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民数记九章17节）
人生如客旅 新家 拜偶像者与外籍教师无同情 广东人所称的"Yah-soo" 华人住宅 暑热 宣教士的日常工作 安息日的劳苦 书信 詹姆斯·G.·裨治文 漫步广州 巡回布道
1845年
人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无论结成何种关系，他仍是客旅。宣教士尤其如此——他不仅是客旅，更是语言不同、格格不入之民中的异乡人。拜偶像者对福音的传讲毫无同情。佛教徒认为自己的宗教和洋人的不相上下，何必改变？中国人一如古时的人，心想："这些人把一些奇异的道理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有孔子，何须受"蛮夷"教导？他们的耶稣，还不如我们的圣人。
广东人把耶稣这蒙福之名读作"Yah-soo"（"耶稣"）；每逢安息日见美国或英国宣教士上教堂，人们常说："那些Yah-soo去le-pai-dong（礼拜堂）了。"
"云彩停住之处"，在德兴街（Te-hing street）后街的一家洋行里，一栋三层楼房中，这位客旅带着他所拣选的伴侣"支搭了帐棚"。这房子是新的，是一位盐商为出租而建，半是西式。底层住着仆人、苦力等，各司炊事杂役；二楼是印刷所——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先生回美国期间，交由裨治文博士代管；三楼是家人的住处。这栋楼四周都是低矮的华人房屋；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本地人做一天中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餐，烟雾弥漫，暑热难当，楼上房间的温度计常在华氏九十至九十八甚至一百度之间。
有一间小书房，宣教士坐在那里，随时接待每天前来谈论福音道理的中国人，从佛教僧人到中国兵丁都有。其中一名兵丁名叫罗寿（Lo-shau），受了足够的教导后，被派去散发基督教书籍，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同胞，并须每天交一份书面工作报告。还有一个每周一次的查经班，都是些较有学问的人，聚在一起受教、祷告。这个夏天，有一人受了洗。
凉爽的时辰则用来街头布道或船上布道。全部时间不是笔耕就是口传。下面这封信的摘录，可见裨治文博士安息日劳苦之一斑：
"本月7日，吉莱斯皮先生（Mr. Gillespie）和阿发都不在广州，应他们之请，我主持了礼拜堂的聚会。到了那里，发现看管会所的人很是激动，因为邻居贴出布告，声称那里必须停止讲道。
"到了平常的钟点，礼拜堂的门开了，约有五十人进来，都是体面人家。因没有讲道的人，到十一点已有许多人离去，我便把门闩上，登上讲台。闩门这一预防之举更有必要，因为邻居已放话：若开始讲道，他们就要闯进礼拜堂搅扰聚会。
"听众不多，但非常留心，常点头赞同所讲的道理。聚会结束，散了这小群会众，我又站在门口，向聚集在外面的人散发书籍、讲道。刚一开口，一大张烧了一半、还带着火的传单直掷到我脸上，打在我胸口，落在我脚边。我把火扑灭，小心地把传单收好，继续工作。这显然是众人一齐往里冲的信号，他们以为洋人会被吓得离开门口。
"不一会儿，他们把手边的一批基督教书籍点着了火，又几乎同时开始散发本地的佛教传单。此刻场面热闹到了极点。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烧书的烟火从人群头顶一处升起；另一处几个老年中国人散发着他们自己的异教传单；而我站在礼拜堂门口，继续讲道、发传单，无人敢碰我。见几个少年把我们的传单扔进火里，我让他们每人应承不再重犯、不再撕毁，才再给他们传单。这招很见效，他们爽快答应要读、要留，索取的人反而更多了。中午过后不久我离开那里，回去协助医院的聚会，一如上个安息日。"
接下来一周，他记下自己的日程如下：
"9月14日。上午在美国二号洋行（No. 2 American Hong）用英语讲道，下午一点与伯驾博士、鲍尔博士（Dr. Ball）一同主持医院的聚会。听众是我用中文讲道以来见过的最好的。"
他给当时在美国的朋友卫三畏写信道：
