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撒好种的，必欢呼收割。 我看那恩慈的雨，心中这样想， 仿佛那静默忧伤的劳苦， 从中生出你荣耀的收成，存到永远。 上帝已起誓，高举那以真谦卑降卑自己的人。" ——基布尔（Keble）
这样一位伟大良善的人离世的消息，不仅在中国和英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引起了深切的震动。英国、美国乃至欧洲大陆的宗教团体，都争先表达对他品格和他所从事之工的高度敬意。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举行了一场公开纪念聚会，追念他长期为传道事业的奉献；斯斯特普尼（Stepney）的弗莱彻博士牧师（Rev. Dr. Fletcher）在会上讲道，听众济济一堂，深受感动。马礼逊博士在中国的私人朋友——人数众多、很有影响力——立刻决议设立一个纪念机构，使他的一部分工作得以永久保存，也使公众对他的敬意得到合宜的表达。发起了一场慷慨的募捐，约募得两千英镑；1835年，"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成立并投入运作。他的一生是为达成一个大目标而不间断的舍己努力——这个目标是他在学生时代之初就立定的：异教徒的得救。他在语言学上的一切造诣都奉献给了这个目标；他多年来担任的民事和公务职责，只是为了得机会在这个国家立足、能不受搅扰地做他更高的工作才接受并尽的；然而这些职责尽得如此出色，赢得了雇用他的那家富有而有势力的公司的最高赞誉和感激。他一时所得的高薪，使他不必动用传道会的经费维持个人生活，还能以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堪称王侯般的慷慨，捐助东方教育和宗教事业。
与他接触的博学名流都待他如平辈，因为他广博的学识和天然的尊严，消除了因社会地位不同可能产生的距离感；他的中国、葡萄牙和英国仆从则敬他如朋友，可以无惧地亲近、放心地倾诉。他完成的工作将永远是不知疲倦、耐心勤勉的丰碑。圣经翻译主要出自他一人之手，虽然后来的译本在准确和中文表达上都超过了他，但这无损于他不倦劳苦当得的赞美——他立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光荣地建造。《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是多年埋头苦干、睿智勤勉的奇迹，在人类文学中作为一人之作，无与伦比。他的其他著作不计其数；教义、历史、教育、问答、祷文、诗歌等书从他不停的笔下流出，书目令人惊叹。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在《中国：其现状与前景》（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中说，1810至1836年间，中国传道印刷所印出的小册子和书籍不下751,763册，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自马礼逊博士之手；麦都思博士还声明，凑成这个数字的书目还远不完全。
在他的文字劳绩之外，还要加上他创办和襄助各慈善宗教机构所花的时间和心力——这些机构都因他的干劲和热忱而生。马六甲（Malacca）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占据了他许多心思，他为书院的福利不吝时间和金钱。书院成就了许多善工，虽然远不及创办人的理想。书院没有成就更多，新加坡书院和语言学院又失败，都不是马礼逊博士的错：一是代理人的不忠，一是英国基督徒的悟性迟钝，体会不到后者可能带来的益处。
他的品格有许多方面和特质，令人热烈钦佩。他如饥似渴地求知；他在道德正直上培养了细腻敏锐的天性；他不偏不倚，良知坚定；他有取之不尽的天赋，能耐心、坚忍、埋头苦干；里面还像有内在的火焰，爱基督、热心祂荣耀的稳定火焰一直在他里面燃烧，以柔和的光照亮构成他高贵人格的心灵诸美德。他正是为他蒙召要站的位置量身造就的。他的谨慎、常识和判断的稳健，从不让他失望，结果是他从不走回头路。他施洗的归信者虽少，但大可欢喜：那些受洗加入教会的人，从没让他为他们的退后或变节悲伤；他讲福音虽没聚来大批听众，但要记得，他的处境不容他公开传道，迫使他只能走另一条路——藉印刷品诉诸中国人的心智。他的忍耐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他对工作终必成功的信心从不动摇；他屡遭逼迫，性命且被上谕威胁，但他的脸从未发白，心也从未因恐惧而跳动。他尽了他所能的，也是少有人能做的；今天他活在中国帝国日益增长的深切关注里，活在人们为中国归主所表现的炽热里。这样生命和品格的影响永不消亡，必在他名所到、事迹所记之处，不断扩展弥散，馨香蒙福。
马礼逊博士去世时，他的儿子年仅十九岁，就被任命接替他任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兼翻译（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他的品格成熟、知识广博、才智过人、中文造诣高，又熟知中国政府的体制、惯例和原则，服务深得英国政府最高赏识。战争期间，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雇用他做与中国官员一切谈判的首席翻译；他是与中方安排条约的主要经手人，那些条约成了两国和解的基础。他谋略审慎，文笔温和，维护英国的荣誉，却也公平待中国人；以不懈的热忱尽他繁重而微妙的职责，直到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和平建立。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本地信徒受逼迫和不公时做他们的谋士和保护者，是派进帝国或邻近殖民地的传教士的同伴和恩人，是一切增进东方心智或道德福利之努力的开明倡导者。他的公务再繁重，尽得都赢得雇用者的信任和钦佩；他如此不辞劳苦，以致健康受损。准了他的假去调养；但公务紧迫使他一再推迟休假，直到染上当时正流行的热病，1843年8月29日死于澳门（Macao）。他葬在墓园，父母坟旁。
除翻译和中文秘书外，他还当选了香港（Hong Kong）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议员，并被任命为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英王陛下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宣布他死讯时，深信这是国家的损失，说活着的人中没有能接替他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Bart.）在下议院谈到这父子二人时说，在整个公务人员中，找不到两个人比他们品格更高尚、更忠诚。
马礼逊博士的长女嫁给了合信医生（Dr. Hobson，即本杰明·合信）——一位在广州的博学医师传教士，留下十八部医学著作的不朽记录，多有插图；她还健在，无愧为她受尊敬的著名父亲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