季很少结霜，但阴冷潮湿的空气使几个月里生火和厚衣成为必需。树木四季常青，花开不败。气候唯一的严重缺点是，冬季不够爽冽，不足以抵消漫长酷暑的耗损，因此每隔几年就需要换个环境以恢复体力。
广州侨民的生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个国家和气候的特殊需要。不可能把美国或英国的家庭生活方式和规矩原样复制过来。凡事都讲求判断和节制。经验表明，学中国人的活法既不明智，有时甚至是自杀之举。早年宣教士被迫住在中国式房屋里，深受潮湿和排水不良之苦，还有许多别的祸害和不适；在饮食和家具上，许多情况下实行的严格节约到头来证明最费钱。疾病的种子就此埋下，强健的体质被摧毁。为保健康而不断调动、许多人被迫离开工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和费用。有了经验就有了智慧；如今所有宣教士都住在通风、坚固、舒适的房子里——与商人的住宅、领事和海关官员的住宅相比，甚至与本国教会附属的许多牧师住宅相比，都是很朴素的建筑。
在家务上，节俭是原则。每家雇佣两名仆人，至多三名，月薪四至五美元，伙食自理；这样每月九美元，一位女士便可免除家务之累，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更重要的事。若拒绝这唾手可得的帮助，纯属愚蠢，不仅带来极大辛苦，还要多花许多钱；几年之内，宣教士很可能因健康不佳而被迫放弃工作。为赢得百姓的尊重，必须保持应有的尊严，让他们看到自己是有社会地位、有修养的人。任何把自己降到与大众平齐的企图，只会摧毁职位自然带来的影响，并招致无数琐碎的烦扰。
某些旅行家曾批评宣教士所谓奢华的生活方式。这种草率的判断很少有事实依据。这些旅行家每年成群而来，有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的都有；广州没有像样的旅馆，他们便住进宣教士家里。在广州住久了，热情好客之风不减；为招待客人，翻箱倒柜搜罗食物，跑遍市场。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餐具也许是彩绘的中国瓷器，在当地最便宜，在别国却稀罕；食物由穿长蓝褂的整洁中国少年灵巧地端上——这些都被客人敏锐地看在眼里。大房间、宽敞的游廊、有树有花的草坪，都被一一品评。住了一周或十天，客人们走了，宣教士却被迫在随后几周实行最严格的节约；但想到唤起的对宣教工作的兴趣足以补偿自己的不便和花费，也就释然了。不料他发现自己被指责奢侈，被说成过着闲散奢华的生活，而实际上他的年收入还抵不上客人们几天买无用古董花的钱。也有人来，大喜看到宣教士住好房子，说这是他们应得的。然而这不是应得不应得的问题，而是必需。他们的健康和效率需要这样。不应追求艰苦和不适，但必要时要勇敢忍受；说广州的宣教士是基督徒工人中最乐于克己、最能忍受身体考验的群体，只要有益处，他们在内地居住和长途巡回布道中不断这样做，这是千真万确的。来访的旅行家中，有许多我们引以为荣能招待的；他们对百姓和我们工作的明智关切，使陪他们游览全城成为乐事；所结的友谊之链不仅把我们个人联结在一起，更加强了把本土教会与其在异教之地的外哨联结起来的纽带。广州的社交之便胜过大多数站点。宣教士住宅沿江星罗棋布，彼此相距不远，社交之乐打破了日常单调。每周的祷告会把各差会聚在一起；主日晚上的联合礼拜由宣教士轮流讲道，吸引了许多普通侨民，促进了众人之间的和睦与亲切。
从基督教国家来的人抵达广州城，第一印象因人性情和热忱而异：有人满心欢喜，终于到了毕生工作的现场；有人则在百姓的愚昧堕落活生生摆在眼前时，感到忧伤、失望，甚至绝望。宣教士在广州的第一年，如同别处一样，在许多方面最难熬。从朋友和同工满溢的同情、活跃的基督徒生活，骤然过渡到一群与他所知的一切全然不同的人中间，他几乎意识不到这变化。陌生和新奇，眼前不断掠过的东方生活全景，俗艳的仪仗和赤贫的穷苦，万船云集、人口蕃庑，店铺生活、街道生活、家庭生活、船上生活无穷变幻的细节，迷人而占据心神一阵子；但低潮几乎必至，是高度兴奋和崇高热忱之后的反作用。这不只是思乡，虽然思乡常有；也不只是为四面触目可见的迷信和苦难而心碎；主要是面对渴望去做的工作却感到无能为力。人就在那里，他们需要教导的迫切太明显了；但他的嘴被封住了。面前横着巨大的屏障——中文，必须攻克。它不能绕过，必须掌握，使之成为接触百姓的大工具；所以第一件事是坐下来，身边配一位中国老师，向这个庞然大物进攻，纯靠记忆积累足够的词汇与百姓交谈。学中文不是儿戏。常说某些语言可以"捡"会，却从没听说谁"捡"会了中文。它捡不来，只能靠耐心持久的苦功——最艰苦的脑力苦役。我有个朋友周游世界很从容，每到一国总能学到够用的词汇。临近广州时，他备了会话手册，准备了几句；但试了一两次就绝望放弃了。有人在广州住了几十年，天天与百姓打交道，却连一句正确的话都说不出。
