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马其顿的午夜幽暗， 万人的呼声如同一人； 绝望的可怕寂静， 在可怕的祷告中倾诉； 灵魂极其苦涩的呼喊： 过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就死了！"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既已勇敢尝试进入中国传扬福音，就接连差出许多人，忠心劳苦，在东方说中文的各民族中，为广泛建立的基督教会立根基。继1813年派出的米怜博士（Dr. Milne）之后，1817年来了W.H.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先在马六甲（Malacca）劳苦，后在爪哇（Java）岛巴达维亚（Batavia）的华人中劳苦。1842年五个通商口岸开放，他迁往上海（Shanghai）。他长期是工场最资深的传教士，对中文非常熟悉。他风度翩翩，举止庄重。他殷勤用口传、用笔著传播知识。1835年他出版了一部英汉词典，凡一千五百页八开本，很适合一般学生使用。后来他又编了高丽（Corea，今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的词汇。他译了新约，还写了几本有价值的基督教小册子。1836年回英国时，他出版了一部极有趣的书，叫《中国：其现状与前景》（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销路很广，大大加深了众教会 对那地的关怀。他回去继续工作，勤奋不懈，直到1856年再回国为中国的事业呼吁。回到故土不久，他的生涯突然中断。他于1857年1月24日去世，享年六十岁，留下无瑕的敬虔名声，满是仁爱怜悯之工的馨香。还有几位在槟城（Penang）、马六甲、新加坡劳苦的，主要是服事华侨，后来因健康或其他原因回了英国，不必细述。大卫·科利牧师（Rev. David Collie）是个大有前途的人，1822年被派往马六甲。他接替米怜博士任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翻译了孔子的《四书》。他以异乎寻常的短时间掌握了中文，劳苦大有能力、大有效果，直到1828年。他的健康垮了，启程回国，途中被接去天上的安息。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是伦敦传道会另一位配得上尊敬的代理人，生于格林尼治（Greenwich），1804年。马礼逊博士在英国时，他和戴尔先生多有交往，主要在他指导下，他动身前已能勉强读中文圣经。他到处留下蒙福的影响，直到1843年终局来到。
他去香港（Hong-Kong）参加了一个传教士大会，商议更完美地翻译圣经。他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劳苦焦虑。大会的目的是联合在华各福音机构用同一圣经译本。好人们始终不能一致，尤其在"上帝"一词的译法上；讨论了几天，会议无果而散。他去了广州，患了一场重烧，但好转到能启程去新加坡。船到澳门时他旧病复发，被抬上岸，不久安然睡了，不再醒来，直到号筒吹响。他的遗言是："蒙福的耶稣！甘美的救主！我要去与那为我死的主同在了。"他葬在马礼逊博士墓旁，生前愉快同工的二人，得了一同安息之所。伦敦传道会的代理人殷勤地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中立基督教的根基；但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五个口岸——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开放后……
1839年，伦敦传道会派出第一位医师传教士雒魏林医生（Dr. W. Lockhart），先在澳门劳苦，后迁往上海。随后或同来的是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W.C.米怜牧师（Rev. W. C. Milne，米怜博士之子）和合信医生（Dr. Hobson，后为马礼逊博士的女婿）。他们之后又有许多人，把名字不可磨灭地写在中国帝国福音化的历史上。其中可提的有W.慕尔德牧师（Rev. W. Muirhead）、J.艾约瑟博士牧师（Rev. J. Edkins, D.D.）、J.查默斯博士牧师（Rev. J. Chalmers, D.D.）、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Griffith John, D.D.）等，在香港（Hong-Kong）、广州、汉口（Hankow）、上海、天津（Tientsin）等地殷勤成功地做工。
