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物的热爱深植于中国人心中，他们活在过去之中。尽管广州及其属地纳入帝国版图相对较晚——仅在两千年前才成为中国领土——但粤东与粤西（Broad East and Broad West，即广东与广西）的人民仍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大举南迁之前，遥指北方诸省祖先的故居，尊崇那些遥远过去发生历史大事的地方；相比之下，近代史实简直不值一提。
若有哪一个民族对过去怀有如此崇敬之情是情有可原的，那便是中国人。他们的史籍记载绵延两千五百年未曾中断；若其经书记载可信，则在此之前两千年，他们的国家生活就已延续，可追溯到民族起源的朦胧曙光。亚伯拉罕（Abraham）蒙召之前，他们已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早期历史与古埃及人同时。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希腊（Greece）、罗马（Rome）相继兴起、繁荣、衰亡；而中国延续至今，历经战乱与革命——血染中国、王朝倾覆——民族特性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与中国走过的漫长岁月相比，欧美大国不过是襁褓中的婴儿。中国人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哲学与文学的经典著作，已传承二十多个世纪。对他们而言，过去不是一堆霉气熏天的故纸、散发着腐朽的窒息气味（正如我们常常觉得的那样），而是一座富饶的宝库，飘散着至纯智慧与最高典范的芬芳。
由这种对过去的强烈热爱与尊崇，滋生出极端的保守主义。统治阶级——官员与绅士，这些昔日宝藏的守护者——反对一切革新与改革。他们排外至极，若非被迫，绝不会与其他国家往来；时至今日，他们中大多数仍乐意关起大门、驱逐所有外国人、缩回壳中直到永远。保守主义已走向极端，整个民族仿佛化石一般。只要绅士阶层（即士大夫）还握有今日之权，这种极端保守主义就将长存。只有当开明思想的传播——尽管他们竭力阻止，传播仍在进行——在思想领域或更广阔的社会与国家生活中引发某种革命，从这个自封的寡头集团手中夺走权力，这层化石般的硬壳才会被打破。
与这种排外精神紧密相连的，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过度自负和荒谬的自大，以及对一切外国事物的无端仇恨。只要说某物"不是中国的"——尤其在伦理与宗教事务上——就足以给它打上"不予认可"的烙印。他们自称"中国"之人，相信自己的土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大地中心，更是知识与文明的中央源泉，视域外一切为野蛮人、化外之民，甚至更糟——魔鬼。过去这种排外表现为对边境之外民族的傲慢冷漠或轻蔑鄙视，视之为粗鄙未化、样样不如己。与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交往后，这种冷漠演变为积极的敌意，使仇外成为有影响阶层、乃至各阶层相当普遍的显著特征。这种情绪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初期的强横对待中滋长加剧，尤其因鸦片贸易被强行输入而加深——尽管皇帝与高级官员最强烈抗议，民意也普遍反对。广州作为这些早期冲突的发生地，更明显地显露出这种仇恨的苦涩。我们走遍乡间，所到之处都被称作"洋鬼子"；这个称呼已如此流行，许多人似乎不知别的叫法，当被责备用这种侮辱性语言称呼人时，反而会问："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最大的敌意来自广州府的人民，广州府辖地覆盖整个三角洲，以及向北、向西同样广袤的地区。