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 是天使以天上之光写成， 上帝的眼睛时常垂看， 那是一部记载正义与光明（存疑）事迹的行传。" ——考珀（Cowper）
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很快安顿下来，投入他在所选工场的各项职责和事务。按公务要求，从八月公司船队抵达，到二月或三月最后一艘船离港，他每年有半年在广州（Canton）商馆（Factory）值班；然后去澳门（Macao）与家人团聚。他的生活很忙碌。他开始了编纂中文《圣经注释》这一浩大工程，以他所有的惊人耐心和勤勉投入其中。他尽力举行公开和私下的敬拜，能劝得欧洲人或中国人来参加就多举行；在广州时，他每天都忙于为槟城（Penang）、马六甲（Malacca）、新加坡（Singapore）等地传教士和朋友代办各种事务——他们几乎各类家用物品都得从广州采办。他还得张罗一切印刷材料、书籍、教师和工人，让人人都有活干。
东方其他工场的传教士，遇到疑难复杂的事都向他请教指点；他长期的经验和卓越的判断力，使他在东方传道工作的每个问题上都成为宝贵的顾问。
他也大受掣肘：一面是那些对基督教传道毫无同情的人的非难，一面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一些雇员的傲慢——他们一面乐意利用他这位无与伦比的汉学家的服务，一面又嘲笑他是基督教的鼓吹者；他们靠对华贸易发了大财，却不肯出一点力，帮助用真理启迪当地人。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直在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路加福音12章15节）。贪心就是不知足。我本想就这节经文预备一篇英文讲章，但恐怕对听众太对号入座了。
"今早我读到这个中国小故事：胡少（Hoo-shaou）是个很穷的人，却天天感谢上天赐他'清福'。妻子对他说：我们每天只有三顿青菜米饭清水，你管这叫什么清福？他回答：幸而我们生在太平时候，不受兵荒马乱之苦；幸而一家老小没有挨饿受冻的；幸而没有卧病在床的，也没有关进监牢的：这若不叫清福，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清福了。这虽是个异教故事，我觉得很发人深省。我们要为上天所赐感谢——胡少所有的我们都有，还多得多。"
当时英国基督徒在为上帝的事业慷慨捐输这件事上并不热烈。马礼逊博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基督徒品格论》（"Christianness"），力陈一切财产财富都当看作从主而来、当为祂而用——其实就是为祂、向祂奉献。《折衷评论》（The Eclectic Review）猛烈抨击这本小册子，说写这书的人一定没有儿女、母亲也不在世了。对此马礼逊博士说："可我有妻子儿女，我却很不赞成在地上积攒财宝。我的原则是借给耶和华——祂必供应。是的，别人说，藉你的手供应；于是挑剔操心就成了上天加给人的本分。圣经说'耶和华以勒'。是的……
……'英国喝了一百年的中国茶，从中收了几百万的税；可英国连一页教中文的书都没出过，也没办过一所教中文的学校，直到一个没受过训练的英国传教士办到了。'"这样的指责从一份刊物口中说出来很不相称——这份刊物当时的主编，正是一个从鞋匠凳子上爬到学术和著述高位的人；他心胸狭窄、性情刻薄固然该责备，但白手起家却值得称道。
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没有牧师，主日照例的公祷就没人领，马礼逊博士主动提出，在找到另一位牧师之前，他愿意不取分文领公祷、讲道。他声明，唯一的动机是不忍见公开敬拜停顿。特别委员会主席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回信说："我已把您信的大意告诉同僚，他们和我意见一致，认为我们无权接受您的好意……"
十来位中国的初信者和慕道友，连同约七位欧洲人，联合举行了在这个大异教国家的第一次传道祷告会。人人都有份：领唱诗歌、读经或祷告。当马礼逊博士灰心试探时，这个聚会常常大大鼓舞他的心灵。
1827年初，广州邻居的房间失火，烧到了他的寓所。他所有的书和许多贵重物品都被烧毁或报废。一位朋友安慰他说，这是上帝审判他，因为他太虚荣，喜欢漂亮的装帧。
一份新刊物《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创刊了，在东方各英国侨民区发行。这主要是一份商业报，但请马礼逊博士定期撰稿；他答应的条件是，他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谈他毕生要推动的道德和宗教议题。报社给了他这个机会，还每年出三百美元，由他指定捐给任何慈善机构。他为这份报纸勤奋撰稿，直到去世。