这个传道会如今在五个省有广泛的传道区和宝贵的产业，仍保持着先锋传道会的地位——以神圣之光穿透世界最大最黑暗的异教帝国。传道会代理人占据的主要中心如下：
北京（PEKIN），不但有布道中心，还有医馆医院和女子师范学校（girls training schools），有八位欧洲传教士，辅以许多敬虔的本地助手。G.欧文牧师（Rev. G. Owen）是工场最资深的传教士。我们极其遗憾地看到，J.吉尔摩牧师（Rev. J. Gilmour）最近去世了。他是个性格极有力量的人，方法有点别出心裁，自由地适应本地人的习惯，好赢得他们的信任，不计任何牺牲，只要能推进大工。他热心投身蒙古（Mongolia）的工作，住过的本地人亲切地叫他"我们的吉尔摩"。据《旁观者》（Spectator）上一篇《蒙古人》（"Mongols"）说："至于危险，他立定心志不带武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对异教徒发怒——他没提这一点——什么都不怕：不怕狗，不怕贼，不怕饥饿，不怕气候；他守住了这些立志。"一位朋友说得好："他被召去做更高的事奉了吧，因为谁也想象不出像他这样不安分、不知疲倦的心灵会闲着。"
京城的女子师范学校是很好的机构，管理有方，大力培养基督徒妇女，她们日后可做本族妇女的读经员，或做传道会本地代理人和会友敬虔有助的妻子。
天津（TIENTSIN）。在这个大海港，伦敦传道会1861年开始工作。在中国，没有几个工场比这里更适合基督教代理人了。天津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是广大地区的中心，四面八方的人海陆云集而来。又是中国铁路电报系统的主要中心，比别处更深地沾染了西方文明的方式。难怪它是好几个传道会的总部。乔纳森·李斯牧师（Rev. Jonathan Lees）是最资深的代理人，自1861年开工就在这里劳苦。有几位牧师传教士和他同工，还有两位医师和两位女传教士。几年前在这里建了一所很漂亮的医馆医院，主要靠钦差大臣李鸿章（Li Hung Chang）的慷慨——李夫人（Lady Li）曾因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和霍华德医生（Dr. Howard，现为金夫人Mrs. Dr. King）得大益，为感恩建了这医院；多年由伦敦传道会管理。中国官员干预后，管理上有些变动，功用不变。 天津工作一个很动人的特色，是布赖森夫人（Mrs. Bryson）办的女校；她是T.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的妻子，在传道区已二十五年。1885年，布赖森夫人开了一个星期四下午的妇女班。起初来的人很多，无疑是出于好奇。但人数渐渐减少，只剩一小撮；然而她们显出深切的认真，学会恳切祷告。几个月后试办了女校，聘了一位合格的本地女教师——是艾约瑟夫人（Mrs. Edkins）在北京（Pekin）训练出来的。十五个女孩很快受到细心教导，其中多数已在归信和基督教知识上交了满意的答卷。这学校已经结果子：为传道区各部门的本地助手预备了敬虔的妻子和有用的工人。在中国这样的异教之地，女子的教育全然被忽视，社会风俗又不许女子进传福音的公共聚会，这样的机构再重视都不为过。
汉口（HANKOW）。汉口传道区的灵魂人物是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Dr. Griffith John）。他1855年来中国，如今是工场久经风霜、依然健壮的老将。开工时有R.威尔逊牧师（Rev. R. Wilson, B.A.）襄助，他1863年去世，葬在墓园。城中心有一座礼拜堂，传教士和本地助手每天讲道四五小时，不间断地向川流不息的人群传讲。英国租界附近是传道区大院，有教师住宅、医院和男校；城另一处有女校和教师住宅。这是很完全的传道机构，做着大工。有几个乡下分站，武昌（Wuchang）也有一个传道区，住着两位英国牧师。汉口商业重要，这个传道区很有前途、很有影响。医院由T.吉利森医生（Dr. T. Gillison）负责，约收七十个病人；此外新建了一所女医院，主要由约翰博士（Dr. John）出资，为纪念他虔诚的妻子玛格丽特·约翰夫人（Mrs. Margaret John）。
