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考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以斯拉记四章十九节
论叛乱的一位朋友来信 叛军的性情 安德森博士来信 上海的叛乱 宣教士的抵达 新居 致马礼逊夫人的信
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
论叛乱的一位朋友来信
"纽约，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先生：
"家父称我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想必是指我的自负，而非我的造诣。若干年前，在我还未活到足以知晓自己无知之深时，我曾对这些头衔略有野心；但近来我已学会在自陈时谦逊一些，并不惭于承认，这些头衔全然经不起您对我的考验。关于中国的未来，您所提的问题我无法回答。您所讲述的奇事令我瞠目结舌。在我看来，我们正身处一系列大事之中，这些大事正是要打破人心止步于次因的惰性，使我们知道并感受到，历史中有一位上帝。惟有认明这一大真理，对中国的指望才能升为确信。就人类过往的历史而言，我心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可以解开这个奇特民族今日光景所呈现的谜；然而我以为，要驳斥那些人的挑剔并不太难——他们自己在更美好的日子初现时毫无喜乐可言，便一心想说服自己：万事仍将如起初一样延续下去。例如，一提到基督教思想在这场中国叛乱中的存在及其明显的影响，整件事就被讥为骗局，理由无非是善中掺杂了恶。他们不肯相信基督教的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只因它尚未成就完全之工。这种论调实在奇怪，与历史的一切事实、乃至日常经验最浅显的事实都明显相悖，除了那些'愿望是思想之父'的人，无人会采用这种论调。任何研读历史或人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在人类任何伟大的运动中，即便在那些最受我们敬仰的运动里，也掺杂了大量卑劣自利的动机，若非占主导，也是为数甚多。英国宗教改革和美国独立革命就是例证；再看基督教本身的历史，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一千八百多年过去，其真正的子民依然寥寥无几，即便这寥寥几位，也不过半被征服。若要发现基督教的裨益，我们断不能只在它对个人心灵的直接能力中寻找。既如此，何其怪哉——要证明基督教的萌芽存在，人们竟要求它做出比一千八百年所成就的更多的事！若说我有能力论述这样一个题目，它也实在太大了……" "……这样大的题目，非一封信所能论述。我为中国今日的局势欢喜，对最终的结果满怀希望。在中国人中间，福音最大的拦阻与其说是误信，不如说是不信。一个人若有恳切的信仰，即便那信仰是错的，仍有指望；但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景况实在可悲。若这场中国的叛乱所成就的，不过是打破长期笼罩的道德死寂，那就已经赢得了重大的一步，为生命和亮光的进入开了一条路。现在请容我问：在上帝之下，这荣耀前景的曙光，我们要归功于什么、归功于谁呢？岂不是归功于宣教的努力，以及那些不顾讥笑、不计表面上微小的果效、忠心恒忍支持这事工的人吗？一想到家父在这崇高事工中有份，我的孺慕之情或许可说是过甚；若真如此，相信您的友情定能体谅。……
"盼您得闲时常来信，我必乐于回信。代向裨治文夫人（Mrs. B.）问好，并再次向您表达友情，及对您事工成功的深切关怀。亲爱的先生，至诚属您的。"
我们从《宣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转载以下文字，出自裨治文博士（Dr. Bridgman）之笔，是他在"为更透彻地了解中华帝国境内这场浩大运动，亲访镇江府（Ching-kiang-foo）、南京（Nanking）与芜湖（Wuhu）之后"，对叛军的记述。读者自会看出，此题与前一封信相关：
中国叛军的性情
"叛军的政体是神权政体，是他们所信的一套'新启示'的发展，如同摩西时代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套。他们最明确地宣称：天父与天兄是一方，他们的两位主要领袖是另一方，双方有直接的交通。