马礼逊博士还注定要因两所机构的失败大失所望——这两所都是他亲手创办的。"语言学院"（The Language Institution）在英国因缺乏热情维持而解散了；其实它超前了时代五十年。新加坡的书院也因受托执行计划的人经营不善而彻底失败。马礼逊博士在这上面花了约六千美元，他和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的善意就这样落空了。但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一份备忘录让他得了安慰，备忘录清楚地陈述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正在做的善工，以及它可能对各国通商往来产生的良好影响——促进与中国的交往，把中文知识传给欧洲人。这份由商馆大班W.弗雷泽爵士和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的备忘录还说："为马礼逊博士说句公道话：书院完全是他创办的，能延续全靠他的努力；他在汉学上的卓越成就之外，又添了这一功绩……"
"百姓都被虚妄的偶像迷惑，沉在愚昧中。我虽拿真理劝他们，我的力量太小，胜不过这么多人。如今七月间，佛教徒用盂兰胜会（Yu-lan-shing-hwuy）的仪式迷惑百姓。家家户户无一例外，都说必须尽最大力量，在祖宗牌位前烧大量的纸钱，也在街上烧，好让来来往往的孤魂和阴间的祖先之灵得着这些，有衣可穿、有钱可用……"
当时有一个奇特的见证，证明马礼逊博士文字劳绩的价值：他的大词典竟被译成了日文。他还听说，日本时兴的扇面上都抄着按字母排列的词典摘录，字写得异常工整。
1828年底，他被请去看望"奥威尔号"（Orwell）上的两个年轻军官——他访英归来就是乘这条船的；两人都病了不久就去世了。他对他们关怀备至、照顾周到，得的赏赐是两人都留下了令人满意的见证：他奉基督的名传给他们的真理和安慰，已蒙福拯救了他们的灵魂。马礼逊博士这样记他们的结局："摩拉维亚（Moravian）的外科医生刚来过，说他的病人约翰斯通（Johnstone）——我今天去看了两次——已经离世。他死得有盼望。他的记忆为他丰富地供应了他惯常诵念的祷告词中的句子。我最后一次离开他时，握着他冰冷的手说：'愿主与你同在'；他回答：'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一个月前他和威尔逊（Wilson）都还身强体壮，还一起在黄埔（Whampoa）赴了三次盛宴，吃喝无忧。约翰斯通流露出恳切求怜悯的迹象。威尔逊几乎不说话，但和我一起举目合手向我上帝祷告。哦，愿人有智慧，愿人在最后的时刻未到以先就思想！愿主帮助我们虔诚度日，心蒙大福，把死看作真正的益处！"主日晚上的聚会继续举行，越发有兴味、有分量。马礼逊博士在1829年1月1日的日记里谈到这些聚会："在我广州的房间里，各国各宗各派敬虔的书和敬虔的人相聚，常激起我的赞叹和感恩。"不久，"奥威尔号"上那位炮手前来向他道谢，感谢他在哗变后为他截肢时给予的关怀和教导。马礼逊博士接着又成了从刽子手下救出无辜者的拯救者。一艘开往马尼拉（Manilla）的法国船的船长、船员和乘客，在离澳门（Macao）不远处，除一人外全被一伙中国人杀害——船上的财宝激起了他们的贪心。幸存者抱着一块木板，被一只渔船救起，带到澳门。他在葡萄牙当局面前指证了这桩骇人罪行，消息转给广州的中国官员，官员下令迅速缉拿凶手。他们被追踪、捕获、拷打、审判，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被带到广州与被杀船员中的幸存者对质。对质在公行会馆（Hong Merchants' Hall）举行，许多外国人在场，马礼逊博士坐在前排显眼的位置。凶手们被装在小竹笼里示众，笼子小得直不起腰；脖子、腿、手腕都带着枷锁，每个笼子上都写着犯人的名字和判词。法国水手认出了他们多数人，最后带上来一个人，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这是个面相和善的人，约五十岁，笼子上写着"蔡公昭"（Tsae-Kung-chaou）。他想向公堂申诉，却没人听得懂。他说的是福建话（Fokien dialect），和广州话大不相同，在场的中国人没人能给他翻译。马礼逊博士于是上前和他交谈，查明他是被冤枉的，完全没参与那桩骇人罪行。他有力地向公堂为这个人陈情，公堂把案子发回重审；几天后，这个人出现在马礼逊博士家，热切感谢他这位救命恩人。当地的中国人大声称赞这个英国人，竟为他们一个同胞的性命如此恳切代求。