这些人是全省人数最多、最富裕、最有影响的，同时也最深受排外偏见浸染。他们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聪明勤劳、善于经商、富有进取精神，其咄咄逼人的影响力令我们敬重。他们不仅掌控本乡本土的生意，更把全省的生意握在手中。全国各地，来自这些下游地区的人控制着贸易，按自己的意思打理一切；在其他省份，从事所谓"广州贸易"的，也都是广州城周边各县的人。然而他们不仅反基督教，更极端排外。走到省内内陆各地，他们煽动民众反对我们，常常在原本安宁兴旺的地方挑起骚乱。他们极度骄傲自负，不仅轻视外国人，连本国较不发达地区的人也极其鄙视。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难打动、最难施以良好影响的民众；但一旦归信——我们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他们的力量转向正途，便会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中最有干劲、最富进取心的信徒。在他们目前这种敌对态度下，向他们传道几乎得不到什么鼓励；但对热情的传教士——从不怀疑福音终将得胜的人——来说，他们归信真理后展现出的无限可能，使那一地区成为最诱人的工场。他们的商业才能已在多方面得到认可。他们使自己成为欧美商人不可或缺的人，买办（compradore，即华人总管）在一切与本地人的生意往来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助手。居间人的地位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他们不动声色地为己所用，很少鲁莽到让自己陷入被动、任雇主摆布。在广州和香港，银行和商行周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的买办：肥头大耳、油光水滑，身穿华丽锦缎，一副志得意满、财运亨通的神气。广东人几乎垄断了这些肥缺，不仅在南方，在华中、华北各通商口岸乃至日本也是如此。他们的精明与进取不仅令我们敬重，更显示出其品格底层的坚实，是大有可为的良材。
华南另一部分人民的进取精神表现在另一个方向。他们发展出一种与本民族传统安土重迁大相径庭的迁徙习性；仅从本省就有数十万人前往亚洲东南端的沿海地区。他们涌入暹罗（Siam），直到该国几乎全部商业都落入他们手中，还深入到北部遥远疟疾肆虐的老挝王国（Laos kingdom）地区。他们大批前往缅甸（Burmah）；在远东所有英、法、西、葡殖民地，他们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正在移居婆罗洲（Borneo）和东印度大群岛（East-Indian Archipelago）的各个岛屿，似乎注定要取代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的原住民。澳洲和美国的华人全部来自广东省。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排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隔绝。他们特有的熏陶使他们看不见其他民族的长处，欣赏不了西方学术与改良的好处。当某物的明显优越性摆到眼前时，他们便退回那个无可救药的论调：适合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与各国持续交往，以及接受基督教知识、普遍开明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必将引发对陈旧刻板信念与习俗的反动。人民在本土普遍的勤劳节俭，随处可见、令人印象深刻。穿过城市狭窄的街道，人人似乎都在忙碌：挑着担子的苦力匆匆而过，切玉机的嗡鸣，打铜器的喧闹，铁匠铺的叮当，手织丝机的咔哒，金箔匠锤子单调的捶打，绣工耐心的针线——在她们灵巧的手指下绽开奇美绝伦的图案；集市上人群熙攘，运进水果、蔬菜和鱼；还有千百种其他行当，在敞开临街的店铺里进行——都让人深切感到：人人有活干，人人忙于生计。
