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我们这完美的爱， 只从一根独茎、一簇单根生长， 不结果实，只开繁花， 徒然遮掩人生的铁质冠冕； 它应当不断生长，像那东方的树， 枝干落地生根，向四方蔓延； 那只爱一人、却生不出博爱众人之情的爱， 不过是虚妄之物。" ——洛威尔（Lowell）
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以基督教传教士的忠诚和语言学家的博学赢得的声誉，使他在抵达英国时，受到了各界人士以及许多慈善团体和学术团体的热烈欢迎。然而，随他带来的那批浩大的中文藏书却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和烦恼。离开中国之前，他已向英国当局说明了把这批书带到英国的目的：将其赠予某个公共机构，使所有愿意学习中文的人都能使用。这是一批珍贵的藏书，其中许多是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的，因为当地法律禁止中国人把书卖给外国人。有些书珍稀而昂贵，马礼逊博士为此花费了两千多英镑。他把关于这批藏书的计划呈报财政部诸大臣（Lords of the Treasury）后，申请免除对外国书籍征收的关税。对是否给予这项许可，官方提出了严重的异议，马礼逊博士被晾在一边悬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只得到通知：这批藏书只有在它所赠予的公共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才准免税入境。这实在令人恼火至极——愿意接受这份赠礼的公共机构还没有找到，而马礼逊博士又拿不出把这批书从海关官员手中赎出来所需的大笔款项。回头看这件事，为了一份出于公益的慷慨赠礼，仅仅因为它是个人行为而非某个集体名下的团体行为，就坚持征税，实在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处理方式。他沮丧之极，已经打定主意要缴这笔税了，这时几位绅士，尤其是他的老朋友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向内阁大臣们大力陈情，书才得以免税放行，暂存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间屋子里，等候妥善安置。
此事既了，一项不小的荣誉又降临到马礼逊博士身上——他将蒙召觐见国王陛下。斯当东爵士用这样的话把消息告诉他："温恩先生（Mr. Wynn）已慨然应允，星期三亲自引你觐见国王，并与皮尔先生（Mr. Peel）商议把你的圣经译本呈递御览的最佳方式。如此看来，我倒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你是初到之人，温恩先生希望我陪你同去，好确保你找到他，并在适当的时机把你交到他手上，我很乐意效劳。因此，按先前说定的，星期三一点半我到伯纳斯街（Berners Street）接你。"
到了约定时间，马礼逊博士陪同乔治·斯当东爵士前往朝觐（Levee）；蒙召觐见国王时，国王陛下认出他的神态表明，他对马礼逊的功绩和公共服务的价值早有了解。国王非常亲切地接受了他敬献的圣经译本一部和北京地图一幅，此事在下面两封信中得到确认：第一封出自尊敬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 Peel）——时任内政大臣，后任首相；另一封出自萨姆纳博士（Dr. Sumner）——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Bart.）阁下： "白厅（Whitehall），1824年4月12日。 "我亲爱的爵士：把中文圣经呈递国王陛下御览时，我没有忘记向陛下提及马礼逊博士为促进东方宗教与文学所做的极其卓越、功不可没的努力。 "国王陛下已命我通过阁下向马礼逊博士转达陛下对他杰出而有益的劳绩的嘉许。 "我谨以至诚，亲爱的爵士， "您最忠实顺服的仆人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致R.马礼逊牧师博士（Rev. R. Morrison, D.D.）： "卡尔顿宫（Carlton Palace），1824年4月9日。 "先生：我已奉国王陛下之命向您转达陛下的谢意，并表达陛下对您经由皮尔先生敬献中文圣经一部之盛情的感激。 "国王陛下已欣然谕令我将此书特别保管，作为御书房重要而珍贵的藏品。 "我谨以至诚，先生， "您顺服忠实的仆人 "查尔斯·R.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图书管理员"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特别委员会也用下面这番恭维的话把马礼逊先生引见给董事会，表明当初担心他与公司的公务关系会有损公司商业利益的种种顾虑是多么毫无根据： "1823年12月5日。我们不能让马礼逊博士离开他在这家机构中担任了十六年、对尊敬的公司利益大有裨益的职位，而不表达我们对他服务之重要性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他在本国居留期间的才能与为人处世所得到的完全满意。因此，我们相信得以把马礼逊博士引见给尊敬的董事会，称他为一位值得阁下垂青的绅士。"
