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叶子仍必青翠。"（耶利米书十七章7、8节）
真正的宣教士 更多工人的到来 在盼望中劳苦 为差传事业作见证 中国之前景 访问广州 返回香港 结婚 迁往广州定居
1845年
与裨治文博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相处稍久、谈论差传之事的人，无不感受到：对于使中国人归主这一伟大事业的成就，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那"永恒的膀臂"。尽管十五年劳苦、与诸多困难搏斗，所得的不过是预备性的果效，他的见解仍是那般生动、新鲜，足以激励初来者奋勇向前。为料理家事，挚友们屡次劝他回祖国一趟，他却无论如何不肯。
他深信自己所信靠的主必供应他一切所需的福分；一旦认定前面的道路是清楚的，他的座右铭似乎就是："尽本分是我的事，结果属于上帝。"
1845年开年的一件大事，是皇帝颁布谕旨，在全国容忍基督教。这给在华的全体宣教士带来了希望与鼓舞的特殊新纪元，裨治文博士更因堂弟詹姆斯·G.·裨治文（James G. Bridgman）先生的到来、塞缪尔·W.·邦尼（Samuel W. Bonney）先生出任马礼逊学堂教员，以及各工场增添了不少新宣教士而格外振奋。
怀着贯穿他一生的盼望精神，并带着信心的言语，裨治文博士这样写道：
"基督徒的宣教事业，结局绝非可疑。地极都已赐给上帝的爱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他必使万国万民都认识真理，得以得救。
"敬虔是最活跃的原则。为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作的每一次方向正确的努力，都永不落空。命令是普世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成功的应许是何等丰满、何等确实。
"教会一向这片土地转眼，福音的道路就开了。人们曾以为新教宣教士在这里站不住脚；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马礼逊（Morrison）心里想来，他就来了；长期劳苦，大有果效，虽有反对，仍死在工场上。后继者加入，接续他的劳苦；宣教士人数越增加，工场越敞开。将来也必如此，我们相信。
"不出几年，外国人将像行走欧洲大陆一样，自由、安全地走遍这国家的长阔高深。我们这样期望。"
四月，皇帝谕旨容忍基督教的消息传出，谣言得到证实。据说此事主要得力于耆英（Kiying）的影响。裨治文博士说：
"去年夏天，我们有幸向耆英呈送了一部满文新约圣经、一部中文新约圣经，以及许多论述基督教的书籍。他此前已收到并读过，显然对这'新教'的真理与优越已下了定论。他既知道为扩展基督教所做的努力，据说一年多以前就曾提出容忍基督教的建议。但直接请求而获准的殊荣，留给了法国公使。"
顾盛先生（Hon. Caleb Cushing）致裨治文博士的一封信，可见西方世界对此事的看法。信的日期是"1845年2月10日，华盛顿"：
"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通知您，我于去年12月31日平安抵达美国，此前在墨西哥作了五周有趣的停留；我们共同的劳苦大受欢迎，条约经参议院点名表决一致通过批准。我本人的任命去年六月已获确认；但我不打算返回中国。哥伦布号（Columbus）战列舰正在准备，把批准的条约送去中国。兹随信附上参议院公布的部分公文。另有文件中，对您本人和伯驾博士（Dr. Parker）的宝贵服务给予了应有的表彰，届时自会通知您。谨致最诚挚的祝愿，愿您的宣教劳苦成功、您个人幸福。我是您恭敬忠实的仆人 顾盛。"
1845年3月8日的《长老会报》（The Presbyterian）经顾盛阁下转交裨治文博士，其中载有他与美国参议院牧师塔斯廷牧师（Rev. Septimus Tustin）之间的通信，标题为"为差传事业作见证"：
"1845年2月15日，华盛顿特区。
"致顾盛阁下：
"亲爱的先生：蒙您一向的礼遇，我冒昧占用您片刻的宝贵时间，请您帮一个小忙，我相信您一定乐意效劳。
"数日前在总统府的一次闲谈中，我听您说，令我十分欣慰——您最近与中国皇帝的谈判，谈得体面、对国家有益，而驻'天朝'的美国宣教士给了您重要的便利。"
我相信这一偶然透露的消息，会使基督教会大得安慰，也大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宣教事业之效用的误解。恳请您将您愿意公之于众、并经您权威认可的有关事实见告于我，以推进那终必得胜的蒙福事业。亲爱的先生，我是您恭敬的朋友和顺服的仆人 塞普蒂默斯·塔斯廷。"
"1845年2月17日，华盛顿。
"塔斯廷牧师台鉴：
"亲爱的先生：承您本月15日来函垂询，我很乐意奉告。