广袤的粮田、果园和菜园养活了无数人，千百万人的需求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行业，使各行各业都有活可做。实用压倒华饰，节俭是芸芸众生每天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的需求简单有限，但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常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工人的月工资从三元到六元不等；必需的食物约花费一元半；由于几乎人人都有家小或亲属要供养，要收支相抵、让所有人吃饱，非得极度节俭不可。大米是主食，配以猪肉、咸鱼或蔬菜，量力而行。有些地区大量食用番薯，但那被视为穷人的食物；一个只能吃得起番薯的人，被认为已跌到贫困的最底层。他们的衣服都按一个式样制作，通常是结实耐穿的粗布。在乡下，男女一起耕种田地；在早春寒冷的日子里，必须在沼泽般的稻田里翻土或犁地，这样的劳作常使他们患上严重的风湿病。看到他们——尤其是妇女——双腿陷在泥水里翻着沉重的稻田泥土，令人心酸；旁边一条破烂小船靠在滑溜的田埂上，船里坐着两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带着一点最粗糙的干粮和最简陋的炊具。劳工通常一天吃三顿，但常常从黎明干到黑夜，中午只靠一碗冷米粥果腹。店员和学生一天只吃两顿正餐：上午十点左右吃早饭，下午五六点吃晚饭。男人们围坐在一张公用桌旁，中间放一大盆或一大桶米饭，各人添饭；周围摆着荤素菜肴，各人用筷子随意夹取。有客人在场时，主人用自己的筷子从公用盘中夹一口菜，送到客人嘴里，是极大的礼遇。他们使用这些简单餐具的技巧令人惊叹。有一次我作客于一位道士（Taoist priest），午饭只是一碗不知怎么炒的粉丝，用筷子吃。主人把每一口都稳稳送进口中，一点碎屑不掉，令我佩服；而我再怎么努力，也只是把碗里的东西撒了一桌子，只有小部分进了嘴。
中国人的身材一般比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矮小，许多人看上去瘦弱不堪；但在苦力阶层中，却不乏体力惊人的例子，他们的耐力常令我惊叹。某日我安排去广州以北三十英里的一处布道站，急于尽快赶到，便雇了一顶轿子、三个轿夫，约好清晨六点出发。我们按时启程，走了五英里，轿夫们告诉我还没吃早饭。我说可以在附近的食店停下吃。他们说，如果我出钱就吃。由于约定的轿价已包含一切费用，我拒绝了。又走了五英里，我催他们停下吃饭，怕他们病倒。他们说不，要等回到广州再吃，在店里有饭吃，不用自己花钱，每人早饭约五分钱。我不再多说，只想看看结果。他们走到离广州二十三英里的一个镇，行了五个小时，在那里找人替班，把我留下，自己回城吃早饭——全为省下五分钱。这让我大开眼界：人竟能自愿在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路，而且大半时间还挑着重担。从那布道站返回途中，我遇到更惊人的例子。乘船顺流而下，我发现两个轿夫，当天早晨刚把一位中国人从广州抬到三十五英里外的一个镇，现在乘渡船返回。当时下午四点，他们从早晨六点起粒米未进。船费已有人替他们付了——四十英里九分钱——但不含晚饭。三分钱能买两大碗米饭，他们却嫌贵不吃。船本应在次日天亮抵达广州，不幸在广州上游十五英里处搁浅，我们直到下午两点才进城。早晨见延误已成定局，这两人主动提出把我抬进城，走那十五英里，要不是我的行李太多，他们真会这么做。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其间还抬着重担走了三十五英里，居然还有力气再把人抬十五英里——简直难以置信。