这封信由特别委员会全体委员签署，因此马礼逊从董事们整体以及许多董事个人那里都得到了殷勤的礼遇。董事会在他休假期间发给他半薪，并邀请他出席为他举行的董事们公宴，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公开的事务接踵而至，使他没有休息的机会，也无法与朋友们私下相聚。他一能从伦敦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就回到故乡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在纽卡斯尔（Newcastle）重逢了许多亲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于4月18日抵达，安息日向挤满的人群讲道，数百人无法入场。23日他前往爱丁堡（Edinburgh）看望女儿，带着女儿返回纽卡斯尔，取道曼彻斯特（Manchester），把儿子带到伦敦，参加五月份各慈善和宗教团体的聚会。当地民政官员前来拜访，并邀请他出席为欢迎他而设的公宴。至今还有一位绅士健在，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次纽卡斯尔之行。德高望重的J.C.布鲁斯牧师博士（Rev. J. C. Bruce, D.D., LL.D.）记得马礼逊博士拜访他父亲的家，并这样描述他的外貌："照我的记忆，他体格匀称，中等身材，头发深色，略带卷曲。"布鲁斯博士还藏有他翻译的圣经和《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各一部。关于这次访问，他写信给G.斯当东爵士说："本城对我的接待，亲切之至，无可再求。重游三十年前我作为穷苦羞怯的少年快乐生活过的街巷田野，令我感慨系之。"重访旧地的心情，他后来在回到中国后写给侄女的信中这样描述：
"我怀着深切的兴味重走了童年的路：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福斯（Forth）、少女巷（Maiden Lane）、河畔——这些地方曾是那么可爱；如今，肮脏的新煤矿井已经毁了高岸上所有健康的散步道，河水从中流过，对岸是风车山。冬夏清晨四五点钟，我常独自出门去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散步——啊！而今人事全非。圣经、祷告、安息日和上帝子民的聚会，那时是我的喜乐，一去不返的日子。但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汉娜（Hannah），在中国，我离它和在英国一样近。"
他收到英格兰各地如雪片般的请求，请他为各传道会和其他团体讲道演讲，不得不请朋友们多体谅他的体力和精力。所到之处，他的出现都受到热烈而虔诚的欢迎，中国对福音的诉求也得到更充分的承认。他出席了五月份几个主要宗教团体的年会，包括伦敦传道会、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公祷书与讲道集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和伦敦港协会（Port of London Society）——他因在华工作与这些团体结下了密切的联系，联系随年岁愈加密切。在所有这些聚会上，人们对马礼逊博士及其工作的赞誉都极其热烈，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使他谦逊退让的性情备受考验。T.S.格里姆肖牧师（Rev. T. S. Grimshaw）后来记下了一件与圣经公会周年聚会有关的有趣轶事。他说："那一天因马礼逊博士在济济一堂的听众面前，把他与已故米怜博士（Dr. Milne）合力完成的中文圣经呈递给会长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而备受瞩目。这项工程据说是近二十年辛勤劳作和研读的结果，被公认为基督教虔诚与坚忍的丰碑。