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再三之请，为本书作一篇简短的引言，我多少有些迟疑。我最初的想法是：除了亲爱而受人敬仰的裨治文（Bridgman）之名，还需要什么别的引言呢？一个对大宣教事业（the Great Missionary Enterprise）的过去和现在都漠不关心、在我们的以色列中如同陌生人的人，才不会带着欣然而热切的兴趣翻开这样一部记录。这部记录的编纂交托给了一位能干而可信的人——正是那只与这位令人怀念的主人公在世上最亲密、最亲爱的关系中同工的手——这是再好不过的。在这些书页中，我们得益于最完备的知识，以及以罕见的机智与判断力、带着许多细腻的深情所作的持续编排。本书一开始就显明，它与所纪念之名是何等相配，因而它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个人情分的约束。去年夏天，我有幸先睹了本书的手稿，如今它以更恒久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我将永远感恩地记念，不仅因所得的教益，更因它对基督徒忠诚的重新激励。借着这部纪念传记，与这样一位卓越非凡的人相交，实在是责备，也是喜乐：他自幼就一心一意事奉他的主；何等殷勤，何等舍己，何等全然投入他的工作；同时，他又是何等和蔼，何等宽宏，何等超脱一切党派色彩；他随时准备与保罗同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1:18）
撇开希尼之地（the land of Sinim）在历史上和未来所唤起的兴趣，以及人们自然想要追溯那不断扩展的宣教影响之流直到其源头的愿望不谈，这部朴实无华的书卷，在许多重大课题上都发人深省。编者已提及其中一些：母亲忠诚的重要与盼望、早日献身的本分、异教世界对我们神学生的呼吁。在其他方面，叙事的见证同样有力。有人质疑，宣教运动的英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在工作的巨大生命力——尤其是殉道精神——方面，是否已有些衰退。有人认为，现今时代所提供的便利，最不利于培育英雄气概。裨治文的一生最清楚地显明了真正的宣教精神是什么，并为我们这样的时代树立了恰恰需要的榜样。
它也强有力地提醒我们——与当今某些讨论恰恰相关——宣教士首要的关切应当是什么：不是文明开化（某些方面的某位权威近来错误地断言，文明应为首要）；也不是任何阶段的学校——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些若摆在恰当的从属地位，都是可取且重要的）；而是在公开和私下传讲神儿子荣耀的福音——这福音的适应性与我们全人类一样宽广；它认出各处的人都有良心，良心虽常沉睡，却从未全死，它在神面前总是向那良心自荐；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1:16）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各类读者都将从本书学到：一个才智并无过人之处的人，若他一切的造诣都分别为圣，如直线般汇聚到一个伟大的主导目标，能成就何等大事。他们都要先感谢神，再感谢编者——借着这些朴实无华的书页，"裨治文虽死，仍旧说话。"（参来11:4）
A. D. 史密斯（Asa D. Smith）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