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回顾 · 劳苦 · 行动原则 · 收养男孩之故 · 官府告示 · 基督教传入中国考 · 印刷术 · 澳门之访 · 宣教士的处境 · 海盗（1831）
"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他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参出埃及记2:22；申命记10:18
1831年。
1月25日。自到此地已一年。一年带着它的利弊、机会、事务，连同其动机意念，都记在永恒的册上，直到最终报应之日，人人要按在身体中所行的受审。这一年的劳苦是：一、学语言；二、讲道；三、预备分发书籍；四、教导圣经；五、通信。"
裨治文先生还有三个男孩，他没有把这列为单独的一项劳苦。他说：
"我对未来有许多计划愿望；但这些，或许最好不说。我已定意遵行的原则是：
"尽力做手所当做的事；不住地祷告；向众人行善；竭力完全，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参传9:10；帖前5:17；加6:10；太5:48）
"我的信靠盼望在耶和华——父、子、圣灵，一切美善全备的恩赐都从他而来，离了他我不能做什么。
"3月28日。过去三四个月，学语言和照管三个中国男孩——两个十一岁，一个十五岁——使我在外观察的机会、读书写字的闲暇极其有限。当想到这些孩子是出于自己或朋友的请求来到这境况，又想到他们与我同住于我学语言是助而非碍，我觉得收留他们是我的本分。他们已能读能写本国文字，不亚于同龄的英国男孩。他们的目标是学英语；我的目标是教他们英语之外，又教他们真神与耶稣基督，及其他能使他们于同胞有益的。
"这是、也仍须看作微妙的试验。他们的名字，从长到幼是：阿昌（Acheong）、阿陈（Achan）、阿德（Ateh）。最后一个是梁发的儿子，已奉献给主受洗。
"4月5日。要对中国形成正确的看法很难；把看法传给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使之留下正确的印象，责任很大。
"缺少更广泛可靠的信息来源，是这些难处的主要原因。
"'番夷'（'barbarians'）在天朝的立足之地十分狭窄逼仄，所接触的除商人外寥寥。他们在中国没有什么配叫报纸的东西。朝廷与各省都有每日的官报（circulars）；只刊登自己的、且只刊登合自己意的官事。例如，广州官报会记本地官拜访与被拜访若干次，游了什么庙，拿了什么盗贼、审了或杀了。即使这些事实也不总合乎真理。
"官报说某日拿获海盗或走私船一只等等，而知内情的人会告诉你全是闹剧。上面下了令，无论如何要拿一只特定的船。这事容易办。弄一只船，装成被缉的那只，开到那地方，官船望见，追拿，一场小战，战利品凯旋而归。
"但中国人是好书的民族。他们有宗教、道德、历史及其他各样书，基督教书籍除外——连这些基督教书籍也开始在帝国稠密黑暗的百姓中找到路。
"基督教何时初传中国，不确定。有人说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景教）七世纪来华，十三世纪有兴旺的礼拜堂，有些存到十五世纪。
"十三世纪罗马教会（Roman church）把努力伸到中国，下世纪初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任命意大利修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原文作 Johamus, a Monte Corvius）为北京大主教（Archbishop of Peking）。利玛窦（Matthew Ricci）及数百其他人——耶稣会（Jesuits）、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嘉布遣会（Capuchins）——十七世纪在华劳苦。其中有些是大学问家；但我不能确定他们曾给中国人一部圣经译本，或用其语言翻译。
"第一位新教宣教士1807年9月4日抵华，约六年后新约译完，次年（1814年，原文作181-1）初在广州印行两千册。
"随后，1819年11月旧约译完，整部圣经印行数版。多数在马六甲印行。
"我作这些评论，是因刚收到中国印刷的新式样本。
"印刷术中国十世纪初已知，比欧洲早四五百年。他们的印刷法十分简单。字刻在与书页等大的版上。把极轻薄的纸覆在版上，用手压，取印。工作迅速。大部书，版占地方多；小幅短命的印刷品，版不久就无用废弃。故活字被视为向用中文的各民族广传基督教知识的迫切需要。
"约百年前，康熙皇帝发明，或至少推广使用，金属活字。他的继任者乾隆（Keenlung）大喜这些活字，称之为'聚珍'（'the congregated pearls'），奇怪的是，不久就下令熔毁，他的历代继任者听任，或宁可说迫使它们完全废弃。
"近年外国人多次尝试用活字，讲求价廉、美观、便利。没有一次比伦敦传道会槟榔屿（Penang）戴尔牧师（Rev. Mr. Dyer）近来的尝试更令人满意。字模取自木刻版，在模中铸字，印出的字不亚于中国最好的刻工。
"石印样本在澳门印成，在马儒翰先生（Mr. J. R. Morrison）监督下，是试验此法能否在华施行的结果。结果令人满意；麦都思先生（Mr. Medhurst）已用它印单张。在这点上它有明显的优点。
"5月23日。今有一男孩被众人簇拥着从我们门口经过，往河边去受溺死之刑。他的手反绑背后，身上系了大石；正要被投入水墓，他叔叔出面干预，救他脱离父母催他去的死。
"这青年十九岁，因赌博滋事，问母亲要钱，被拒就发怒，动手打她。父亲来救，他又袭击父母，又打又骂。父母告到官；儿子被拿，凭父母的证词判死。父母不总觉得需要这么长的程序。近有一案，省去一切审判程序，父亲母亲是原告、法官、刽子手。
"澳门，1831年6月10日。与自到中国以来一直与我同住的先生们同行，今晨早早到澳门，从广州来用了两天三夜。这次迁居与其说是遵天朝法律——法律要求'番夷'贸易完毕须随船回国，或下澳门居住——不如说是为健康。
"作居所，尤其夏季，澳门明显胜于广州。另一点看，两地虽一为异教政府、一为基督教政府，不十分相像。
"美国公理会差会或任何其他新教差会的宣教士，在一地或另一地都不被承认为宣教士，也不被容忍；他为当权者所不容，暴露在其法律最严厉的刑罚之下。他的财产人身都被剥夺法律保护，他主救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命令被撤销。
"到目前我蒙允许未受骚扰，虽然不总没有危险的忧虑。此外，宣教士与在华一切其他侨民一样，要受英美善良百姓闻所未闻的不便。他有遭强盗之险。
"离广州前，我们得知路上近有此类事件。遂作了防御的预备。我们一路未受骚扰，直到周日——第三晚——见两只'海盗船'，每只二三十人，向我们的船驶来。船夫即下锚，一切很快就绪迎战。
"几筐石头、弓箭、长矛大刀，及几锅滚烫的米饭，是他们全部的作战装备。除这些防御投掷物，我们舱中还有一杆猎枪（fowling-piece，船夫称之为'hard guns'，硬炮），和一对手枪（a single brace of pist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