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动人场合的深切意味。马礼逊博士站在台前，手中捧着那珍贵的书卷。他年轻的儿子站在他身旁，被引到台前，仿佛是另一个汉尼拔（Hannibal）——不是来立誓对抗祖国的敌人，而是要在圣经公会的祭坛上，奉献自己对抗他救赎主的仇敌，与父亲一同分享扩展祂永恒国度的荣耀…… 巴特沃斯先生（Mr. Butterworth）讲了下面这件往事：多年前，我参观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图书馆时，常看见一个年轻人埋头苦读。他读的书用的语言文字我全然不识。我好奇心起，向他道歉冒昧，打听吸引他如此注意的是什么语言。'中文，'他谦逊地回答。'你懂这门语言吗？'我说。'我正在努力弄懂，'他回答，'但困难重重。''你研究一门以难学著称、被认为欧洲人的天赋和勤奋都无法攻克的语言，目的是什么呢？'我问。'我几乎说不清我的动机，'他说，'我只知道我的心被一种强烈而难以名状的冲动深深触动；如果这门语言能凭人的热忱和坚忍攻克，我决心一试。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揭晓。目前除了掌握这门语言本身，我还没有确定的目标。'我当时哪里想到，我看到的正是这项事业的萌芽——今天我们见证了它的完成；小小的开端竟引出如此宏大的结果；我面前站着的，正是上帝兴起的尊贵器皿，为要光照人类如此众多的一部分，把他们带到福音真理的统治之下。"
那一年的其余时间，他走访了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各地，目的是激发人们对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属灵状况的更深切关注。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安逸，大力为异教徒的诉求奔走，敦促各基督教会重新努力，向远东古国传福音。由于他的劳苦，人们对这个民族的社会与宗教状况产生了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此前人们对这个民族知之甚少。几位敬虔而有前途的青年因此献身传道事业，后来成为在东方传播福音的成功而受尊敬的器皿。各大城市还成立了协会，资助马六甲（Malacca）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全国的传道热忱大受激励。马礼逊博士说，有几个月他"多半住在驿车和客栈里"，信写得匆忙简短，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事务连轴转。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基督教的传播，他渡海去了法国，斯当东爵士和其他朋友为他写了介绍信，引见巴黎几位知名人士。在渡海去加来（Calais）的途中，他遇见了威廉·本廷克勋爵夫妇（Lord William and Lady Bentinck），他们对他关怀备至，把他接到自己住的旅馆，还为他在巴黎期间聘了一位称心的向导兼翻译。本廷克夫人对他启迪东方之地的计划深表同情；后来她丈夫任印度总督时，她热心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鼓励传播知识和宗教的努力。在巴黎，他拜会了几位名人并深受礼遇：洪堡男爵（Baron Humboldt）、雷慕沙先生（M. Remusat）、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斯塔尔男爵（Baron de Stael）、德·萨西先生（M. de Saci）以及法国文坛其他领袖人物。他还被引见给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国民教育会（National Society）等团体，回到英国时深感自己已在许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推动东方道德提升的努力。从法国回来，他匆匆赶往爱尔兰，途中在巴斯（Bath）、布里斯托（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向众多拥挤的会众讲道。在爱尔兰，所到之处都激起了极大的热情。在都柏林（Dublin）他讲道两次，出席四个聚会；在这些聚会以及爱尔兰其他所有聚会上，各宗派——包括国教会在内——竞相向他致敬。他在罗登伯爵（Earl of Roden）的塔利莫尔庄园（Tullymore Park）住了两天，然后去贝尔法斯特（Belfast），在汉纳博士（Dr. Hanna）的教堂讲道，又去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参观这一奇妙的自然景观，然后乘汽船渡海到格里诺克（Greenock）。