口语通常先学，要讲道或流利交谈，需要一到三年的学习。几个月专心用功之后，天色渐亮，笨拙无意义的句子渐渐能听懂；但初学者怕出洋相，不敢开口。声调是拦路虎。按罗马字母标出的发音他能学会；但要分辨平声的"猪"（chü，意为"猪"）与上声的"主"（chü，意为"主"），或去声的"至"（chih，意为"全""多"），就成了难事。他会听到那个年轻德国宣教士的故事：他渴望讲道，很早就操练恩赐。听众木然专注的神情让他以为字字入心。他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极尽铺陈，金街、珍珠门和那奇妙图景的种种细节；不料一位听众问："你真要告诉我们，天国的门是猪肉做的吗？"这从崇高到滑稽的急转直下，是因为"珍珠"和"猪肉"发音完全相同。他其实讲出了比他以为的更强的论点；因为在普通中国人心里，一大堆猪肉的前景比珍珠宝石的一切装饰都诱人。这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位好心的浸信会弟兄的经历：他被一群街上追他的男孩惹恼，转身厉声叫他们回家——自以为如此，实际上却用比文雅更粗鲁的语言，命令他们去陪伴那位我们对之在中国的位格和多方活动毫不怀疑的个体。这个小错误是因为他说的是hii-kwai（"見鬼"），而该说的是k'ii-kwai（"回家"）；后者第二音节为平声，意为回家，前者同一音节为上声，意为見鬼。把应用再扩大，有位英国宣教士主持婚礼的笑话：他想说新人结合直到死才能分开，实际上却宣告他们结为夫妇直到第四天；这"离婚容易"的暗示，是因为他想说"死日"（sz'-yat，第一音节上声），却说成了"四日"（sz'-yat，第一音节去声）。凑成一圈，再加一位美国长老会弟兄的经历：他讲"天父"的宏大主题，惊闻人们彼此说："这人讲他的'癫父'是什么意思？""天父"（T'een-fu）与"癫父"（teen-fu）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第一音节送气强烈，后者省略了送气。这些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足以说明，声调从低到高或从升到降的变化，可以改变整句的意思，造成大混乱。
这些困难过一阵子就消失了，不断练习带来准确和流利，常博得中国人的高度称赞。他们不无惊奇地说某些宣教士中文讲得比本地人还好，被他们用词的力度和流利所折服。学会口语只是开始，还有书面的语言，至少要掌握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中国卷帙浩繁的文学宝库。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都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表意的；但与埃及语等同样性质的古代语言不同——埃及语起初用符号和象形文字，逐渐形成了字母——它至今保留了原初的性质，这些符号经过某些变化，固定为现在的形态。新观念的表达在原有符号不够用时，通过累加法造出新字。于是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定形字，每个字发音都是单音节——有人说超过十万，最低的估计是卫三畏博士（Dr. Williams）说的二万五千。每个字都与其他字不同，没有一个能帮助认出另一个的音或义。在《康熙字典》（Imperial Dictionary）中，这些字按二百一十四部排列；部首虽不是字母，对整理这庞杂的字堆大有帮助。部首也能提示字义，但不可靠。古音韵字典中有三百声母，与部首相拼组成大多数字，并提示其读音。懂得字的原始构造对学语言最有用，但大多数字只能纯靠记忆，构造系统或联想能帮上的忙很少。把字记牢的最好办法，是用羊毫笔蘸墨汁按中式写法书写，这项工作大有用武艺术才华之地。汉语语法没有动词变位，没有名词变格，代词也很少用。动词很简单；形容词没有格尾和性的区别。每句汉语的成分按以下顺序排列：主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成败多系于习语，习语加上语言极度的简洁，常使之含混。中国学者不断致力于培养高雅的文风；最受推崇的文风晦涩到一般教育程度的人看不懂。他们的目标似乎是把思想藏到常人够不到的地方。