中国没有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人民整体是同质的，不仅指同一民族，更指权利与特权相同。最高职位向各阶层有志者开放；不乏出身卑微者擢升至国家最高官职的例子。他们的生活大致沿袭古老的宗法制度：聚族而居，家族界限分明。广州一带现有的家族，都是很久以前由早期移民建立的，而这些移民又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北方更古老的家乡。有谱牒可考的、定居岭南（the Ridge以南）的原初家族中，许多已分支出去，各房迁往相隔遥远的地区，但都把家族最初的落脚地视为老祖家。我常问在城里遇到的男子家乡何处，他们会说出乡下某个遥远的村庄；但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父亲都从未去过那个地方。那却是宗族的原籍所在，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家"。这些宗族在一切政治和地方事务上抱成一团，敌对宗族之间常生仇隙，发展成公开敌对。械斗是中国生活中常见的插曲。不久前我路过一个地区，那里宿怨已久的两族爆发了公开战争。两族的壮丁各自组成小股军队，在官府调停之前已打了几仗。死亡不下十八人。清点双方死者，发现一族比另一族多死了两人，于是赔了二百元人命钱，两条命的账就此扯平。恢复和平后，知县明智地不再追究，不敢问罪于民，怕两族反倒联合起来对付他。常见整村只住一族：我们一位按立牧师的家乡就是如此，全镇三千男丁都姓赖（Lai），别无他姓。另一处我们设有布道站的刘浦（Liu-po），有一万男丁都姓温（Wan）。
每个家族都有以祠堂为中心的组织，祠堂里供奉着已故先人的牌位。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团聚，大约在复活节（Easter）前后，正是扫墓祭祖之时，届时分烧猪肉给族人，作为对其族内地位的认可。威胁剥夺某人的那份猪肉，意味着要把他逐出宗族。此时还要安排修墓和每年的墓祭。祠堂通常设有办学基金，也资助学生；族人考取功名后，可领取固定津贴，功名越高津贴越丰。随着家族分支繁衍，贫富自然分化：有的贫穷，有的兴旺，族中事务通常落到兴旺者手中。族中总有一部分人务农，耕种祖产；有的经商；但无论多穷，每户人家都希望至少供出一个读书的儿子，哪怕考不上功名、当不了官，至少能当个教书先生，做家里的文化人。然而也有整村整村的地方，百人中没有一个能读写通顺的。这套宗族制度目前是基督教传播的障碍。大集体行动迟缓，中国人举家归信的时代尚未到来。一个人要面对整个敌对的宗族，承认自己背弃了祖宗的宗教，不能再去坟前和祠堂祭拜，是件非常严重的事。结果常常是被逐出宗族；不仅如此，还常因被认为给宗族带来耻辱而遭到暴力对待。不过将来这套制度会成为大助力，因为那时归信的趋势将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
村务通常托付给几位因财富或文名而出众的人管理。他们被称为绅士，或绅衿（Shan-Kam）；族中默默无闻的成员要向官府告状或申冤，只能经他们居间调停。宗法制就这样与封建制合流。在许多幅员广大的乡区，社区通过族长实际上自治，甚至能抗拒干预、向知县发号施令。这就是中国制度长存的秘诀之一。无论外在政权如何更迭，百姓世世代代受绅士以同样的方式统治。中国法律还有一条原则：罪犯的亲属在一定程度上要为其罪行负责，因此全家都要为每个成员的行为操心。最近广州以东发生的一案就揭示了这一点，还有其他令人惊异的情节。一男子精神失常时杀了母亲。他幻觉看见一条疯狗冲进屋来，抓起斧头将其砍死——那正是他母亲。他被捕，家产全部没收，全家沦为乞丐。审判后被处以磔刑，即凌迟：十二刀，最后一刀枭首。受牵连的不只是他的直系亲属：启蒙老师因名声受玷污而深受打击，服鸦片自杀——按当时的说法，他必定把托付给他的幼小心灵教坏了。审判时，知县问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前世对你有何亏欠，你今生要带给我这等耻辱？"他也被牵连在内，法律认为他对辖区内发生的罪案负有连带责任，于是被革职，贬到另一地区任低职。