在苏格兰，他走访了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珀斯（Perth），到处讲道演讲，讲他的大使命；又北上阿伯丁（Aberdeen）看望米怜博士的孤儿们，他对他们怀着慈父般的关怀，并恳切嘱咐自己的儿女要以手足之情待他们。苏格兰和巴黎、都柏林一样，对他工作的赞誉如潮；在众多知名人士的邀请中，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请他去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做客。这些盛情，他和许多其他的邀约一样，不得不婉谢。金伯勒勋爵（Lord Kingborough）捐赠一千五百英镑给英华书院，另赠三百册珍贵图书给书院图书馆，令他大受鼓舞；斯当东爵士除先前的慷慨捐赠外，又捐了两百英镑。英国圣经公会又拨款一千英镑，助他流通圣经，并授权他雇用代理人和巡回售书员（colporteurs），在有机会的地方从事有益的工作。他衷心关切的事业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的鼓励和帮助。他越来越为那批浩大的中文藏书的归宿操心，书当时还寄存在伦敦传道会。他曾希望能说服一所国立大学设立中文教授席位，连带接受这批藏书。这个希望至少两代人之内都无法实现。英国的学术界和宗教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或体现这位中国传教士博大胸怀中关于中国未来的宏阔眼光，藏书的处置成了一道难题。最终，这批书赠给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事会，称为"马礼逊文库"（The Morrison Library），条件是任何宗派的学生都可免费使用。他在一个主日在沃博士（Dr. Waugh）的教堂讲道，勾起了心中许多温柔的回忆。这位年迈的牧师当时已届高龄，亲临听道，事后告诉他，自己的理智和心灵都赞同讲道中的每一句话，如果能得到讲章的抄本，他愿意付印。各宗教团体纷纷请马礼逊博士商议，怎样最好地推行他们现有的东方传福音方法，或可采取什么更有效的办法。他为促进东方基督教提出的一项建议——像其他一些宏大计划一样，超越了时代——是建立一个叫"语言学院"（The Language Institution）的机构。这一计划的目标是："更广泛地传播神圣真理，办法是成立一个协会，促进人类一切语言的研习，并为那些怀着把基督教知识传给异教徒的心愿离开祖国的善心人士，在离国之前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伦敦传道会、英国国教会传道会（the Church）、浸礼会（the Baptist）和卫理公会（the Wesleyan）的传道会都敦促他为这个计划写一篇呼吁书，协会在罗登伯爵、卡尔索普勋爵（Lords Calthorpe）与贝克斯利勋爵（Lords Bexley）、乔治·斯当东爵士、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R.H.英格利斯爵士（Sir R. H. Inglis）、威廉·威尔伯福斯先生（Mr. W. Wilberforce）等许多杰出慈善家的赞助下成立。在霍尔本（Holborn）租了合适的房子，协会的工作就开展起来。马礼逊博士把自己的藏书和博物馆借给协会使用，并开设中文部，讲授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十三名学生认真听完了这门课，其中四人后来被按立为传教士，派往马六甲和印度群岛。马礼逊博士的服务如此受人渴求、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被劝说在英国多留一年；他组织了青年男女班级，向他们讲授与在异教徒中过传道生活有关的课程。他深信：除非大批借助于基督教妇女，东方国家的妇女就永远得不到提升和圣化。这一信念是他在观察中国已婚妇女的社会隔绝，以及从她们出嫁之日起就掺杂在她们生活中的迷信中形成的。中国姑娘订婚时，要请星命家占卜，合八字，用尽一切法术挑选吉日，为求吉日，婚礼有时推迟数月。婚期一到，贺礼送到新郎和新娘家。傍晚，新郎带着装饰华丽的花轿和灯笼、音乐等仪仗来迎娶新娘。到了家，新娘被抬过门槛上一盆烧红的木炭，进了家门。从此，中国妇女就与社会交往隔绝了，除了家庭亲情，她最大的乐趣就是遵守佛教那些拜偶像和迷信的仪式。马礼逊博士早就看出，让基督教妇女去接近东方妇女的心、引导她们归向福音，是何等重要。