"在最近对华谈判中，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帮助，确是得自美国宣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博士。他们具有通晓中文这一难得的资格，得以充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熟知，使他们成为无价的顾问；他们高尚的品格，更为使团增添了分量和道德力量。他们的合作对我既有显著的效用，我相信对东方的人道与宗教大业也必同样有益。
"但美国宣教士在这次所提供的特别服务，不过是属于全体在华基督教宣教士的一大类事实中的一例。
"第一，其他来华的使团同样依赖基督教宣教士作为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媒介，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和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相继率领的英国使团史中，都有众所周知的例证。
"第二，我们关于中国的一般知识的大部分，以及关于中华帝国两种大语言——中文和满文——的语言学基本知识，几乎全部得自宣教士，天主教与新教皆有。"
以下是一长串由不同宣教士编纂的语言学著作名录，从略；我们直接看结论段，已足说明问题：
"在简略回答您关于基督教差传史中一个问题的询问——即差传事业的附带效用——之余，请容我补充：尽管差传事业这附带的效用已是显著之至，但与东方宗教宣教士的伟大善行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人类勇气、智慧、自我牺牲、伟大与美德的历史上，没有比这一章更崇高、更动人的了；它还有待以配得上主题尊严、配得上它与文明、政体及基督教会之关系的笔法来书写。
"我是您恭敬的仆人 顾盛。"
这些信件是从顾盛阁下转交裨治文博士的一份报纸上抄录的，引在这里，是为了回答人们对海外差传的种种非难。反对意见多半出自那些从不打听、也不费心到宣教士的日常工作中看一看的人，他们从不亲自察看他和他的同工是否照着他们向各自差会和公会所写的报告那样忠心劳苦。
1845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五月号末尾，裨治文博士这样表达他的看法：
"'在华新教差传'目前人数虽少，今已处在能成就许多善工的位置上。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诸口岸既已向百姓开放，他们可向千百万人传扬福音。按我们对基督教原则的理解，每一个基督徒——凡自称基督徒的人——都因这自称而有义务作我们圣教真理的忠实见证人。他必须严格遵行福音的一切规条，无论心灵还是行为，都作圣经教训的榜样。按立的传道人固然要在教导和生活上都合乎福音，每一位平信徒也同样要在生活上照样行事，'谨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样，福音就有了无数的见证人；宣教士虽少，耶稣之道的见证人既多，就补足了人数之不足，真理的力量就大了。"
战争既已结束，和平恢复，容忍既得，口岸既开，占据大城市传讲福音就成了当前要达到的目标；从各地来的宣教士开始分工：有的去上海，有的去宁波，有的去广州。
五月初，裨治文博士访问了广州，为的是觅得居所，以便永久迁往那里推进宣教工作。沙克牧师（Rev. Shuck）与德文牧师（Rev. Devan）夫妇已在那里安顿，哈巴安德牧师（Rev. A. P. Happer）也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差会学校，有学生三十名。
在广州住了几日，裨治文博士办完事情，返回香港作进一步安排。其中一件大事是他的婚事。1845年七月号的《中国丛报》——他正是这份月刊的编辑——这样记载："1845年6月28日，裨治文博士（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D.D.）与伊莱扎·简·吉莱特小姐（Miss Eliza Jane Gillett），在香港牧师、殖民地礼拜堂（Colonial Chapel）牧师文森特·约翰·斯坦顿牧师（Rev. Vincent John Stanton）的主持下，于殖民地礼拜堂成婚。"
婚礼在众多中外宾客的观礼下举行。
"本月2日，"裨治文博士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离开香港，次日抵达这里，身心俱佳，蒙上帝美好的护理，至今依然。"
裨治文夫妇受到伯驾博士夫妇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热情好客的屋檐下住了六个星期，之后搬进了自己租的房子。
如今道路既已敞开，宣教士觉得自己当效法基督和使徒保罗，蒙召在大城市里传福音。他来住在中国人中间，只有一个目的：为广州这大省城及郊野千千万万拜偶像的外邦人的得救，照着圣经"无论得时不得时"祷告、讲道、劳苦。如今天父不再叫他独自走这条路，他就"感谢上帝，壮起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