宣教士若熟悉四书五经（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的内容，准确掌握六七千字，就能胜任一切日常工作。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学呈现出近乎无边的领域，足可耗尽毕生精力，所以几乎没有人敢说全部掌握；连声名最高的本土学者也可能遇到不知音义的字。同一种书面语通行全帝国，以其较简单的形式，成为各地百姓在商务、政务、文学上一切往来的媒介。它如此简洁，又有这么多同音字，以致朗读出来，即使一屋子学者也听不懂；一个人听自己的文章被当面朗读出来，竟可能认不出是自己的。眼睛的帮助不可或缺，读给众人听时必须不断用口语把文言"翻译"成白话。
语言的困难到某种程度克服之后，一个各样才干都能充分施展的工场就打开了。无论专精一事还是多才多艺，都有充分用武之地。浏览各部门便知工作多么繁多。是讲道人吗？宣扬真理的机会简直无限。有教学的专长和志趣吗？广州没有比这更有希望的园地。从挣扎于初级课业的孩童，到敏锐的哲人和雄心勃勃的学者，各级智力和学问都向基督教教育家发出邀请。是医生吗？百姓在等候，他们的病痛是无知的土医束手无策的；而医学领域有当补的缺乏，有乐学的精神，当鼓励仁爱的医生。对女士们，无论作教师、布道家还是医生，数以百万计易于接触的妇女呈现出广大机遇和奇妙可能性的园地。
对有学问的文人，翻译工作和各部门知识书籍的编纂发出恳切的呼召。在这些大部门中，广州都有很好的代表。投入的才干绝非平庸，成就证明了投入的学问和热忱。所出作品若集全，可成至少一百卷好书。翻译工作沿两条线进行，脑力劳作的果实密布其上。一条线是打开中国文学的宝库。首先是编纂词典，其中马礼逊（Morrison）和卫三畏的两部前面已提到。此外还有湛约翰牧师博士的《粤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是学语言的学生极有用的书；还有他编的简明汉文字典，把康熙（Kang-hi）三十二卷的巨著浓缩为三卷，重新编排，查字查引文极为方便。汉译西学的首位是理雅各博士（Dr. Legge）的《中国经典》（edition of the Classics），十巨册，英语读者在其中看到这个民族的标准著作被忠实再现，附作者和编者的简介，以及围绕它们生长起来的浩瀚文学的综览。其次是花之安牧师（Rev. E. Faber）的宝贵论著：《孔子教义纲要》（"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孟子心法》（"The Mind of Mencius"）、《墨子与列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cius and Licius"）。这些原用德文出版，前两种已译成英文。在这些及各种其他著作中，花之安先生把多年深广研究的丰硕果实献给世界，他的每部作品都打着学问扎实、理解透彻、充分把握实际应用的印记。道教、佛教的标准著作和一般文学的翻译已经问世，关于中国宗教体系及中国人各种风俗习惯的原创著作也已编成。这些众多出版物使不懂中文的学生也能充分获得关于这民族历史、文学、宗教和生活的资料。
对宣教实际成功更重要的是另一条线的工作：基督教和科学标准著作的翻译，以及为适应时代特殊需要而编的大量原创作品。规模和重要性居首的是圣经翻译，已出数种译本。这些译本远非完美；但让百姓直接接触圣言至为重要，不得不早出。反复修订正逐步消除缺陷，为一部译文更准确、文体更可接受的圣经译本铺路。随后而来的是根据这些译本的注释书，更充分地开启神圣真理的宝藏。书面语是全帝国的公共财产，一地所编的作品各地可用；在广州编的作品在别省大有用处，我们也受益于别地在同一线上所做的一切。这类作品中，花之安先生的《马可福音讲义》（"Discourses on the Gospel of Mark"）五卷地位很高，因其全面论述基督教原理、文体通俗、实际真理阐发清晰。锡乐巴先生（Mr. Selby）的《基督生平》（"Life of Christ"）洋洋大卷，把我们主生平的事实和教训系统地呈现为可用的形式，将对本土教会大有助益。新约大部分书卷的注释书现已在布道员和其他查经者手中，但这方面仍有巨大的工作要做。数百种小册子和小书已经编成散发，或陈述基本教义，或驳斥特定谬误，或作通俗的呼吁以唤起注意。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受到持续的关注；地理、算术、博物、化学的论著已经出版，与北方差会的作品合在一起，成为一套教育丛书，基督教国家所教的学问几乎每门都有代表。神学、教会史、讲道学、实践本分、灵修作品及其他一般性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导的需要，奠定了基督教知识的基础。