语言学院在他回中国后不久就停办了；但在它短暂的存在期间，直到1828年，经它预备和造就了几位杰出的传教士。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在槟城（Penang）忠心而成功地事奉了十六年的传教士——见证说，他和妻子觉得马礼逊博士的讲课大有助益，以至于他们到埠六七个星期后就能和当地人交谈，戴尔先生随即能用当地话讲道，使人听得懂。因马礼逊博士决定在英国多留一段时间，他搬到哈克尼（Hackney）一所安静的房子，每周三次去学院讲课，另三天在自己家里教一班女士中文，她们学语言是为去传道工场。他还应付许多公开事务，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语言、宗教和哲学的文章，还出版了两三本同类书籍。再强健的体魄也经不起这样长期巨大的透支，他病倒了，病情令人为他深深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接受了再三的邀请，到汉普郡（Hampshire）利帕克（Leigh Park）斯当东爵士家小住几天。在英国两年休假期间，这不到一周的逗留是他唯一得享的较长休息。他不得不谢绝其他社交享乐的机会，只在公务之余抽空短暂拜访了威尔伯福斯先生和在剑桥（Cambridge）的C.西缅牧师（Rev. C. Simeon）。伦敦传道会破例授予他一项荣誉，聘他为董事之一；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也主动选举他为院士。与所有功成名就的公众慈善家一样，他也得忍受一些方面的冷淡和另一些方面的非议。于是某刊物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用同情的笔调阐述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下面几段可以表达当时舆论对他作为语言学家和传教士的功绩的普遍看法："我们听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一个有才学的人把才学奉献给宗教事业，在当今的处境，有点像当初第一批信奉被藐视的拿撒勒人信仰的异教哲学家——被学界的同仁白眼相待、轻蔑鄙视。如果马礼逊博士的计划和成就出自某位博学的教授——那种开明到看不出孔子不如基督的教授——世上有谁不相信，报刊杂志早就把他的赞誉传遍文明世界了？……我们必须匆匆作结，但忍不住回顾已经成就的事。这里，中文已经学会；这里，用中文编写的小册子已经成书；圣经已经译成中文；语法和词典已经编成，凡六大册四开本；其他用这最难的语言写成或译成的著作若干；一所大学的宏大计划已经拟定并投入运行；而这一切，都是马礼逊博士和一位在他指导下工作的同工的劳绩。面对个人才智和勤奋的如此成就，怎能不惊叹？我们把大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列为文人最高一等，称他为文坛巨擘，他当之无愧。我们尊崇把圣经译成他们和我们母语的学者们，这是公道。但如果我们自称愿意扩展基督教乃至文学，却不以崇高的敬意看待、不以热忱的合作帮助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外国人把世界上最大帝国的语言整理成系统，又为中国人献上完整的圣经译本——那我们所行的公道就远不够了。"在英国居留期间，他与利物浦的伊丽莎·阿姆斯特朗小姐（Miss Eliza Armstrong）结婚，她后来证明是一位极可爱、极投契的伴侣；1826年初，他准备带她和孩子们回中国，打算把孩子们培养成传道人，接续他在中国的事业。知名学者和慈善家的饯别祝福信如雪片般飞来，慈善团体举行聚会，把他交托给上帝，向他表达温柔慈爱的心意。释经家亚当·克拉克博士（Dr. Adam Clarke）的信可作许多友好通信的代表。他提到自己的《圣经注释》，说："有一件事你得容我，不然我就难受了。我早就想求你收下这部书一部，放在你的书房。我很抱歉不是大纸本——大纸本早卖光了，绝版已久。我敬重你的劳苦、爱慕你的为人，把这部书赠你。我已吩咐用好纸板装订，因为除了少数几册，装订会损坏书——后几册的油墨没干透，会蹭脏。你信末为我做的祷告，胜过我著作一千部。我用你自己的话回赠你：愿基督的能力覆庇你本人、你的家庭和你丰富的劳苦。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觉得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我抱过他们、亲过他们多次。他们多年没见我了，肯定不记得我；请告诉他们，有个老人的祝福和最恳切的祷告与他们同在。你们启程时，愿祂的同在与你们同去，赐你们安息。阿门。"按惯例，马礼逊博士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告了他回中国的打算，请求准他回广州商馆（Factory）复职，并准他的家人同行。