中国的家庭生活既不能增进家庭和睦，也无助于改善男人的社交一面。它唯一的亮点是尊敬老人，但这一点被推到荒谬的极端、放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其他一切义务都被掩盖。"幼者当敬长者"这一原则的正确性，我们不打算质疑，但希望它能辅以另一条同等重要的原则：长者应当看顾保护幼者，尤其在幼者无助的婴儿时期。子女不仅要对父母尽孝，幼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听命于长兄。长幼之分不仅在年龄，更在权威，贯穿亲属关系的每一等级、细致入微。兄弟姐妹中，长幼各有不同的称呼："阿哥"（Ah-Koh），意为"第一"或"为首者"，是对兄长的称呼；"细佬"（Sai-lo），意为"小的一个"，是对幼者的通称。叔伯姑舅也照此区分；此外，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各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称呼。父亲的兄长称"阿叔"（Ah-Shuk），父亲的弟弟称"阿伯"（Ah-Pak），都是叔叔，但等级不同；这些区别不只是名称上的，更标示着各自有权行使的权威程度。订婚与婚姻之事由父母决定并一手安排，当事人常常毫不知情；小两口直到完婚之日才第一次见面，也是常事。万一双方此前相识，按礼法，订婚后必须严格避免相见；若别无他法，便把一方送去亲友家或学校住到婚期。我认识寄宿学校（Boarding-School）的年轻姑娘，家人来信叫她们回家小住，名义上是探亲，到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要出嫁了——这竟是她们第一次听到这等大事的风声。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订婚姑娘的母亲是寡妇，准女婿可以登门，帮她料理家务，婚前就尽儿子的孝道。婚后妻子住进夫家，受婆婆管束，侍奉婆婆几乎形同奴隶；若婆婆苛刻，她的日子既不幸福也不轻松。初到夫家，她与丈夫一同祭拜祖先牌位，这似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丈夫死后，她也不能自由返回娘家，仍受公婆管束，公婆若已去世，则受丈夫的叔伯或兄长管束。男人实际上没有"岳母"问题，婚姻并未使他们与妻子的娘家建立多么亲密的关系。同姓不婚，即使已隔四十代。男女之别是真正社会交往的永久屏障。条件允许的，妇女都深居简出。富贵人家的妇女有自己的房间，男人不得入内。她们在那里打发时光，常常无所事事地闲坐；若肯动手，便料理家务琐事，缝衣刺绣——许多人绣工极精；为裹小的脚做精巧的小鞋；梳头打扮，或蓄长指甲，夜里小心地用银指甲套保护。大量时间花在最乏味的闲聊上。小丫鬟伺候着，送上烟袋——许多佳人也抽烟——端上碟碟干西瓜子和香茶。边闲聊边嗑西瓜子，是中国仕女的一大消遣。这样荒唐地耗去了多少光阴，难以计算；但常能看到右侧两颗特定的牙齿被磨耗、过早损坏，可见它们被用得何等频繁。她们中识字的很少，见识几乎和闺房一样狭小。养得起的人多实行多妻制，但正妻的地位远高于后娶的。穷人中许多这类限制自然取消，房屋常常只有一两间，但男女之别仍尽其可能严格遵守。男人接待最亲密的朋友来访，妻女从不露面；她们也许在帘后偷听，但始终不见人。绅士请朋友吃饭，便在饭馆包个房间，或在江上包条船摆宴；至于男女同席的宴会，那会把他们的礼法观念震得粉碎、再也无法恢复。这些荒谬严苛、刻板的礼法，滋生出矫揉造作的假道学，剥夺了男人最需要的东西——良好女性社会的熏陶教化，反而助长了礼法本想防范的东西。整个制度建立在对女性低劣而全然不配的评价上：女子被视为软弱易错，必须用这些限制把她围起来，免得她辱没家门。单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就是对真正女性尊严的侮辱；而限制本身的存在，反而引人探究其缘由，唤醒本不该唤醒的念头。任何宗教或文明的决定性考验，都在于它如何评价和对待女性；以我们熟悉的高标准衡量，中国在社会和宗教两方面都远远不及格。
