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煦的雨啊，落下来吧，急急地落下来； 神的雨啊，使土地肥沃； 使那在滚烫沙地上枯萎的根， 重新发芽，开花结果。" ——金斯利（Kingsley）
最早的英国差会，追随先驱者们的脚踪而来的，是英国国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它在南京条约签订、帝国开放之后不久便派出了使者。上海是这些差会人员最先占据的地方，接着是宁波、福州，然后是香港和北京，近来又相继进入杭州、绍兴和广州。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作尤其令人鼓舞。十一年过去，没有一个人归信；其间两位传道士去世，两位回国，只剩一人在工场上。后来丰收的应许显现，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百三十个已建立福音宣讲的城镇乡村里，有七千多人公开承认归信。这项工作大部分由十六位本土传道人承担；为训练他们，除几所寄宿学校外，还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医疗传道也受到精心培育。宁波和杭州也报告了同样令人欣喜的果效。在杭州，除了通常的差会工作和机构外，还设立了一所戒烟所（opium refuge），连城中的官员都为之捐款。这个差会在其差会所在的各地方言中，用罗马字出版了圣经的多处经卷、《公祷书》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它有二十八位传道士、五位女同工、十一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八十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二千八百三十二位领圣餐者，以及各校中的二千零四十一位学生。
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于1845年进入中国，当时哈德森牧师（Rev. T. H. Hudson）与贾罗姆牧师（Rev. W. Jarrom）前往宁波。顺带一提，这个差会最早的传道士在印度时，心中便为中国燃起强烈的关怀：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精通中文，将圣经译成中文，编写了一部中文语法，还把孔子的著作译成英文。1845年的差会尝试奄奄一息，一度停止；但1877年重新开始，在山西、山东两省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个差会正以认真培养本土传道人为未来的用处奠定深厚根基，医疗传道也在其关注之中。它如今在工场上有二十一位传道士，一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和八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领圣餐者近一千二百人。
英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于1847年决定在中国建立差会。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的服侍被接纳，他前往中国，先住香港，后住厦门。十年后，乔治·史密斯牧师（Rev. George Smith）加入了他。宾惠廉先生是一位热忱炽烈、忠心委身的人；在逆境和多次失望中，他与同工奠定了一个差会的基础——如今这是帝国境内最广阔、最兴盛的差会之一。
它的主要中心是汕头、厦门和台湾（Tai-wau）。它有几处最完备、最美观的建筑群，集教堂、差会住宅、医院和学校于一处，在各项工作上慷慨花费。工场上资深的传道士是汕头的麦肯齐牧师（Rev. H. L. Mackenzie，文学硕士）和厦门的麦格雷戈牧师（Rev. W. McGregor，文学硕士）。宾惠廉先生的同工乔治·史密斯牧师于今年二月（1891年）去世，他是一位品格纯正的人。这个差会得到一个妇女协会的大力协助，该协会从本国派出女同工。其中几位持有助产士执业证书，并具备一般的实用医学知识，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本土妇女的痛苦。它在中国和新加坡有一百零六个站点，雇有十五位已按立的传道士和医疗工作者，九位女同工，五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和九十三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会员近三千六百人，培训学校中有四百名学生。
卫斯理公会差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52年派比奇牧师（Rev. W. R. Beach）与考克斯牧师（Rev. J. Cox）前往广州。之后它在汉口立足，如今主要站点在该城及湖北省的其他城市。在汉口差会中，由希尔牧师（Rev. David Hill）领导的平信徒事工是一大特色；这个差会还在尝试让一些传道士接受医学训练，使他们在劳苦中兼具宣讲与医治的恩赐。其他差会将饶有兴趣地关注这些尝试的结果。
1884年，它决定在其中部差会（Central Mission）开办一所学院或高等学校，
任命文学硕士巴伯牧师（Rev. T. A. Barber）为校长，他于1885年初抵达汉口。这所机构的宗旨是为官宦及其他富裕中国人的子弟提供自由的西方教育。购地建造合适校舍的尝试未果，但1887年在武昌大街上租了一所大房子，工作便开始了。工作正以日益增长的成功向前推进，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可望为差会工作带来裨益。