厦门（AMOY）。在这个重要海港，1842年条约开放给外国人居住时，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和亚历山大·斯特罗纳克牧师（Revs. John and Alexander Stronach）兄弟二人建立了传道区。他们先前在新加坡劳苦。1847、1848年赫希伯格医生（Dr. Hirschberg）和希斯洛普医生（Dr. Hislop）继来，围绕他们慢慢兴起了扎实的工作。现在最资深的代理人是J.麦高文牧师（Rev. J. Macgowan），1859年开始劳苦；其次是J.萨德勒牧师（Rev. J. Sadler），1866年去的。有两位女传教士在传道区工作；除常用方法外，还造了一只福音船，好让传教士走访沿海一带已设布道站的地方。这船很好，是专为传道区的需要造的。
上海（SHANGHAI）。中国老资格的传教士W.慕尔德牧师（Rev. W. Muirhead）长期在这里负责，深受在华各传道会代理人的尊敬和信任。他总管全盘工作，有两位女助手，为城里的女孩办了一所很好的基督教学校，大得益处。这城很相称——城里那口有名的井，世代有女婴被丢在里面饿死。
香港（HONG-KONG）。1842年这岛割让给英国，J.理雅各牧师（Rev. J. Legge，后为理雅各博士Dr. Legge）去了那里，积极开展各样传道工作。他是个有才干、有修养的人，名满天下，以文字劳绩为基督教在中国做了大事。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他做了得心应手的院长；后来W.吉莱斯皮牧师（Rev. W. Gillespie）、J.F.克莱兰牧师（Rev. J. F. Cleland）和J.查默斯牧师（Rev. J. Chalmers）加入，还有医师代理人赫希伯格医生和合信医生。这些治病的人办的医院，对传道总工作有显著的助益。几年前建了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现在由汤姆森医生（Dr. Thomson）管理得很好，很成功。最资深的传教士是J.查默斯博士牧师（Rev. J. Chalmers, D.D.），G.H.邦德菲尔德（G. H. Bondfield）和罗小姐（Miss Rowe）协助他。
广州（CANTON）。在这个中国传道发源的中心，马礼逊博士所做的工似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伯驾医生（Dr. Parker）谨慎劳苦所保存的——他创办了中国医疗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但只准在外国商馆狭窄的范围内工作。1848年T.吉尔菲兰牧师（Rev. T. Gilfillan）到那里，重新开工。现在T.W.皮尔斯牧师（Rev. T. W. Pearse）负责。伦敦传道会在中国传道的记录是光荣的。它藉医疗传道和男女日校寄宿学校成就了大事，但最主要的是，它给了中国和普世传道事业像理雅各博士、查默斯博士、杨格非博士这样博学的学者和热忱的牧师，以及其他配做本书主人翁——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接班人的人。这个传道会在中国有三十一位按立传教士、十三位女代理人；八位按立的本地牧师、七十二位未按立的助手；约四千领圣餐者、学校学生两千人。把处境的困难都估足了，这必算得是很奇妙的结果。
1842年中国开放、传教士大批进驻后，人们觉得需要重新修订或翻译新约。成立了一个代表委员会（Committee of Delegates），代表各传道会，1847年7月开工。实际工作的委员是麦都思牧师、裨治文牧师（Rev. Bridgman）和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Rev. John Stronach）三位。两年完成。这是学术性的作品，文笔清晰地道，也是忠实的翻译。鉴于工作的成功，决议照样翻译旧约。W.米怜牧师（Rev. W. Milne）加入委员会，1854年圆满完成。不久又出了官话口语本新约。这些重要译本完成后不久，死亡之手临到了委员会的老主席麦都思博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立刻决议广散新译本。应J.安杰尔·詹姆斯牧师（Rev. J. Angell James）的恳切呼吁，新约印了一百万册散发；圣经公会派出代理人，督导在全国分发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