当时在广州的才子画家钱纳利先生（Mr. Chinnery）为马礼逊博士画了一幅极好的肖像，画中有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商馆的绅士们出资把画制成铜版，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印出的画片义卖，所得捐给马六甲书院（见卷首插图）。有人提议在澳门办一个"中国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 in China"），收集本地和外国的珍奇，包括艺术品、博物标本等；马礼逊博士以他一贯的热忱和慷慨参与了这个计划。他还为了促进中文文史的学习，在自己家里创办了每周一次的聚会，学生和老师参加，事先安排谈话题目，宣读关于书籍、成语、方言的论文，带来各样珍奇供众人观览。1829年3月，他完成了《广州方言辞典》（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第三部，然后忙于其他与传播神圣真理有关的文字工作。梁发（Leang Afa，字阿发）这时来投奔他。他的学校被迫解散，他因被控散布邪恶迷信、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而遭逼迫，性命堪忧，只好逃到澳门投奔马礼逊博士。 马礼逊博士在商馆的职责如今变得更繁重、更令人生厌。这些职责一向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忠心勤勉地尽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国家保住立足之地，不靠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供给，继续他的传道工作；但自W.弗雷泽爵士去世后，上台的人想对他行使比他能忍受的更专横的权力。他于是决心辞职，投身更高的工作，哪怕这意味着他只能局限在澳门或马六甲。他给特别委员会写了封信，辞去职位。不料公司管理层突然出人意料地改组，一位绅士——J.F.戴维斯先生（Mr. J. F. Davis，即爹核士）——后来被任命为大班，成了传教士的坚定朋友。梁发十二月离开他，去印刷他预备好的两本小册子；他的学校既已解散，他盼望藉此传播福音知识。马礼逊博士谈到他："他临别的祷告非常合宜，清楚表明他的心在他的工作上，也表明他素来祷告。他请上帝的子民为他祷告，使他忠心至死。愿主赐福他，使他成为祝福。"1830年初，马礼逊博士又有喜事：为另一个中国人施洗，接纳他为教会会员。这人叫郭亚公（Kew-a-gong）。认识马礼逊博士之前，他过着放荡闲散的生活，不顾妻儿，把他们完全抛下，也没有固定的职业。但福音真理一触动他的心，他就为家庭的幸福焦急，一如从前对家庭的漠不关心。他跟梁发学了印刷术，勤奋做工；同时受马礼逊博士教导，直到显出足够的坚定和真诚，可以作为信耶稣的人受洗。受洗后，他成了梁发的同伴，一起分发圣经、宗教书籍和小册子。马礼逊博士曾恳切呼吁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人来中国，帮助传播福音的工作；他很高兴得知，作为回应，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正被派出来，担任海员之友会（Seamen's Friend Society）的牧师，为出入广州各口的水手劳苦，约定一年后他转入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事奉，去考察东亚的岛屿和国家，为外国传道寻找最佳的工场。他于1829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Roman）启程来广州，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同行；1830年2月到达了中华大地（the Flowery Land），受到马礼逊博士的热烈欢迎。他立刻给他们书学语言，为他们请了老师，亲自帮助教导他们。美国公理会万分感激他的厚待；他也热烈欢喜，终于有了同工，即使自己不久被接去，中国也必不断有福音的热心见证人。
他还有喜事：在广州迎来了长子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他在英国和马六甲英华书院勤奋求学了几年。他年仅十六岁，但中文听说读写已精通，受聘为广州英国商人的翻译。马礼逊博士在工作上从不被允许长久安稳而不受毁谤或冒犯性批评的攻击。对这些，他一向以忍耐和沉默相对，自信动机纯正，相信时间终会保全他的名声，不受误解。一位杰出的法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在1830年向公司一位雇员——后来任英王陛下驻华商务委员会总监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 in China）——提议，要他做马礼逊博士的敌人，作为交换，他答应在公开报刊上吹捧他。这位绅士就是爹核士先生，以汉学和西学闻于当时，称得上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的心地和他的头脑一样高尚。他这样回绝了这个阴险的提议：
