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医生抵达/困境/黑暗中的光明/信件/中国政府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言25:25)
1836年。
1836年开年,本书主人公备受鼓舞。他不再孤单。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过去三年在海员之友会赞助指导下任广州随船牧师,按该会与委员会在他离国时的约定,如今归公理会差派,成为驻华传教士。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于10月26日抵达广州。他与裨治文先生结下终生的珍贵友谊。论到工作,裨治文先生从广州致信公理会说:"中文圣经的修订已有相当进展,麦都思先生(Medhurst)和J. R. 马礼逊先生(J. R. Morrison)正与我一同从事此工。"旧约已修订至民数记,新约至哥林多书信,印刷却突然中断,裨治文先生后来的通信摘录说明了原委:
"乌云黑暗仍密布这残酷拜偶像之地。偶有微光透出,大多时候一片浓黑。我心几乎死去,不知该盼望什么,该做什么。
"修订或重译圣经是近六个月主要的工作,我一直迟迟未给圣经公会写信,盼能早日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修订进展顺利。几个月前,一卷福音书已交广州一家印刷商,但麦都思先生和史蒂文斯先生沿闽江(river Min)而上的航行惊动了官府,我们的工作立刻停顿。(这是麦都思先生和史蒂文斯先生沿东海岸的一次航行。)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设法派人去新加坡印刷。上月26日去了五人(其中四人是刻字工人);又有七人要搭今日开往新加坡的船去。他们五天前离开广州,很快在伶仃追上大船。不料他们胆怯了,如今都已回广州。能否再把他们聚拢来,很成问题;能否找到别人去,同样成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拥有自己的铅字,不再依赖中国人。我们身体都好,为神向我们所施的大怜悯满有感恩的理由;但我必须对你们说,我们软弱,极其软弱。我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无助。若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这工场,我看不出大事如何成就。工作是神的,祂必成全。这是我的盼望和喜乐。"(*《传教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第三十三卷,第383页。)
与裨治文先生效法神圣之主、定居其间的异教黑暗逼迫相比,转回家乡亲友的怀抱,看长久离家的人如何被深情记念,是赏心乐事。收到可爱亲人的来信,是人生幸福杯中最甜的一味,也是漫长离别的安慰。
"贝尔彻敦(Belchertown),1836年9月2日。
"……我的弟兄,你以为时间和距离减少了我心里的爱吗?恰恰相反。我常凭亲切的回忆,重温久已过去的情景:每逢周六夜晚,你坐在家人中间;或隔得久些,放假时有机会在父家住几天。你最后一次回家,以及你按立礼拜上动人的仪式,给我留下的印象永不、永不磨灭。我喜欢默想,想象中跟随你到遥远的异教海岸。我的思绪不止于此。我仿佛看见你从清晨到午夜静寂时分,以献身传教士的热心殷勤,为召你作这工的那一位劳苦;工成之日,你必能与那伟大的使徒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有时,我的弟兄(若有错请原谅),我会预想你归国回家。这盼望因不久前收到金先生(Mr. King)一信而加强,他说回中国后会劝你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别以为我自私;我不许自己这样。若非想到你的健康需要,我一刻也不愿盼你回来。还有,每当想到美国众教会对传教事工的冷漠,我不禁喊道:'哦,愿有传教士回来,在我们耳边长久大声疾呼异教世界的需要!'但我忍住了。……"
在遥远的秦国(Sinim)收到邮件,本是人人期盼的乐事;但信件到齐时,常有黑封的信,和顺着儿女、弟兄姊妹苍白脸颊滚滚而下的大滴眼泪,诉说又一颗相爱的心已离开家园。以下是表亲来信的摘录:
"我上一封信记得提到你亲爱的父亲新近去世,也提到我父亲;如今我必须告诉你,你亲爱的继母也已安息于寂静的坟墓。她是基督徒,是贤德的妇人,去世得极其安详。这样一个接一个落入坟墓;但若我们为那庄严的时刻预备好了,年岁大小又何妨。
"几周前,我格外想念你。这城里有一批珍奇收藏,是邓恩先生(Mr. Dunn)从中国带来的,精美、昂贵、规模宏大,附一本小册子说明,邓恩先生在其中常引你为权威。我在长长的'中国厅'(Chinese Hall)里走来走去,几乎觉得会望见你。它被认为是本国最了不起的珍奇之一,让人看见中国各阶层的生活。"
我们从这位传教士成长的基督徒家庭的圣洁影响,转而略看他所居住的人民——他在那里为人预备道路,好让别人"进入他的劳苦"。
以下摘自裨治文先生亲笔:
"自古以来,中国人独来独往。他们过去是、现在仍是孤立的民族。这无疑一部分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一部分出于或多或少非他们所能控制的环境。他们的语言、法律、政府、家庭习惯、宗教仪式等都与世界其余部分不同,他们认为与世界其余部分建立那种友好关系既不明智也不可行,而那种关系本是博爱者把各国各族人民带入古先知所预言的千禧年平安昌盛之境的最便捷途径。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虽只略知一二,已足以明白他们何以如此显著地坚持排外政策和孤立姿态,直接违背社会的基本原则。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特性的。但这些特性,并不能使他们或个人免于人类共有的那些更恒久的品格特征、智力品质和情感。对一个满心忧伤的人,丧服是黑是白或其他颜色,关系不大;父母被夺去,无朋友、无安慰、无依靠,孩子必感到孤儿之痛;饿得要死的人,不在乎饭是用本国的筷子还是别的方式端上来,只要能充饥。中国人的特性也许比任何民族都多,但这并不使他们感受悲伤、痛苦、责备、尊荣、盼望、恐惧等,不如其他世人那样深切。他们的特性,我们只需去了解,目的很单纯:把中国人当人来对待、来倾听,不把他们当魔鬼,也不把他们当天使,只当人。
"常有人问:欧洲人该做什么?对待中国人该采取什么方针?要公允地回答这个问题,须先看一眼这个国家今日的状况和人民的品格。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唯有一人居其首,自称是世上一切美善的源头与中心,而世界其余部分都被视为蛮夷仇敌。皇帝宝座周围聚集着全国最能干的人,按他们所能获得和施展的影响力分别授予品级和荣誉。帝国大事多托付这些重臣,但他们所作所议,都要听命于他们的主人——皇帝。
"这政府的根基不是民意,而是它自己的威权;威权一失——而它正日渐衰弱——必有改朝换代,这是我们不愿见的,因为按古今一切事例推断,必伴随巨大的浩劫与流血。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为自己、更不用说为别人,作到它应当作、或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学会按基督徒的法则——新约——行事时必将作到的,哪怕一半。
"我们现在列举几项我们认为应当坚持不懈追求、直到得着的目标:
"一、应有全权公使驻跸北京,享有平等独立国家间通常给予这类官员的一切保障、豁免与尊荣。……
"二、帝国各地应如康熙朝时一样,向各国船只开放,在能保证政府正当关税、保证中外商人安全体面经商的章程之下。……
"三、应在几个主要口岸派驻领事,授以足够保护外国人、并向政府保证本国人人都在领事到场同意的公开法庭上听候审理的权力。
"四、应给予一切便利,使人能透彻学习中国人的语言、法律、习俗,保全健康财产,自由使用交通旅行等一切寻常便利,与本国人完全平等,收费同一。"(*《中国丛报》第六卷,第1-7页。)
前文的观点,裨治文先生有生之年亲眼看见部分实现;没有什么比看见隔绝这民族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藩篱倒塌更令他欢喜。他视之为真理与公义大敌的"坚固营垒",用他的声音和笔呼吁基督教世界注意这些"庄稼发白"的广阔禾场。
接上文,略谈中国人的智力品格,或非不合时宜。
裨治文先生说:"中国人是快进入现代改进之列,还是要等世代之后才进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人所走的路线。这国的人相信,人类心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已由他们自己的古代圣王达到。因此,他们向过去看,寻求一切训诲与实行上的美善。无疑,纯正之光的零星余晖曾传给东方的族长们,是从人类始祖经其直系后裔传下来的。但传统之光很快熄灭;对神、对人的起源与归宿的一切正确观念很快丧失,人心在黑暗中摸索。这样与造物主——万善之源——隔绝,中国人在凭自身之光、靠自身之力所能达到的改进上,也许已走到了尽头。若把这题目彻底查究,也许会发现外国人把这帝国的人民估计得太低了。这里和别处一样,体质心智都大有差异。身材比例、眼睛形状、手臂长短可以大不相同,筋骨之力与行动之能却相等。总而言之,我们料想中国人在天赋上,与地球上任何同等大片土地的居民相比,都不逊色。造物主的手印,在东方如在西方一样清晰,在心的结构上如在身的结构上一样。
"在得到进一步的资料之前,我们愿意承认并坚持:中国人天生心智并不低劣,在实用学问上,他们已走到或能走到不靠神圣启示的人所能达到的最远处。"
"外国人至今未能接近中国人、与之交往、对之施好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无知于他们的品格。他们并非全由特性构成。看见一件事对自己有益有用,他们懂得欣赏,也急于得到。'近代,'他们说,'从外国传来三件好东西:种痘、救火车和源源不断的米粮。'……
"真理是一,人性是一。人有共同的 origin(起源);但人类家庭的境况几乎无限差异,人的心思如人的身体,分化无穷。对心灵的权柄如对物质的权柄,都是借知识得来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没什么大影响,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品格的了解太少。即使直接交谈或通信,因无知而生的尴尬也时时遇到。尊荣、德行、仁爱、公义、良心、是非,以及千百别的词,不同的人用起来意思大不相同。这里,想象的产物、虚幻的空想被称为真道,而神永恒的真理反被斥为虚假谎言!……
"外国对华关系的改进与中国人的改进不可分;两者都可因外国人所走路线的塑造而加速、延缓,或完全停止。从这点看,我们广泛地认识中国人,至为重要——不只认识他们的语言国土,更认识这人民;不只认识他们的筋骨,更认识他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