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函／梁发致牧师们的信／逼迫／中国谕旨／东方外国传教士／一位中国商人的去世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
1835年。
在此处刊载一封由裨治文先生与其友尊敬的J. R. 马礼逊先生（the Hon. J. R. Morrison）共同起草的通函，记述截至1835年初传教工作的进展，似乎很恰当。
"致众牧师、教师，以及一切热爱主耶稣、世界救主的人：
"基督徒中间要了解未得福音的拜偶像之国的状况的愿望日益增长，这是时代最可喜的征兆之一。享受福音多般恩福的人，对普天下归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是使徒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教会中响起焦急探询的声音，千千万万的人开始'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大大鼓舞了已到外邦人中间去的人的心，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既要忠心向异教徒传福音，也要把他们所劳苦之人的需要与苦难告诉家乡的基督徒同胞。
"1832年9月4日，马礼逊博士初到中国二十五周年之日，他写了一封通函给众教会，简述差会至那时的进展与当时的状况。自那日起至他1834年8月1日去世，差会蒙受了空前的顺利。人员略有变动：特雷西先生、威廉斯先生、约翰逊先生（Mr. Johnson）和芒森先生（Mr. Munson）来加入差会；雅裨理先生（Mr. Abeel）因健康不佳被迫离开；芒森先生在预备工场时去世。但差会之父、创办人的离世，在我们队伍中留下难以速补的缺口。我们越发盼他长留，因为我们有理由预料，外国人与中国人商务政治关系上酝酿的变革（如已证明的）会使差会面临新的难处。但在我们的试炼困惑中，所遭遇的并无出乎我们所当预料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的小群本国基督徒。他们中有人被召受逼迫，被迫逃离本国。我们的基督徒弟兄的以下来信，基督徒朋友们必怀着深切的关怀阅读。这信是他在船上、动身前往新加坡之前写的。
"梁发的信。
"'梁发谨致书众牧师、教师，以及一切热爱并虔信世界救主耶稣的人，愿你们平安喜乐。
"'蒙我们的主救主赐圣灵帮助，数年来我得以坚持传扬福音；传讲幸福之道，劝同胞丢弃偶像，单单事奉创造万物的伟大主宰。因救主丰盛的恩典，圣灵降下，更新了十多人的心。他们都受了洗礼，相信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一心事奉主神，遵福音的诫命而行。他们的名字是：李舍（Le-she）、梁阿特（Leang-atih）、梁阿钦（Leang-achin）、梁阿涛（Leang-ataou）、李阿辛（Le-asin）、周阿寿（Chow-asau）、胡阿昌（Woo-achang）、阿顺（Ashun）、阿富（Afuh）、刘志昌（Lew-Chechang）、屈阿刚（Keuh-agang）。
"'三四年以来，我一直在广州城及附近乡村散发《圣经课》，所到之处，多人欢喜领受，不肯领受的很少。今年，全省文人三年一次的考试在省城（广州）举行；我切愿把书迅速分发给所有考生。于是8月20日，我与胡阿昌、周阿寿、梁阿顺（Leang-asun）开始分发，分发了一千多套（五千卷）《圣经课》，众考生欢喜领受，毫无骚乱。这使我们心里欢喜，第二天又照样分发了一千套，毫无麻烦。第三天，分发了几百套时，一个差役抓住拿着一套书的胡阿昌，带到南海县（district of Nanhae）县令面前；县令验过书，叫差役不要干涉这等小事。差役便罢手，胡阿昌回来了。第四天，见县令不干涉《圣经课》和传单的分发，我们继续工作。但分发了几百套后，差役带着随从来了，扣下十套《圣经课》和分发人之一阿富，正要带走，阿富挣脱差役跑了回来。
"'次日，8月25日，我听说差役拿着书去广州府（Kwangchowfoo）知府（Chefoo）衙门告发；料想他会派人来抓我们，我们把剩下的书都装箱，移到别处。第二天我回乡下家中。31日，知府派差役到我城里的住处，抓了周阿寿和他的同伴阿凯（Akae），带去审问。阿凯受审时，声称对我们印书的事一无所知。知府便命随从把他拖下去，打脸四十下。打得太重，阿凯说不出话来。但周阿寿受审时，把《圣经课》和我们传单的事全盘托出。次日，知府派出大批人马来抓我；没抓到，9月2日，他们在周阿寿带领下，抓了印刷工人之一胡应泰（Woo-yingtae）。9月4日，周阿寿带人到附近一村，抓了另一个印刷工人阿锡（Atseih），连同四百本《圣经课》和书版，一并带到知府衙门。9月6日，他们抓了刻书版的工人之一阿昌（Achang）。
"'9月8日我听到这一切，立刻带着妻子女儿逃往江门（Keangmun）。次日，知府派两只官船、约一百人到我本村，要抓我全家老小。没找到我们，便抓了我三个亲戚，抄了我家，封了门。他们还牵走了我亲戚家所有的牲畜。又到处寻找我家的人，徒劳无获。16日，他们回广州，抓了我一个亲戚王阿（Wangae）。另一个亲戚悄悄来，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立刻带妻子孩子逃往赤坎鎮（Chihkau），在那里住了几天。