"他们的政体是混合形态，半政治、半宗教。既有属地的官制，也有属天的——至少是神圣的——官制。而且他们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旧的帝王体制已被废弃。他们没有皇帝，只有一个'王的弟兄团契'，由天王、东王、北王和翼王组成。据他们的'弟兄'向我们作证，这六位王室人物现都驻于他们的新都，"（原文明列四王而称六位，疑有脱漏） "……他们称之为天京（Tien-king），即'天都'，又称圣城（Shing-ching）。第一王名叫洪秀全（Hung-sin-tsinen），又称太平王（Tai-ping-wang），意为'大平安之王'；第二王名叫杨秀清（Yang-sin-tsing）。他们说，耶稣既是天父的长子，洪秀全便是天父的次子；更令人震骇的是，杨秀清在原有头衔之外，竟僭用了新约中指可称颂之三一神第三位格的两个称谓，即郭士立（Gutzlaff）译'保惠师'所用的'劝慰师'（Kiuen-weisz），以及马礼逊（Morrison）译'圣灵'所用的'圣神风'（Shing-shin-fung）。
"这王室弟兄团契自称拥有普天之下的主权，所用言辞毫不含糊。正如天父——至高的主、崇高的上宰——是独一真神，是天下万国之灵魂的父；照样，天王是天下万国的真君王；万国既当恭敬敬拜前者，也当顺服俯伏，向后者进贡，献上珍奇之礼。
"就我们所见，这个新政权以非凡的干劲、秩序和热忱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利益与共。财物粮储丰足，似乎都分别为圣，专为成就他们的大革命这一伟大目标。他们的人数之众、已得之地之广，都很大，远超一般外国人所信。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处在拆毁、摧毁旧秩序的过程中。真是'开路的已经上来'（弥迦书二章十三节）。
"至于他们的宗教信条，我现在只能略说几句。他们固然得了不少亮光和知识，但如诸位所见，其中掺杂着深重的黑暗与无知。去年五月写信给您时，我曾毫不迟疑地说，他们承认神格中有三个位格的教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他们手中有圣经译本和他们视为真实的信条，据信其中教导了这一教义。但就现在所知，我不得不怀疑，他们对圣灵是否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安德森博士来信
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差会干事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致信裨治文博士（Dr. B.）说：……
"欣闻您与裨治文夫人及金梅（King-meh）平安抵达上海，我甚感欣慰，" "……另有一事相告：艾奇逊先生（Mr. Aitchison）与布拉吉特先生（Mr. Blodget）偕布拉吉特夫人已受派前往上海，拟于下月中旬后乘第一艘便船启程。这两位弟兄都曾任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导师，似甚适合所拟的差传事工。他们抵达后，我们在中国将有第四个布道区，届时您与裨治文夫人也将编入其中。我对这两位弟兄所去的工场深感兴趣——听了您本人、裨治文夫人和金梅所讲的，兴趣更浓！不过我想，中国妇女大概不如中国女孩子那样聪慧可爱。
"依我看，革命的时局显明：当务之急是先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据我所知，中国人的新宗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旧约前几卷书之上。新约显然应当先译、先校。到了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整本的话语。"（见第一卷330页）
以下摘自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一位朋友的信，他论及这场革命说：……
"中华民族的前景变化何其巨大、何其突然！上帝使用您为器皿，恰在此时促成中文圣经译本的成熟——正在同一位掌管万有之手的安排下，其他因由已使这个民族预备好自由流通圣经——这事令您得着何等大的欣慰！一生有此，已足为荣耀。关于叛军的兴起与进展，及其宗教教义，无论正确与否，只要不妨碍更高的职责，您能提供的任何消息，我们都将感激领受。"
上海的叛乱
一八五三年，裨治文博士携家眷返回上海后，寄宿学校在王家码头（Wong-ka-moda）的旧中式房舍中复课；但该处过于潮湿，不利健康，不宜全家再住，裨治文博士便在黄浦江（Whampu）西北岸一处更健康的地段，暂时租下一栋新建的西式房屋。
一八五四年（原文如此）九月的一天早晨，租界（foreign settlement）的人们惊见所有进城做工的乡下劳力纷纷返回，说城门紧闭，进不去了。原来一股本地叛军已占据了县城，此后十八个月大难临头（按：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史实在1853年9月，此处年份疑原文或OCR有误）。其间，住在城墙附近的宣教士——交战双方炮弹每日在头顶往来——不得不搬离；裨治文博士一家和学校所住的房屋，一度还收容了另外三户宣教士家庭。
宣教士的抵达