"亲爱的卫三畏：你会谅解我这般潦草的写法，因为我不断被人打断。动笔以来，已有个青年拿着一份关于损失的长篇呈文进来，要我替他翻译政府公文。这个人来说这事，那个人来说那事；你知道就是这样；人必须在这一切难处中一边写一边干。裨治文夫人替我分担了一切家务，多方协助；她在屋里走动时学中文，跟先生读书，不时来坐在我身边。然后我们去医院，她领着用中文唱诗。这正是我需要的帮助、正是我需要的妻子。堂弟詹姆斯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语言上，他很爱学。明年，我相信他能尽全职宣教的本分；他如今已适应水土，预备好做 hard work（刻苦的工作）了。" 九月间，裨治文博士应邀前往香港，出席他担任会长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七周年纪念会。夫人同行。布朗牧师（Rev. Mr. Brown）夫妇在教导华人学生上的娴熟，使这次参观饶有趣味，两人都得了坚固和 refreshment（心灵的更新）。逗留期间，布朗夫妇的幼子由裨治文博士施洗——这项圣礼总让他大得喜乐。一位朋友为此写了几行诗赠布朗夫人：
约翰·莫里逊·布朗（John Morrison Brown），于香港维多利亚联合礼拜堂（Union Chapel, Victoria, Hong-kong）受裨治文牧师施洗
明亮的小宝石，美好的模子里铸成， 刚从造物主手中出来； 看哪，救主展开双臂， 把你接到他的羊群；
以他最精选的爱祝福你， 把你抱在他怀中； 在那里安卧，你不必漂泊， 去寻找你的家、你的安息。
这小小不朽的嫩芽， 我们奉献给上帝； 愿他转离罪路！ 永不需要杖责。
生命可爱的花苞啊，开得美丽！ "去装饰婚筵的华屋"， 愿你终生短暂的岁月， 都分享救主的祝福。
在世上，愿许多快乐的日子 都属你，亲爱的小婴孩； 死时，愿你移植到 上帝永恒之子的光下，
愿你在天上的伊甸居住， 与上头的上帝同在； 在那里传扬那位救主的赞美， 他的品格就是爱。
数日愉快的社交往来之后，裨治文博士夫妇回到广州的工场。堂弟詹姆斯·G.·裨治文牧师先前在澳门养病数时，如今搬来住在裨治文博士家中。秋天，费了些周折，领到一个七岁的中国小女孩；1845年年底之前，又添了第二个。这两个孩子成了后来裨治文夫人照管的女校的核心。
宣教士的家很少没有客人。他既已安顿下来，生性又极好客，凭着介绍信和往来中国、以广州为一季停留之所的人，款待的机会从不缺少。他的书房用途之一就像邮局，替各口岸的宣教士收信、转交包裹。这些服务他都乐意去做，但更高的本分也未曾放下。印刷工人常得他的劝勉和代祷，这是他室内工作之一；《中国丛报》要编辑；通信占去应有的心思和时间；而向可怜的拜偶像者传道——在上帝的圣殿、苍穹之下——是他特别的喜乐。
裨治文博士在一封给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的信中——他把一切行踪都向安德森博士汇报——提到自1830年以来的许多变迁、战争的影响、容忍谕旨等等。他写道：
"在这一切境况中，我始终存知足的心。初到广州时，我们一切宗教聚会都在关门、且常常是锁门的情况下举行。直到1839年都是如此，那年林则徐先是软禁、继而驱散了外侨。战争初期，澳门的情况也一样糟。但不久，好转开始了。不过那时已有几位宣教士迁往香港，我也在其中。在那里享有充分的容忍。我们的仆人和工匠平常都参加早晚的祷告。
"我们初到这里那天晚上，灵修的钟点到了，把印刷工人等叫来敬拜，十个华人佣工中只来了一个，还是来告诉我们别人都不来。
"因行李未曾收拾，匠人还在屋里做工、住在里面，他们不肯在外人——怕被人讥笑——面前聚会敬拜，倒也有几分可原。等这些外面的工人都做完了，万事就绪，再次发出召集；仍无人应。如此三番，只得表明立场。于是写了几条简单的规矩，告诉我们的人：给他们合理的时间自己决定，要么遵守，要么离开。起初很是闹了一阵不服：有的打包，有的搬走，人人都嚷着要走。我们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信服，我们的一切要求都是正当的，是为他们的最大益处。
"自上月中旬以来，除病了或实在脱不开身的，都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读或听人读上帝的话，在家庭祭坛前与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今后，这事想必再无难处；但谁能、什么能触动他们的心呢？'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惟有上帝叫他生长。'他必祝福自己的话，'决不徒然返回。'"（10月21日）
"除了安息日讲道，我们如今在伯驾博士的眼科医院每天有一次宗教聚会。散发书籍和街头布道也照常进行。所到之处都不乏听众。昨天（安息日），上午十一点向外国人讲道之后，又照常在医院的聚会中分担了一部分，然后手里拿着一百多张单张传单，去作街头布道。从人群中挑选传单的受赠者；一个半小时里，不下二十群听众，每群十人至五十人不等，听福音的话一至五、八分钟不等。"