缠足之风盛行于广东，如同别处一样。孩子刚学会走稳，裹脚布就缠上了，小脚被挤到最小的尺寸。这习俗由来已久，几乎普遍。它的残忍、它常使妇女陷入的无助境地、它可能带来的疾病，都不足以阻止人们。维护它的理由种种：有人欣赏它，说："女孩如柳，走路应婀娜摇曳；如花立于纤茎之上；碎步莲步是体面的通行证。"有人说，好人家都不愿娶大脚姑娘；婚后若脚的大小可疑，她会成为婆婆和小姑们的笑柄，过着凄凉疲惫的日子。反之，小脚保得一生安逸：大脚女人要干活、风雨无阻地出门，而有"金莲"（golden lilies）的女人安坐家中，或乘轿出行。父母常贪财，认为小脚讨喜、在婚姻市场上价更高，便把女儿当商品买卖。这陋习的害处如此明显，令人诧异它竟能延续。除了疼痛和畸形，它还使妇女极度无助；许多为体面或攀高门而给女儿裹脚的人大失所望，残忍的受害者被判了贫困劳碌的一生，而无助的境况更使艰辛加倍。我见过许多衣衫褴褛的穷妇，裹着最小的脚，以拾柴为生；要把柴背好几里路，因脚畸形而踉跄跌撞、痛苦不堪。然而这习俗根深蒂固，连皇帝也无力废除；听来荒谬，但政府若执意干预，很可能引发叛乱。
华南人民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奴隶制。男子对家庭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必要时可卖掉任何家庭成员。有时负债者会把自己和后代几代人都抵押给债主。最常见的家奴形式是买幼女作家中使女。许多小康之家每个女儿都有个丫鬟伺候，但通常是一个小小的人儿充当全家的苦工，背上背着几乎和自己一样大的孩子，跑数不清的腿，照料家务。穷人有时幼年买来女孩，养大给儿子做媳妇。很难深入内幕了解这些小生命过着怎样的日子；但已曝光的事例表明，她们的生活通常不仅是无尽的劳苦，往往还遭受最残酷的虐待，被以最可耻、最无情的方式对待，看不出动机，只为以施虐为乐。
人民的住宅都按一个格局建造，贫富之别只在大小、用料和装饰。正面通常没有窗，只在中间开一扇门，通一条短走廊，两旁是小房间，再往里是露天的天井。好人家的天井铺砖，摆着盆花和养金鱼的大缸。再往里是正厅，摆着直背椅——可能是最上等的乌木镶珍珠制成，配大理石椅面椅背。椅子靠墙整齐摆放，椅间放小茶几，给客人放茶。厅的远端是主位卧榻，常十分华丽，在磨光的上等乌木上镶着闪闪发光的珍珠，铺着靠垫。若客人身份够高，主人坚持请他坐在榻上自己的左手边。仆人立刻端上茶和烟袋款待客人，捧烟袋的是体面人家不可或缺的随从。茶泡在精致的瓷杯里，盖上盖子闷好。墙上挂着字画卷轴，有水墨小品，也有朋友书写赠送的对联。正厅两侧是家人居住的套房，后面可能还有几进天井和房间，多为女眷所居。床是木结构，常雕刻精美，光滑的床板上铺简单的席子，盖毯子，枕头按喜好用瓷、木或皮制成。蚊帐必不可少，常缀着刺绣缎边。富人的床与穷人的床在舒适度上并无本质差别——穷人不过是在两条粗凳上架块木板，铺上席子。房屋地面总是砖石铺就，因而潮湿。有些房子落下"闹鬼"的名声，其实只是潮湿和由此产生的有害气体使住户生病。我一位中国朋友租了一所这样的大房子，邻居来告诉他，必须驱邪，否则全家必病。仪式是烧香烛、放大量鞭炮，想来是为吓走邪祟。他是基督徒，不愿沾染偶像崇拜的样子，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真正净化空气的是鞭炮中大量火药的燃烧，建议他买些纯火药——不做成鞭炮——撒在墙边和潮湿最重、气味最难闻的角落，点燃。他照做了，欣慰地发现空气净化了，住在那里期间全家无病。放鞭炮能驱邪的流行观念，源于同样的误解。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加上许多特别的日子，广州街头都要放大量鞭炮。许多有害气体被烧掉或驱散，于是人人健康；但百姓不懂自然规律的作用，把好处归于响声，以为是响声赶走了病魔和其他邪祟。