艾奇逊和布拉吉特二位先生抵达了，他们的兄长（指裨治文）欢欢喜喜地接待了他们；他欣然用屏风和衣柜把分给自己一家的三间楼上房间隔开，又在楼下一间兼作客厅、餐厅和会客室的房间里给他们在餐桌旁留了座位。裨治文博士夙愿的美国公理会（A. B. C. F. M.）上海布道区就此开创，并成立了一间教会，后来有本地信徒加入；裨治文博士去世时，正是这间教会的牧师。这几位亲爱弟兄的到来正是时候，鼓舞了裨治文博士的心，他重振余力，在征战中得了新的动力。这是他祷告的应允；他们是（我们相信）上帝为这工拣选的人，与他心意相通，他又能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帮助他们。抵达的第二天，他们就投入了语言学习；很快各人就在自己的岗位和范围里，与百姓往来，尝试与他们交谈福音的信息。但宣教士们不能久占当时所住的房屋——那属于另一个差会，别人也需要用——怎么办呢？裨治文博士说："我来盖。"他手头有一点私款，可在附近买一块地；他决定动用这笔钱，把地皮拿下。他在几位商界朋友面前提及此愿，他们赞成这个计划，说："盖吧，我们帮你。"于是地皮拿下了，主也从那些以襄助此工为乐的人那里送来了所需的款项。伯驾医生（Dr. Parker）——他个人的老朋友——很赞成这个提议，亲身相助，并热心在广州的老朋友中代为筹募，众人一致赞成，踊跃捐输。伯驾医生把他奔走的结果告知后，写道："眼下，我想您可以放心立即动工，要盖就盖好。某先生表示，能有机会襄助您，他和您的其他朋友一样高兴。"（原文人名阙如）
房子盖起来了；西侧安排家眷居住，另一侧（原文至此残缺）为中国女孩子的寄宿学校预备了舒适的校舍—— ……东侧，与从前所住低矮潮湿的中式房舍形成欣然的对比。东翼盖了两层：楼下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工场，楼上是宿舍。主楼同一排另有两间相通的房间，用作礼拜堂，举行安息日崇拜，学生们的早晚祷告也在这里举行。堂内配有长凳和一台簧风琴（melodeon），风琴是波士顿（Boston）一位好心朋友赠送的。处处讲究便利与通风，为的是保住健康、发挥功用。
新居
他那几位年轻的宣教士弟兄要与他同住一段时日，他们的舒适起居也都妥为考虑；新居的建造与落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一八五五年二月，房屋可供入住，他邀了几位朋友一同祷告、举行其他愉悦的仪式，将这住所从上帝手中领受，分别为圣归主使用。其中特备的"先知楼上小房"，第一位入住的是卡明斯牧师夫妇（Rev. Mr. and Mrs. Cummings）一家——他们是从福州（Fuhchau）来、取道回美国调养身体的宣教士；此后，裨治文博士往来各口岸的朋友，乃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分享了这"从主而来"的居所的舒适。
他的书房按自己的心意和设计布置；在此，他埋首于毕生的翻译大业，唯安息日除外——那天他在学校礼拜堂向聚集的师生和会众讲道，并时常与学生及其他慕道者个别交谈。他们若在他看来有真归正的证据，他便为他们施洗，接纳他们进入基督徒的团契。他去世时，本地教会约有二十至三十名会友。其中，金梅（King-meh）——前文提及的那位——第一个站出来，在父母和全校面前弃绝偶像，承认耶稣是她灵魂的救主；她后来成了得力的助手，带领别人归向同一位救主；到了适婚年龄，她嫁给了一位属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本地基督徒。
致马礼逊夫人的信
我们以裨治文博士致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马礼逊博士的遗孀）的一封信作结本章：
"上海，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马礼逊夫人：
"除了我的家人和血亲，在我心中，没有人比我的宣教士朋友更亲；" "而在我的宣教士朋友中，没有比马礼逊一家更蒙我深爱的了。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之于我，亲如我的灵魂。他在世时，我们分隔两地，书信往还频繁。他收到的那些信如今何在，我不得而知；我收到的为数甚多，已交托给令郎在此保管，望他妥为保存，或按您和您子女的心意，转交您或他的某位兄弟。
"马礼逊博士去世后，约翰·罗伯特一度深受不信的'朋友'影响，处境甚险；但蒙良心与上帝的灵扶助，他全心寻求主，就是耶稣，远离世俗之乐，就我们所能判断的，他成了新人。他的一些信可为此作证，但他重生、'从上头生'的更大证据，见于他的生活、日常行止和言谈。他真是为新生命而活。他本人和他父亲离世——其实他们仍活着——离开这劳苦之地，对我，对您，亲爱的夫人，都是沉重的试炼，沉重的试炼。至今我仍深感他们的缺失。想来您读宣教刊物；借着刊物和您的儿子们，常与中国事务保持联系。四十八年，这古老的帝国已大变。新教宣教士的人数，自一八〇七年令夫君开创以来，现已达一百八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