在宗教和教育著作中使用白话，得到多数宣教士的赞成。有人反对，说它不够庄重，有违中国用法；但实际问题是：我们要让知识易学，还是沿用中国自古的方法，让它难到极点。白话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学者、商人、劳工都用，俗称白话（bak-wa），即"明白话"。每项知识都必须译成土话，百姓才能懂。它并不低俗粗鄙。书面语是不说的；对那些主张把圣言译成土话会降低其尊严的人，回答是：每次讲道、每次阐释神圣真理，都必须先把经文变成白话，听众才能懂。争议的问题于是变成：是事先准备尽可能透彻准确的白话译本好，还是讲的时候靠即兴意译好。纯正的粤语方言是全省最通行的；它的习语构造固定，中国人已将其系统化并有限地用于出书。除极少数外，所有词都能用正字表示，少数几个字在白话中的用法与文言不同。这种文体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朗读出来容易懂。在教堂里，用文言译本读经，没有圣经在手跟着读的人听不懂读的是什么；用白话译本读同一章，一听就懂。两者的区别，有人用几百年前拉丁文与土话之用的类比来说明，颇为贴切。圣经译成百姓的通用语言之前，在英国并未成为能力；在广州也一样；白话不是粗鄙无文的土语，而是最有教养的人士之间礼貌交际的常用媒介。基于这些考虑，这种方言得到了培养；由英、德、美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制成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联合译本，确立了良好白话的标准。委员会还吸收了几位学问高的中国学者，他们热心投入工作。结果各方面都令人满意，译本现已广泛使用。甚至有些中国教师把它引进学校，从中学过的男孩背诵经文时理解清楚，令父母惊讶。新约其余部分不久将以此文体出版，旧约部分正在译制中。小学教科书已用白话出版，孩子们学自己能懂的书页兴致很高。《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天亮》（"Peep of Day"）和《马太马可圣经课》（"Bible Lessons in Matthew and Mark"）已用此方言出版。在妇女工作中白话特别有用。妇女们单是读白话译本，常比一些讲道人读文言译本加注释所得的理解更清楚。随着工作在广大未受教育的群众中扩展，它会用得更广，并间接促使文言译本文风更简明，对各方都有莫大益处。两种译本应并用。每间教堂和讲堂都应备这两种译本——一种供应看不起白话的学者，一种以明晰的文体把所求的知识供给谦卑的慕道者。基督教文学的创造是时间的工作；早期粗糙的作品——在当时条件下已是最好——正让位给更透彻、更系统的论著。至今工作主要由宣教士在其私人教师协助下承担；但本土教会的才干正在发展，在文学竞赛的刺激下——优胜者授奖——佳作论述重要题目不断产生。除了纯宗教部门的工作，医学和高等科学的许多卷册已经编成，深受好学之士的欢迎。
与宣教相关的文学园地饶有兴趣、引人入胜。学生面前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万重山峦——经、史、子、集、诗、政、教、小说，至今几乎未被触及。这广大的疆域蕴藏着数百年的独特学问，不受与世界其余部分接触的影响，邀人进入既新且奇的领域；而他面前摆着宏伟的工作：把基督教科学的成熟果实赐给这个古老、隔绝而心智活跃的民族——不仅是现代发现的电灯之光，更是耶稣宗教所阐明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真理的纯洁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