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章十八节）
光及其福分 基督徒信心的落日 召唤 裨治文夫人返沪 丈夫病重 神预备朋友 裨治文博士之死 葬礼
一八六一年
在救主用来作比喻的美好象征中，有"光"。他自称"世界的光"，也把这名分赐给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又说"愿爱你（耶和华）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日头正是光之源。怀着这些比方思想"义人的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道德界，脑中都浮现一幅幅关于光的悦人图景：光为生长、安慰、引路所不可或缺；但正如太阳运行一周，轮流照亮受造宇宙的两面，义人在今生的路也有终点，为要使灵魂永远住在"日午"的境界。
这位亲爱信徒的太阳已近西沉；落下时没有绚烂的辉煌，却洒着他在自然界惯于凝望的柔和光线，借着信心，这光在心里生出"出人意外的平安"。争战不长，却猛烈；心灵被消耗性的疾病压制，但云层间仍有破口透出光来，有声音传来，不会听错："夫子来了，叫你。"
裨治文夫人离家十五天，期间丈夫的信报"并无转坏"；十月二十五日她回来了。"火镖号"一到，汽笛尖啸宣布入港，几分钟内他就上了船；裨治文夫人先前问过H.先生丈夫的情形，他答："我昨天见过他，看着很好。"这话使她的心暂得安慰，但他一露面，她就被他面色的变化惊住了。然而他仍以惯常的矫健身手照料她的行李，二人登上舢板上岸；正从轮船迈下时，有人宣布了派克先生与霍尔姆斯先生遇害的消息，裨治文夫人立刻向丈夫求证；他把话题搁下，说："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他虽极瘦、脸色苍白，脚步却轻快，不久便到家了。他宣布安息日要在伦敦会礼拜堂讲道（那天是星期五），裨治文夫人劝他体力不支，不宜勉强，他却打算星期六休息一天作准备。安息日到了，他果然上了讲台；也按时到了查经班，与教会会友相聚；之后又去了华人礼拜堂，这才被劝着躺下休息。当夜似乎起了热，次夜更重。星期二早晨请了医生，诊断为慢性痢疾。用了最积极的药，病情却长驱直入，毫无遏制。又请了一位年长的会诊医生，但到星期三，朋友们都觉得，若有什么属世的事必须安排，就应在那时办了。
在这惨痛的试炼中，裨治文夫人得两位裨治文博士早年的挚友相助：S.R.布朗（Rev. S. R. Brown）牧师星期二早晨从日本适时抵达上海；还有住在附近的文惠廉（Bishop Boone）主教。又有令人痛惜的基思（Keith）先生，和麦卡蒂（McCartee）医生夫妇，在这凄凉的丧家小住了数日。
以下是《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三月号所载一封信：
"十一月一日，星期五，一八六一年，他仍抱着希望，以忍耐与疾病搏斗，但显然觉得死期可能近了。他这样说——可见他的心全在传教事业上：'若为神的荣耀，我愿活到七十岁；工人太少，工作太大。但神的旨意最美；我们不知道什么最美。'又有一次，他闭目躺了许久，似乎不知身旁有人，忽然喊道：'众教会肯不肯担当这工作？'
"星期六凌晨三点左右，他留下了临别的话——不仅给至亲好友、各传教士家庭，也给公会（Board）与其他传教会、圣经公会、圣教书会，以及本地教会；末了表示，若蒙神喜悦，他愿病得痊愈，但说：'我顺服他的旨意。'不久，与妻子深情话别，他说：'我想我会与你同在。不知怎样，但我想会的。'她说：'在见证如云那里。'他答：'是的。'
"在一段安静中，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坟墓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又说：'不到那边，我们的胜利就不算完全。''哦，在这样的时刻，有在基督里的盼望何等宝贵！'我们在他床边祷告；他说：'现在把我的灵魂交托给神。'他的心以坚定不移的把握安息在基督里。闭上眼睛，他说：'我不再多说话了，只对耶稣说；神永不丢弃信靠他的人，永不！'这是他在华三十多年中最重的一场病，唇间却没有一句怨言；人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连一小匙茶，他都感恩说'真好'。
"他转向妻子说：'为我祷告，叫我有忍耐。'众人多次把他交托给守约的神，在书房里、在床边集体为他恳切求痊愈，他也一同祷告，但命令已经发出；末了，与大敌的争战转剧，他说：'我心里痛。'他翻身俯卧——这是他静息时惯常的姿势——举目望天，脸上是毫不摇动的信心；冰冷的嘴唇回应了最后的亲吻；然后嘴唇继续翕动，显然在祷告，只是已不能出声；没有挣扎，没有呻吟，轻轻咽了气。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布朗牧师致公会函云：