饮酒是普遍习俗，但醉酒相对少见。他们喝几种用米酿的烈酒，但通常只喝少量，酒杯只有普通顶针大小。婚丧喜庆的宴席上，酒被视为不可或缺。酒上脸很快，贪杯者立刻现形。茶是全国通行的饮料，永远清饮，不加奶不加糖。茶的品级几乎数不清，最好的茶很少、甚至从未流入欧美市场。以茶待客是举国一致的习俗。走进最穷农夫的家或最忙商人的店铺，必有一杯茶端到面前；接茶必须讲究礼数：若对方双手奉茶，必须双手接过，还应邀主人或在旁的朋友同饮。他们很少喝凉水，大多数人从不喝，看我们大口喝清水，惊讶不已。水越凉他们越不爱喝。他们用的水大多很不干净，泡淡茶时把水烧开的习惯是一大保障。一天我路过水果市场，见一位老人用小杯喝着我以为是水的东西，觉得新鲜，便问："您喝的是水吗？"他深恶痛绝地回答："你当我是牛吗？"原来他喝的是一种特别好的酒，清澈得颜色与水无异。
吸食鸦片是人民的大恶，其害处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此话题已有很多言论著述。有人辩称这习惯本身相对无害，归咎于它的种种恶果大多、甚至全部另有原因。然而，有资格的医生的看法——他们在民间长期的经验与观察赋予他们权威发言的权利——是：它对身体的损害极大。我在全省几乎各地、各阶层中的实际观察表明，它是不折不扣的祸害。它可怕地流行，但几乎只限于男人，女人染上此瘾的极为罕见。女人们把它当作——按她们的信念——一切苦难的最终解脱，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就是吞鸦片。有些地方五分之四的男人吸食；说全省五分之一的男人是此瘾的奴隶，想必不算夸张。这瘾滋长时悄无声息，一旦控制了一个人，便以比酒鬼嗜酒更强的欲望锁链捆住他。它掏空人的体力，麻痹人的智力，摧毁人的道德感，彻底断送人的男子气概。它泯灭天伦之情，使人在永不餍足的欲望鞭打下，卖妻鬻子以满足毒瘾。它使人无法工作经商，又所费不赀，很快把受害者拖入赤贫。瘾深的鸦片鬼是世间最可怜的景象之一：骨瘦如柴，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脸色灰暗，牙齿变色难看，眼白发黄，闪着不自然的光——一具活骷髅。这恶习威胁着整个民族的元气，给父亲或儿子被奴役的家庭带来无尽的苦难。广州的烟馆几乎和纽约（New York）的啤酒馆一样多。对中国人，它有特殊的诱惑：店铺生活一律枯燥，他们没有别的资源、没有娱乐；家里在舒适和交际上毫无吸引力；这阴险的魔鬼便在他们受着无可救药的空虚折磨时走近，轻易把他们网罗。商务或社交拜访中，递上一口、吸上一口鸦片成了习惯；宴席散场或一夜狂欢之后，这梦幻的魔鬼如温柔的魅惑者般缠绕上来。对在寒冷潮湿的田里劳累一天的穷人，它来缓解酸痛的肢体、驱散风湿；书生发现它是治疗头痛的妙药，是从霉烂虫蛀的故纸堆到梦幻般现实的奢华感受的轻松过渡。然而受害者并非都甘为奴隶；他们烦躁挣扎，只是徒劳。我见过数百人来医院求治；即使决心坚定，他们也会在身上私藏鸦片，或买通门房弄货，以至于在十五天的戒治期间必须对他们严加看管。有一次，船家硬塞给我一班吸鸦片的水手，违反约定；烟味难闻，又妨碍做工，我藏起他们的烟灯，不许他们吸；他们却在地板上爬到我跟前，头磕在舱板上，可怜巴巴地求我还给他们，说没了它会死，我只好归还。我的轿夫曾在半路上违抗明令，在人挤人的集市上把我放下，行李任由陌生人群摆布，自己溜进烟馆。我见过有人为谋一份糊口的长工而立誓戒毒，却完全抵挡不住瘾头。鸦片初到中国时，中国人的道德韧性正处低谷，于是轻易成了猎物。当反弹到来——必定会到来——许多弱者将被淘汰，幸存者无疑会成为更强健的民族，无论智力、道德还是体魄。吸烟几乎和喝茶一样普遍；事实上，待客时两者几乎形影不离。有些地方男女老幼都吸烟。烟草是穷人的慰藉，是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他们的烟草通常很淡，吸得很少，烟袋只够吸几口，烟常经过水过滤。吸鸦片的人无一例外也是老烟枪。