此时，裨治文博士和鲍尔博士都想在卫生之地为家人购置建房地基，但遭到强烈反对，至今未成。官府一查出有持有产业的中国人愿意把地租给外国人，就足以把那中国人下狱。
1845年11月25日，裨治文博士写信给朋友卫三畏。卫三畏离去已一年，他简要回顾自己的劳苦，接着说：
"我给安德森博士的信会告诉你我迁往广州的事；给纽约A. G.夫人（Mrs. A. G., N. Y.，原文缩写）的信会告诉你——或从她交游的朋友圈中可以得知——其他于我个人大有兴味、于差传大体也重要的事。亲爱的卫三畏，我真正的同工，请允许我说：我在这新的家庭关系中非常幸福，等你回来就明白了。上帝赐给我一位正是我需要的帮助者；说话（中文）上我们正在成为一体。裨治文夫人学说进步很快，已开始读一点、写一点。"
前文提到的房子，他作了描述，又补充道：
"堂弟詹姆斯和我们同住，斯坦顿牧师（Rev. Mr. Stanton）住在'先知的小楼'里。从香港搬来时，为着内部规矩，我们差点闹起公开的叛乱：不许喝酒，不许喝啤酒，不许抽烟，不许吸鸦片，晚上九点以后不许外出，早晚祷告。印刷工人阿寿（Asau）有时似乎认真起来。我相信会看到他们都归主。如今我们的家庭敬拜全用中文；在户外，我大致照着心愿行，每天花两三小时巡回布道。我巴不得你早日回来，接下印刷所、《中国丛报》和司库的事务。《汉语课本》（Chrestomathy）、《简易课本》（Easy Lessons）、《词汇》（Vocabulary）等书，连同整套的《中国丛报》，都稳定地销行；但这些事太耗我的精力，所以我切望你早日回来（若你愿意，成了亲回来更好，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在这大城——迄今向外国人开放的最大之城——住下。
"我立定心志，每天用几小时讲道、宣扬上帝的话；次要的事必须放下，其中包括我的许多 dear friends（亲爱的朋友）。我不像盼望人归主那样切望施洗和建堂。很久以前我就可以有一间教会、按'两个月察看期'给许多申请人施洗；但除了一两个例外，从我们弟兄们手里受洗的人，实在可疑。时间会显明，永恒会显明。请为圣灵祷告。再会。裨治文（E. C. B.）"
约在同时，他写信给总干事，延续同样的思路：
"贵差会在中国至今没有组织起一间本地教会，在国外有些人看来或许惊讶，在另一些人则成了灰心的缘故。有人不时议论：按所费的劳力，宣教工作的果效似乎很小。看似如此，但那是片面的看法，不该让上述事实和表面上的无果效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传福音'，使启示的真理为人所知。这事已大 extent（大范围）地做成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借着贵差会，已经知道了上帝的一些真理。所用的方法是基督教书籍和口头教导；我们不应以为这知识会没有好结果。每周这些努力都在把真理传得更广、使真理被人更明白。
"医院安息日的听众多而留心；每周每天，都有几百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领受上帝的话。这一切岂会没有果效？
"昨天，斯坦顿牧师和我穿过广州城北、西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先带足传单等。我们从城墙往北走了进一英里，进入乡间，据说那里有一处敬拜之所——一间'le-pai-tang'（礼拜堂）。进得楼来，哪里是什么基督教敬拜之所，却是供奉穆罕默德信徒之用的。时候已晚，我们没多停留。你还记得，英军在郭富勋爵（Sir Hugh Gough）统领下驻扎在广州北边，激起了附近百姓很大的恶感。外国人向来不到那一带去。我们和颜悦色、举止温和，赢得了居民的善待，他们踊跃索取我们的书。日落后不久我们就回来了。
"中国人的感情虽远不如我们所愿，却在迅速改善。三个月前我独自去不得、去了必起哄骚动的地方，如今我和裨治文夫人可以自由行走、散发书籍，无人阻拦。妇女儿童听说有外国人经过，常跑到家门口；夫人若和她们说话，夸奖她们的孩子，或递给她们一本书，她们都很欢喜。他们有句老话：'见面生情。'真是如此；即便不是乐事，我也觉得每天上街、混在人群中、和他们谈论上帝之国的事，是我分内的本分。"
"16日。今天我在外四五个小时，是平常的两倍，走到城南郊外的村庄。看见人山人海，新村庄紧挨着城厢拔地而起，令人惊叹。多么广大的园地，可传善，也可传恶！"
在所有这些信里，描述了工场和工作之后，宣教士总为更多的工人呼吁：
"来帮助我们，向中国这大民族传福音吧！"——这是他至死不变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