"我从日本到上海的晚上，正是他的病迫使他永久卧床的前夜；把我带到这里守他临终，真是奇妙的护理。文惠廉主教与我是他在这一带最老的朋友。我与裨治文博士相识于一八三九年二月，那时我初到中国，在马礼逊教育会工作，他是该会会长，直到去世。我们的交往始终最是愉快，彼此结下深情，从那日到他离世那日，毫无间断。他病中屡次对我说：'我的兄弟，谢谢你一切的照应；有你和主教在我床边，是我极大的安慰。'能在他病中服事他、为他合上眼睛，是忧伤中的安慰。他这样的人，就该这样死。他的结局与他一生的为人相称。他死在岗位上，全副军装。
"裨治文博士在华三十二年，与在上海、广州的外国侨民相识相交，比任何传教士都深。我可以说，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人的离去会比他更令众人真心哀悼。他性情最是可亲，是众人的朋友，志向单纯，心地纯洁。凡能促进中国福祉的事，他都关心；凡以此为目标的事业，他都乐意尽一分力。因此他曾在马礼逊教育会和亚洲皇家学会中国分会劳作，两会中他都是活跃的会员与干事。
"但他十四年来的大工，是与卡尔伯特森牧师同作的圣经翻译；这工要留给活着的兄弟完成了；据信，旧约先知书已所剩无多。裨治文博士的希伯来文圣经此刻就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摊开着，翻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他把译文一校再校；也许他正是在这里蒙召停工的。
"他留下二十四名本地会友，无牧人看顾；他留下话，请卡尔伯特森先生为他的教师施洗——他深信那教师对耶稣有真信心。"
"应裨治文博士再三之请，我于上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在租界的殡仪礼拜堂主持了他的葬礼。许多外国侨民，还有中国人，送他的遗体到最后的安息地。一位本地大商行的首脑——文惠廉主教写信告诉他裨治文博士'正安然离世'——回信说：'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多么爱他。'
"你们和美国公理会的损失都很大。我自己也如丧亲兄弟，感同身受。他待我甚是可亲；蒙神恩典让我亲见他的离世，对我是极严肃的一课。我不禁祷告：'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
安葬前的星期一，有人送来一张字条，附着一个用纯白天然鲜花精绣的十字架，给悲伤的寡妇，附言：
"可否容我把这些花放在一位我们深深怀念的人身旁？
"谨致深切的同情， F. C."
这位与裨治文博士相识不久的朋友，留下这最动人的见证，直触心怀；待时光冲淡了悲伤，寡妇作了如下答谢：
献在E. C.裨治文牧师灵柩上的花之十字架
友谊之手编织， 一束花稀有又珍奇， 一颗慈爱的心， 一双明眸，温柔的声音。 这徽号是十字架， 救主的十字架，你曾背负， 视万物如粪土， 要在中华大地上栽种它。 你的劳苦忠信真实， 你的舍己纯洁真诚， 你的爱如滋润的甘露， 柔柔滴下，慰藉人心。 他们把它放在你墓上， 与你亲族的尘土相混， 它夺去了坟墓的幽暗， 坟墓必交出宝贵的寄存。 花是多么甜美的象征： 绽放，使人喜乐，又凋零， 在自然幽秘的深处， 像人，转眼即逝。 哦，那安息何等荣耀， 为天上的圣徒存留； 疲乏者在那里蒙福， 代价，就是十字架与一切痛苦。 那里是光明之地， 无凋残，无云翳， 信心被眼见吞灭， 因神已擦去一切眼泪。
应裨治文博士之请，他的好友布朗牧师在殡仪礼拜堂主持葬礼，并讲了切合的道；其目的不是颂扬死者——他知道那是逝者所厌恶的——而是劝勉活人效法他早年的虔诚，跟随他，如他跟随基督。他的传教士弟兄们自发出资，在上海公墓他的墓上立了碑，刻了合宜的铭文；几位常去伦敦会礼拜堂的私人朋友也在墙上嵌了一块大理石牌，以表敬意。牌子在讲台一侧，麦都思（Medhurst）博士的牌子在另一侧。
在裨治文博士亲友从中国各地和各国寄来的慰唁信中，有一封是中国人梁阿德（Leang-ateh）——梁发（Leang-afah）之子——写给本书编者的：
"双岛（Double Island），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最亲爱的夫人：
"我在十一月九日的《北华捷报》上读到我最亲爱、最敬爱的老师和属灵父亲的讣告，万分悲痛，我的心顿时碎了：虽有公务和其他事务缠身，我再也支撑不住，便去把这最悲伤的消息告诉内人——她刚到此地（她哭得很伤心），也告诉我的长子阿荣（Ali Yung）。那'汕头号'轮船下午正要开往香港。我写信给阿兰（Ah Lan），她现住在我河南岸（Honam，指广州河南岛）的房子里；内人说她一定会哭。我们这里全家都静默无言，追想他素来待我们的仁慈恩惠，他爱我们如儿女；但今生我们再不能见他的面、受他的教导了。他于我不但是父，也是师，更是老者的杖、瞎子的竿。哦，可怜我！我心如何能不痛！