"'最后盘缠用尽；无路可逃，又不敢回广州，怕落在差役手里。我便叫妻子进城，差人请裨治文先生资助些钱买食物，必要时助我逃往别处。（江门和赤坎鎮是澳门以西的城镇。）不料他去了澳门，妻子只得空手而归。我便带全家回江门，见身无分文，又无处可借，便恳切祷告神，求祂施恩帮助，保佑我去澳门见裨治文先生。感谢神保佑的怜悯，我平安到了澳门。见到裨治文先生时，我心里悲痛至极，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见我悲伤，叫我不要难过，因为阿刚（Agang）和马礼逊先生已派人到知府衙门打听，得知花八百元就可释放所有被抓的人，也不再追捕我和家人。这减轻了我的悲伤——只是裨治文先生又说，事情还没谈妥，还要等广州的下一封信。他给我二十四元带给家人，叫我立刻再来澳门。我谢了他直接回家；但我告诉妻子事情已了结时，她几乎不敢相信，半信半疑。我把钱交给她，当天就回了澳门。在裨治文先生家等了两天，他收到马礼逊先生的信，说终于谈定：所有囚犯花八百元释放，但抚院（Fooguen，即一省巡抚）坚持要抓我。裨治文先生一知道这些详情，就带我和儿子阿特（Atih）乘快船到伶仃（Lintin）帕里船长（Captain Parry）的船上；船长听了我们的遭难，十分乐意亲切地接待我们住在船上。
"'身处此境，我想起凡传我们主救主福音的人都必受逼迫。于是默想罗马书8:31-39、雅各书5:11和彼得前书5:10。我虽不能及我们救主、保罗、约伯忍耐受苦，但愿效法古圣徒，使心安宁。虽受重逼迫，我心稍得安息喜乐；如今只怕中国官差伤害我的妻女。因此，我早晚恳求神怜悯保护拯救她们；也请众牧师教师、一切热爱主和救主的人，可怜她们，为她们祷告。谨向一切热爱我们主救主的人问安。
"'梁发鞠躬致敬。'
"10月18日。裨治文先生说：'前面的信是应我们的请求写的，我们想他的叙述必比我们自己的陈述更有趣味。我们知道所记事实都属实。翻译时我们删去了一些地名，尽量使译文简明，忠于原文。'"
信中接着附了一道中国谕旨，禁止印售阿发所散发的这类邪书（他是经朋友裨治文先生和马礼逊先生同意并指示才散发的）；"若有人胆敢妄为，印行流传此等书籍，必立刻拿获，从重惩办。"官府斥阿发为叛逆，斥圣经为"外洋夷人粗鄙不堪的刊物"。
"被囚者所受的苦难与损失都很重。
"差会的特殊处境和中国政府的性质，迄今使我们无法在此地组织教会。已受洗者十四人。其中几位我们很熟，有可喜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心已蒙圣灵更新；几位我们无缘相识；就我们所知，也不敢说他们都已重生。但除阿发的儿女幼年受洗外，其余都是自愿前来，借洗礼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现今在工场的外国工人有：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 Medhurst）……巴达维亚（Batavia）；汤姆林先生（Jacob Tomlin）……马六甲（Malacca）；（注：此处原书第97页扫描缺损，传教士名单不全）……（我们一度以为他已罹难），就我们所见，他的性命本难保全。但我们的天父保守了他，也保守了我们；眼前的景况虽黑暗，极其黑暗，我们却不见有灰心的理由；相反，我们看到许多足以激发新的信心、新的热心、新的努力、新的工人，尤其需要更频繁、更热切的祷告。工场似乎无边无际，多处已庄稼发白，可以收割。但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奉在华基督徒团契之命并受其指示写。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
"中国广州，1835年1月20日。"
"1835年5月8日。浩官去世。事在昨日，即本月7日，约晚十点，卒于河南岸（Honan）寓所，年四十九岁。这噩耗传出，是对死者本人的谴责更重，还是对认识他的广州本地人的谴责更重，殊难断定。除亲戚和私人朋友外，似乎人人都异口同声，为他的离世欢喜。为死者'披上慈善的外衣'，遮盖其过错，原是应当的，只要与活人无关。在这件事上，也许没有充分体谅死者的处境。他是公行（Co-hong）资深行商之一，常被迫充当官府的喉舌，因此有时招致不应得的责难。但他显然不赞成外国人在华权利特权的扩展。他有虚衔，据说去过京城，在那里结识了现任本省总督卢总督（Loo）。人们正大举延请僧尼，为他谋求进入天坛（Temple of Heaven）。装殓他遗体的棺木花了三百七十元。
"5月25日。近两三个月广州及附近病死者甚多，据我们所能查知的，有些显然是流行性或恶性霍乱病例。已故浩官之死似乎就是此病所致。"
这位富有的拜偶像者，与前文记述临终情景的两个人相比，何等凄凉的对照！一个是基督派往异教之民的大使，一个是受托为基督教政府谈判交涉、谋求和睦的官员。后两人在临终时得福音的盼望振奋鼓舞，前者的丧礼却按异教的仪式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