在收到官方答复之前，他暂缓了启程的最后安排，不过他并不料想请求会有什么波折。因此，当他得知自己获准"以三年为期"回公司任职，而两个孩子却不准同行时，大吃一惊。马礼逊博士尽量体面地忍下了这次不近人情的拒绝，只向董事会递了一份陈情书，回顾自己十六年来为公司在华的服务，表达了对这小小恩惠被拒的失望。几周没有回音，几周后他收到答复：在本案的种种情形下，准他带两个年长的孩子同返。这样，他免去了再次与孩子分离的剧痛。 在霍克斯顿礼拜堂（Hoxton Chapel）举行了一场饯别聚会，许多知名牧师出席，可敬的沃博士（Dr. Waugh）也在其中，场面极其感人。马礼逊博士发表了一篇有力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人，竟敢去异教列王面前，试图把百姓从异教的捆绑中救出来？我们没有君王赐的权柄；我们没有口才，没有外交的手腕和狡诈，没有处世的机巧；即使有这一切，我们也要弃绝一切对它们的倚靠。但我们倚靠那位对摩西说'你去，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指教你当说的话'的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否则我们就要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最后说："让我们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一切的爱、怜悯和中保之工，让这常存在我们心里。这样，在每次丧亲之痛中我们都得安慰，在每片土地上都如在家乡。再见！"1826年4月21日，他和妻子孩子在一班朋友陪同下，前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他原打算乘"奥威尔号"（Orwell）启程——这条船在水手中间名声不好，住宿条件差；但船长是个虔诚的人，马礼逊博士宁要投契的同伴，不要物质的舒适。不过船在格雷夫森德一直耽搁到5月1日。候船期间，他很高兴收到经年考验的老朋友G.斯当东爵士赠送的一方美丽珍贵的墨水台，他用这样的话致谢："我已收到您赠送的美丽墨水台，承蒙您亲笔题名。以我卑微的境况，二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您都俯就与我为友。这最后的情谊信物，我家将永远珍藏，作为您厚待我的纪念。请接受，亲爱的斯当东爵士，我对您一切恩情的衷心感谢，和对您藉我这卑微仆人为我们圣教事业所给的实质帮助的感谢。也请接受我对您这临别深情厚谊的谢意。愿救主上帝的祝福临到您！"许多老朋友陪他到格雷夫森德。他说："今天约十一点，一班朋友——G.伯德牧师（Rev. G. Burder）与H.伯德牧师（Rev. H. Burder）、汤利（Townley）等——跪下把我们交托给上帝的慈爱。从房间望去，我们的船'奥威尔号'就在眼前，旁边还有另一艘中国船'哈里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它将比我们先启程。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是那条船的乘客，他是旧相识，将出任英国商馆的大班。"7月24日，船在航行中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哗变。水手们声称受到了严苛残暴的对待，几个胆大的人哄骗同伴对着圣经起誓，彼此守望相助。他们密谋反抗船上的长官，约定第一枪打响，每人就拔刀冲向长官，非杀即擒。船长和船员们开了个会，马礼逊博士也参加了。开了几枪，不知是意外还是有意，一枪打碎了炮手的脚，脚后来截肢了。马礼逊博士请求并获准去劝说哗变者，他走到前甲板（forecastle），以坚定和温柔兼备的话劝他们，直到说服他们服从命令、回去开船。他们离开前甲板各自上工时，一个哗变头目把一件铁器顶在二副脸上作威胁状。他被抓住捆起来鞭打；另三个来帮他的同伙也同罪，被戴上镣铐。