"讣告所载无不真实，但不过是我敬爱之父美德的千分之一。他到中国两年后我就跟随他，直到如今；无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官民皆然），我从未见人不敬重他，也从未听一句怨言；人一提起他，无不齐声说：好人，真圣人，真基督徒。
"他如今已回到差他到世上来的那一位那里，永远享福；但他的好榜样、美足迹，常在我眼前心头。哦，愿我天上的父（他永不会被夺去）保守我，差他的圣灵引导我，跟随这位照他自己旨意新近取去之人的脚踪，使我将来能再见他的面，不是在今世，而是在来世，借独一救主的功劳。阿们。
"亲爱的夫人，你比我更懂圣经的道理，知道怎样安慰自己的心，我就不必照世俗常例说安慰的话了；只愿我们将来都能再相会，在我父家里、主先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中（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
"随信附上二百枚上海通用的墨西哥银元，为我已逝的父亲和老师立一座美观坚固的石墓，以作纪念。若钱不通用，请退回（经我在海关的表弟梁阿天（Leong Ah Teen）转交给我办汇兑的洋行），另行兑换。若有必要，请为我请一位基督徒弟兄代寄美国购好石料。
"我心痛难忍，必须停笔了。哦，可怜我！
"我妻子儿子与我一同向您、向您家中一切人，以及其他中国和外国的基督徒，致最谦卑的问候。
"最深爱你的， F. W. C. 梁。"
本书最后几页付印时，编者收到美国全权公使、里德阁下（Hon. William B. Reed）的信。他于一八五八年奉派来华，与额尔金勋爵、蓬蒂亚廷伯爵（Count Pontiatine）、葛罗男爵谈判订立新约。R.先生来信摘录如下：
"费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你知道我对美国传教士的贡献——我姑且称之为政治上的贡献——评价何等之高；你也许不记得，我曾在一封致政府的公文中正式表达过，还提到了裨治文博士的名字。公文日期为天津，一八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印行文件第360页。）
"可怜的老耆英最后一次见我时，很亲切地问起裨治文博士。他在一八四四年顾盛（Cushing）先生谈判时就认识他了。
"但我原想告诉你的一件未载录的轶事是：
"一八五八年三月，我乘‘明尼苏达号’（Minnesota）到上海，继续北上。在此收到新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倒台后新任命的——一份重要公文，须立即留意并答复。威廉斯（Williams）先生还没到；后来我极倚重的马丁（Martin）先生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在宁波。若没有你丈夫——那时他与公使馆毫无关系——相助，我只好一无所知、无所作为，或去求助于欧洲的汉学家。我清楚记得那个漆黑的夜晚，大雨倾盆，我初次去传教士区拜访你们，蒙你们亲切接待，裨治文博士立刻相助。不几分钟，借他之助，我无知的黑暗得着光照；若我没记错，他还为我翻译了我给当局的复文。那时我相信全上海没有一个美国平信徒能做成这位谦卑传教士做得这么好的事。"
"中国人用破碎的英语深情哀悼逝者，博士的同胞——一位身居高位重任者——的礼貌可喜的见证，都为他作证：他作为基督徒传教士，品格毫不夸张，正是他的本来面目，在不同造诣的人眼中都是如此。"
遗孀把这纪念册献给公众，自知多有不完全；她为传教士们乃至整个基督教会所表 的同情深表感谢，也感谢一切关心这一心愿的人——愿她丈夫虽死，仍能对教会说话；愿工人速速被差往希尼之地如今敞开、白得发亮的禾场。
文惠廉主教刊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华捷报》的讣告，道尽了哀悼的生者所能盼望的一切，也汇集了其他朋友借报纸为逝者作的见证。
（摘自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华捷报》）
讣告
当一位赢得众人尊敬爱戴的人被死亡带走，按理当遵守的习俗，当记下他生平的主要事迹，并善意表达众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与爱戴。最近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离开了我们。
几天前他还在精力充沛地尽人生的本分；如今我们在街上再见不到他，素来认得他的地方，永不再认得他了。执笔者对此任务唯一的资格，是对逝者最诚挚的尊敬与爱戴，以及二十多年的友谊。关于他早年的日期与事实，笔者得自逝者自己写的一份材料。