一个妇女辅助会热心派出女同工，差会的几乎每个部门都令人鼓舞。有二十五位传道士在工作，六位女同工，两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三十三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九百七十五位领圣餐者。
新循道公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于1860年进入中国——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之后，该条约实际上向基督教使者开放了全中国。这项运动的先锋是英诺森牧师（Rev. J. Innocent）与霍尔牧师（Rev. W. N. Hall），他们在天津立足——当时天津还是未开垦的差会之地。霍尔先生于1878年死于热病，英诺森先生至今健在，是该差会的元老。天津城内有三间布道所，一间在主要大街上，每日都有布道持续进行。在英租界有一处大型差会建筑群，包括为本土学生预备圣职而设的培训学院、传道士住宅，以及一所寄宿学校，训练本土妇女和女童过基督徒生活、从事基督徒工作。罗宾逊牧师（Rev. J. Robinson）是学院院长，沃勒小姐（Miss Waller）负责女校。
这个差会最大的差会区在山东省东北部，约三百英里的农业区内维持着约五十间本土教会。该教区的总部设在乐陵（Lao-ling）地区的朱家（Chu Chia），设有差会住宅、一所医疗诊所和医院。英诺森先生目前是该教区的负责人，医院由施鲁布绍尔医生（Dr. W. W. Shrubshall）与马歇尔医生（Dr. F. W. Marshall）负责。罗布森牧师（Rev. J. K. Robson）也驻于此地，他自费委身于该差会的工作。
近来又在直隶省北部开平附近的唐山煤矿（Tang-san Collieries）开辟了一个新的差会，由特纳牧师（Rev. F. B. Turner）负责，正迅速扩展——在古城永平府（近长城）有一间教会，在开平周围的乡村地区也有几间乡村小堂。
这个差会的工作主要由本土同工承担；借着培训学院，已训练并造就了大批能干的人才。几位敬虔的本土妇女也被分别出来，作她们同胞中的读经妇女（Bible-women）；其中一位胡太太（Mrs. Hu）已在这一岗位上劳苦近二十五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这样的同工。这个差会如今有七位传道士、两位医疗同工、一位女同工、四十六位本土助手和六位本土女助手，领圣餐者一千三百多人，日校和寄宿学校中约有二百五十名学生。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差会（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Society of Scotland）于1864年派差会人员来华。工作始于宁波，后扩展至芝罘，但近来这些站点已放弃，满洲成为该差会特别的工场。威廉逊牧师（Rev. A. Williamson, LL.D.）是该差会的元老，自1855年起在中国，在各部门工作。近些年他完全委身于文字工作，编撰了一些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书籍，将来必为中国学生和归信者的重要帮助。满洲的工作显著成功。罗斯牧师（Rev. J. Ross）与麦金太尔牧师（Rev. J. McIntyre）于1872年出国，是海城（Hai-chung）与奉天（Moukden）两大工作中心的主持人。两地各设有一所医疗医院。罗斯先生近来完成了新约圣经朝鲜方言译本，可望这个差会不久在朝鲜做出有益的工作。有七位传道士、一位女同工、十四位本土助手在工，据报告领圣餐者约八百人。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于1865年开始其非凡的历史。在神之下促成该差会成立的主要器皿，是戴德生牧师（Rev. J. Hudson Taylor，医学会会员），他于1853年作为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的医疗传道士来华。1857年他脱离该会，1860年因健康受损回国。他曾在宁波主持一所大医院，独自承担如此机构的重担使他完全垮掉。归国途中，他为中国深感焦虑，恳切祷告，求神使他的归国促进帝国的归化。他特别求神赐给他五位工人，前往宁波和浙江省。他已写信给英国的一位朋友，问是否认识热心委身、不求多于费用供给、愿意前往劳苦的年轻人。抵达英国后，他很快遇到几位愿意按他所能提供的条件承担工作的年轻人。米道斯先生（Mr. James Meadows）是第一位志愿者，他与年轻的妻子于1862年驶往宁波。起初所求的五位工人得到了；于是泰勒先生觉得信心扩大，祈求并期待神更大的祝福。因此他为进入内地再求二十四位工人——除汉口外，内地当时尚未被差会工作触及。这促成了内地会的成立。在创立这个为中国归化而设的新团体时，泰勒先生不愿干涉任何现有差会；但从1865年的事实看，增派人力与同工的需要显而易见：当时全国约每三百万人口才有一位传道士，十八个省中有十一个尚未有任何基督教使者踏足。内地会按以下原则创立：（甲）所用同工不问其宗派归属，只需相信福音派教会所接受的真理；（乙）他们出去依靠神供给生活，没有固定收入，并知道差会只能在资金许可时维持他们；（丙）不募捐、不亲自求捐。