中国人是天生的赌徒。赌博是何时发明的，我从未考证出来，但倾向于认为它是从那片土地上自发生长出来的——在那里，赌博确实被推到了比任何地方都更过分的地步。它无处不在，形式无穷无尽。孩子们拿着买糖食的铜钱一路赌过去，掷骰子决定是花三文买两只糖鸭或一把花生，还是一文钱拿走。每个乡下集市的赌摊从早到晚人满为患，城里整条街都专作此用。年轻人会当掉衣服工具，换几两银子去碰运气。他们拿文武科举的结果下注；彩票大行其道；他们的许多祭拜本身就是简单的碰运气游戏。他们掷半月形的木块看运气是否眷顾；摇装满竹签的签筒求个吉利数字。他们向神明祈祷，求买彩票中奖；为求好运，什么都拜。常有人拿着彩票追着我，求我在票上扎个眼或写个字，好带来运气。几年前广州街头死了一个穷乞丐，有人点上香插在尸体旁，随即在赌桌上连连得手。消息很快传开；那可怜的乞丐一天之内收到的香烛钱——用来拜他的尸体——比他生前为衣食得到的还多。街道挤满狂热的人群，人人都想得到乞丐鬼魂的帮助——据说那鬼魂知道彩票的中奖号码——直到官差清街、把尸体埋了。赌博虽为法律所禁，官员却为金钱默许，在许多地方是绅士们生财的丰厚来源。
尽管自诩道德高尚，中国人在道德天平上位置很低。无意细述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只说一句：和所有异教民族一样，《罗马书》（Romans）第一章描绘的那幅图景，在他们身上处处应验。他们不大尊重真话；说谎不仅被视为正当，许多情况下还受称赞。穷人的谈话尤其污秽不堪，令人不忍卒想。实在难以想象，人再堕落，嘴唇怎能说出那些从他们舌尖滔滔不绝滚出的话。若罗得（Lot）在所多玛（Sodom）被迫听的谈话和中国入耳的这类话相似，他确实值得最深切的同情。严格说他们从不骂人发誓；但我常觉得，比起他们谈话中密集夹杂的可怕污言秽语，一句痛痛快快的英文粗话倒是一种解脱。听男孩们嬉戏时、母亲们对女儿说话时、父母教牙牙学语的孩子复述时说出那些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竟卑劣到说得出口——而且说的人似乎全然不觉得有何不妥——这揭示的堕落之深，令人震骇；在中国，被迫天天听这种话，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煎熬之一。疍民（boat-people）在这方面似乎比谁都糟。他们是广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陆各城也多少都有。他们是下层民众，历史不详。有人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被中国人征服。家在水上，住大小船只或水上棚屋。语言相同，习俗与岸上人迥异。他们的妇女从不裹脚，信奉的神祇也不同。在广州约有二十万人。他们的道德状况比一般民众低得多，基督教工作至今在他们中间尚未立足。他们被剥夺了岸上人享有的许多权利；但只要上岸定居，就能为子孙争取到被剥夺的那些权利。他们的船是沿江往来的常用交通工具。妇女摇橹，常背着婴儿。他们是强悍的族群，通常性情温和，但常以口角打破街坊的安宁，骂起人来滔滔不绝，令人咋舌。
总体而言，他们勤劳、稳重、服从权威这些基本品质，预示着令人欣慰的未来——当开明思想和福音的大能把他们改造成积极进取的基督徒。在半开化状态下，他们无疑比那些没有文明、没有教育、没有固定政体的民族更难打动；但正是这些暂时阻碍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品质，将来会成为最有力的助力，确保基督教全面而永久地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