毫无疑问，马礼逊博士在那场合的镇定自若避免了许多生命的损失。他无畏地走向愤怒的哗变者，他们毫不反抗，以最大的尊敬听他诉诸他们较好的本性，劝他们回去尽本分。他的努力得了大赏赐——一个水手归信了。他说："炮手已经醒悟，深切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我盼望他是真心悔改的。应他自己的要求，我每天去看他、和他祷告、给他读好书。他看见许多邪恶的同伴死在罪中；他虽然失去一条腿，却感谢上帝当时没有当场打死他。救主全备白白的救恩，不靠行为，使他的心得了平安。"8月8日，船在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的安耶（Anjier）抛锚。W.H.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正在那里等候，要和马礼逊博士见面商议。他在爪哇（Java）劳苦，多有灰心。他主要挨家挨户向华人和马来人传讲耶稣，但看得见的果效甚微。8月20日，经过近五个月艰辛的航行，马礼逊博士一家在新加坡（Singapore）登陆，受到莱佛士爵士的内弟弗林特船长（Captain Flint）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住了约两星期，马礼逊博士趁机查考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和自己所定的计划执行得如何。结果令他痛心失望。他发现大笔经费几乎全花在盖房子上，而房子连一半都没盖完；马来文教授（Malayan professor）领着薪水却不尽一点职责；已故总督拨的一大片地——马礼逊博士在上面花了大笔钱——被负责的代理人完全荒废；莱佛士爵士为改善殖民地道德风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都任其荒废。这工作似乎需要彻底重整。马礼逊博士请到了殖民地的牧师罗伯特·伯恩牧师（Rev. Robert Burn）相助——他是个虔诚有才干的人，热心投入这个计划。他成了书院的董事，对书院的成功表现出最深切的关怀。马礼逊博士自费在华人区附近买了一块地，作为传道站。他带家人前往澳门（Macao），又遇失望。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和家具破败到房子几乎要重建、家具要全换的地步。书也几乎全被白蚁和其他东方炎热地区多有的虫子蛀坏了。他尽快安顿好家人舒适住下，然后去广州（Canton），十月开始在那里履职。马礼逊博士给伦敦传道会写了一封令人振奋的信，报告他留下来负责传道会宗教工作的梁发（Leang Afa，字阿发）的情况："9月6日我们离开新加坡，19日傍晚在澳门登陆。我以前所有的中国仆人和老中文老师都在等候迎接我。第二天，本地基督徒梁发来了，我们在团契祷告中感谢救主上帝慈爱地保全我们的性命，使我们的心仍仰望耶稣。接下来的安息日，我恢复了我们从前常有的宗教聚会。"阿发送给他一小册中文书，是他在马礼逊缺席期间写的《希伯来书》释义笔记，目的是把他从已故可敬的米怜那里学来的宗教观传给异教徒。"我读了一部分，考虑到阿发所有的机会那样少，这部著作表明他以圣经为研读之本，虽然他行文中有些地方还带着新近脱离异教的色彩。他还写了一篇拥护基督教的小文，题为《救世之真理》（The True Principle of the World's Salvation）。"梁发极其忠心勤勉地履行了托付给他的重要职责。他讲了与同胞谈道的几件有趣的事，其中一件发生在一只渡船上。阿发正在读马可福音，一个同船的乘客拿起书，看到第九章"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一句，问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阿发就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为要赎人的罪，承认自己的信仰，向一切信祂名的人传讲救恩。他还讲了耶稣所行的怜悯神迹。同伴问他有没有亲眼见过这些神迹。"没有，"阿发说，"这些都记在圣书上，圣书刊行于西方的犹大地，许多国家都信是真的。""你没读过，"那批评者说，"圣贤孟子（Mangtse）的话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西方国家信这些书，我们中国人不必信。你信吗？"阿发回答："我虽没亲眼见过所记的事，但我最坚定地相信圣经中所含的原理和教义。我知道我是个大恶人，若没有救主赎罪，我断不能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马礼逊博士还发现，他传给别人的真理在别人心里也扎了根，尤其是在当初帮他把中文新约抄写付印的那个人心里。广州商馆的绅士们热烈欢迎他归来，主动为马六甲书院捐款，达五百多英镑。他遵照圣经公会的指示，安排当时在爪哇的W.H.麦都思牧师（后获博士学位）遍游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走访婆罗洲（Borneo）、暹罗（Siam）等地，分发圣经和各种宗教小册子、论文。马六甲的传道会印刷所为此忙个不停，印出了成千上万页基督教书刊。没有比麦都思先生更适合这工作的人了；他在传道工场已十年，对中文有非凡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