以利亚·科尔曼·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八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美利坚马萨诸塞州贝尔彻敦（Belchertown），父母敬虔；祖先中有"清教徒先辈"，在新英格兰定居——安德鲁·沃纳（Andrew Warner）于一六三六年，詹姆斯·布里奇曼（James Bridgman）于一六四〇年。他十一岁早早归主，十二岁成为家乡公理会的正式会友。不久他深深关心传教事业，立志把"佳音"传给外邦人，这志向使他预备作传道。他在家乡读中学，在阿默斯特（Amherst）读大学，在安多弗（Andover）读神学。一八二九年十月六日被按立为赴华传教士，十月十三日启程赴华，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九日抵达，蒙当时全帝国唯一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迎接。除与英国交战引起的政治动乱期间暂居澳门、香港外，他一直住在广州的商馆区。一八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与伊丽莎·J.·吉列特（Eliza J. Gillett）小姐结婚，一八四七年六月迁往上海。一八五二年二月，因健康不佳，他与裨治文夫人启程赴纽约，六月抵达，同年十月再启程，一八五三年四月回到上海。自回来后，直到最后这场病，他的健康出奇地好，劳苦不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安息日在伦敦会礼拜堂讲道；虽已抱恙多时，但直到十月三十日星期三，无人以为有危险。从那时起，他的病——肠炎——急剧恶化，体力开始衰竭。在直到终局的一切痛苦时刻中，他唇间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不耐烦的话。他只说："这是苦工。"有一次我进他房间，问："好兄弟，你现在怎么样？"他用洪亮愉快的声音回答："我要到我的救主那里去了。"何等有福的确据！正是这确据支撑他度过一切痛苦衰弱的时辰：一位凭信心同在、眼不能见的救主，赐他温柔忍耐，顺服神的旨意；赐他勇气，无惧地面对恐怖之王；末了使他安然睡去，如婴儿在母亲怀中酣睡。他一生平静安详地走完，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日中午十二点半闭上尘世的路程。
他极想活下去，直到最后一夜还紧抓住康复的盼望。他坦然说出自己的愿望与指望，却全然真诚地顺服神的旨意。"我的救主，"他常说，"最知道。愿他的旨意成就。"他想活，绝非为己，乃为完成未竟的爱的工作：译完圣经；帮助他亲爱的伴侣、配得的助手教养她的一群孩子；引导聚集在家中祭坛旁的少数会友走"窄路"。我们对逝去兄弟的评价，几乎不会差得太远。凡与他交往的人，对他印象都一样：无伪的单纯与恳切是他的特质。他言语谨慎，格外纯洁无害，无可指摘。我们不信世上有活人曾被他的言行伤害、委屈过。他天性安静沉着。他不是天资过人之士；他能成就这么多善工，全因志向专一。他一直往前走，不快，却不偏离、不流连；他走完的路程，是许多聪明人走不到的。他的影响是累积的：他以温柔一致的基督徒品行，不断为总数加添；从不用一句不仁不智的言行，减损已积之数。这是他品格最美之处：通体一致，始终如一。他一生也许从未做过一件大事；但这样的一生，我们尽可说，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在把一切归于激动他的神恩。
裨治文博士不仅是恳切劳苦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中，他更以热心公益的公民著称。他不限于传福音；凡能促进华人或侨民福祉的事，他都热心；为此他多年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直到去世，他一直是亚洲皇家学会中国分会最活跃的会员之一，并主编学会刊物。他正在编一部详尽的扬子江大地图。他常为本报撰稿；实在说不尽他为此目标所作的种种努力。这样的人，自然赢得众人极大的爱戴与尊敬。裨治文博士在本地人人敬重。在至交中他被真心爱着，对他的怀念必被温存珍藏。我永忘不了在他临终病房中的最后一幕：他的信心似乎全然安息在他蒙福的救主身上。当问："我们现在一同祷告，把你的灵魂交托天父，好吗？"他答："交托我的救主。"他痛苦的妻子和哀伤的朋友们应他的请求，勉强唱起"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破碎的声音、哽咽的吐字，显明虽有得胜的信心，人性仍要献上它的一份；一想到长久的分离临近，慈爱之泪不住流下。
"义人临终的病房， 比寻常德行之路更有特权， 已在天堂的边缘。"
我们亲爱的、可敬的朋友没有失去，只是先我们而去。让我们为他的榜样感谢神，并靠那使他品格可爱的神恩——那是他一切可爱之处的隐秘源头，激发他如此行——努力效法他纯洁无害、又积极有益的一生。执笔者永忘不了这位温柔、纯洁、无伪、恳切、始终如一的朋友和兄弟，如今痛悼他的离去。
W. J. B. 上海，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