泰勒先生于1866年带着十五位传道士驶往中国——这才是这个奇妙运动的真正开端。从那时起，差会向各方扩展，已在十五个省立足，有九十一个主要站点和约同样数目的支站。头十年的年收入平均为五千英镑，近来已升至每年三万至四万英镑，差会人员也从1865年的十五人增至1891年的四百二十四人，包括传道士的妻子们——其中许多人本已受雇于差会，至今仍继续劳苦。同工们以显著的无偏之心来自各新教团体；他们中许多人境况贫寒，也有些人既富有又有高社会地位，乐意自养，还为总工作慷慨捐输。1888年，泰勒先生特别呼求一百位传道士，年内他欣喜地看到祷告蒙应允——来的人超过了所求的数目。除了直接隶属于这个团体的众多同工外，还有七个差会（多为欧洲大陆的）维持着七十九位传道士，在它的指导下工作。所统计的领圣餐者不到三千人——虽然少于一些差会（它们所用的同工不过内地会的十分之一）所报告的数目，但考虑到内地传道士在开垦内地新土时遭遇的巨大困难、面对视外国人为新奇与丑闻之人的无数反对，以及这个差会的许多同工是巡回布道者、带着福音信息逐镇逐村而行、而非像其他差会那样定居作牧师和教师，这仍是应当感恩的回报。以上事实主要摘自戴德生所著《中国的属灵需要与呼声》（"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泰勒先生的努力得到了该会忠心的秘书包尔腾先生（Mr. B. Broomhall）的鼎力襄助。
联合循道自由教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于1864年进入中国，富勒牧师（Rev. W. R. Fuller）是第一位同工。他在宁波重新安顿下来，不久马拉牧师（Rev. J. Mara）加入了他。加尔平牧师（Rev. F. W. Galpin）于1868年出国，在宁波劳苦至1890年。1891年，斯沃洛牧师（Rev. R. Swallow）被派往同一地方。1887年，苏慧廉牧师（Rev. W. S. Soothill）前往温州，近来已能记录许多有趣的归信。后一个差会在1888年经历了严峻的试炼：因中法战争引发的骚乱，中国人捣毁了它的房屋及其他外国人的财产。政府作了全额赔偿，获得了更合适的房屋。差会中有三位传道士、两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八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约三百五十名会员。斯沃洛牧师兼作医疗工作与牧职劳苦。
爱尔兰长老会差会（Society of the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于1869年开始在华工作。它选择满洲为工场；同工们以牛庄为总部，向北作长途布道旅行，并正安排在到访过的大城镇中定居。有三位传道士和一位医疗同工、九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在工作，记录在案的会员二十八人。
福音广传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多年来一直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尝试工作，但直到1874年才设法在中国立足。它已任命一位华北主教（Bishop of North China）及四位助手，并正在训练一批青年作传道工作。近来还有其他几个差会进入帝国，协助它的福音化；其中可列举：苏格兰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始于1878年；圣经基督徒会（Bible Christians），1885年进入，与内地会合作；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1886年派出一名同工，后又派出几位。所有这些活动都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会中唤起了广泛的兴趣，她的良心正对中国的呼声作出恰当的回应。
还有一项奇妙的工作不可不提：苏格兰圣经公会（Scotch Bible Society）的穆雷先生（Mr. W. H. Murray）为中国的盲人所做的事。他于1871年来华；但知道那地有为数众多的盲人，出国前他先研习了穆恩（Moon）与布莱叶（Braille）的盲人读写系统，还学习了贝尔（Bell）的可见言语法。抵达中国后，他发现后一种系统有助于他学习中文。他仔细记下掌握的每一个发音，归纳为四百二十个。工作中处处遇到成群的盲人，他心中生出强烈的渴望，要教他们读书以减轻他们的苦命。他着手按布莱叶系统把这些发音归纳为一套点字法，经过无数次试验，成功形成了一套代表语言发音的符号体系。然后他找了一个试验对象：一个几乎赤身躺在街上的小盲童乞丐；他为他洗澡穿衣，应许若肯努力学习就供他食宿。孩子为境况的改变欢喜不已，六周后，在师生共同的喜乐中，孩子已能流利准确地阅读。接着又劝动两个盲眼乞丐来学，由那孩子作老师。一个两个月就读得很好，另一个慢些，但学得十分愉快。戈登·卡明小姐（Miss Gordon Cumming）说，站在黑屋门口，听这些人朗读圣经的话语，真是令人心酸——四个月前他们还衣衫褴褛、坐在街上乞讨，满身凄苦。十六年多来，穆雷先生一直在盲人中从事这项工作，他的好些学生已借着他的手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和正派的公民。他推行这种新颖的善工的同时，也殷勤履行苏格兰圣经公会发行员（colporteur）的职责，在从睡眠中挤出的时间里教导学生。他还在各方面克己，为他那群衣衫褴褛的盲学生提供食宿衣物。他教过的一批盲妇蒙了特别的福：她们不仅自己的生活添了新的情趣，还成为向亲友邻舍朗读圣经的兴趣中心和活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