"我不禁遗憾您对马礼逊博士怀有这样的敌意；关于他，我必须声明（不如此就是最大的卑鄙）：我同意斯当东爵士的看法，公认他是欧洲第一汉学家。在英国人所共知，他多年来代表东印度公司用中文书面语进行大量通信；他写中文如母语者般流利迅速；中国人自己早就给了他'马博士'（Dodeur Ma，原文如此）的称号。这个见证是决定性的；它给他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他可以把欧洲人关于他中文造诣的一切争吵，都看作蛙鼠之战（Batrachomyomachia）——不过是蛙鼠之争罢了。"
1831年开年传来喜讯：梁发为三个人施了洗。这是一位六十二岁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十七岁。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儿子们此前从事本土文学。梁发的儿子交给了裨治文先生，学英文和基督教真理。
直到现在，槟城（Penang）的英国政府每月给马六甲英华书院一百美元津贴。现在，本廷克勋爵（Lord W. Bentinck）推行紧缩，这笔津贴被撤了。广州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一向慷慨，立刻拨了等额的款项，称"坚信其卓越"，说："我们相信它最能把知识和有益教导之光散到英王最边远的属地，帮助消除长期束缚本国民心的偏见。"
又一位传教士从美国来到广州，令马礼逊博士欢喜。这是爱德华·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ard Stevens），乘一艘以本书主人翁命名的"莫里森号"（Morrison）来的。船主是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传教士忠实的朋友，他把自己在广州的商馆随时开放，供基督教敬拜聚会使用。
马礼逊博士的《家庭训蒙》（"Domestic Instructor"）和《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这时已印好出版。前者他自捐二百英镑付印费，出了四册八开本。这两部书是要从历史、教义和实践三方面介绍基督教，由现雇的代理人广为散发。他对一切个人急难和公益慈善的诉求，天天动慈心。向他求助的络绎不绝，凡是看似当帮的，无不慨允。他尤其挂念英国水手：他们一下船离了职守，就成了中国地头蛇的猎物；那些人给他们喝蒸馏烈酒，趁机敲诈勒索，激他们闹事行凶。为了救这些人脱离纵饮和抢劫，马礼逊博士雇了一个本分的本地人看管一家咖啡店，印了传单，邀请水手来喝店里供应的便宜解渴的饮料，并警告他们提防本地人为抢劫而卖的有毒烈酒。
他把主日的英文聚会交给了裨治文先生，自己专心服事中国人。令他大得安慰的是，他为英华书院的官话（Mandarin）老师施了洗。这人名叫朱先生（Choo-seen-sang）。他长期认真研究基督教，只是因吸鸦片，一度抗拒确信。后来他终于戒掉了这恶习，承认全心相信主耶稣。他在见证中说，他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祂所教的，遵祂所命令的，望祂所应许的。"他从马六甲来广州途中几乎遭遇海难，由此看见自己不认基督的罪——他既已确信基督的真理。梁发又有喜事为几个人施洗，连前共七人，都是藉他的教导归信的。1832年初，马礼逊博士写道："如今广州的华人社会，与我1807年初到时已全然不同。中国学者、传道学生、英文印刷所、中文圣经和公开敬拜上帝，都是这期间长起来的。我服事了我这一代，必须睡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特许状（charter）快到期了，广州英国商馆所有人的处境都将大受影响，马礼逊博士首当其冲。他已为公司服务二十年，特别委员会曾…… ……他曾向公司陈情，但没有得到答复；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另找世俗职业，或求助于传道会——他为公司服务的这些年，一直无偿地为传道会做了辉煌的服务。他决心等候上帝旨意的展开，但两条路中无疑要选后一条，好继续把精力献给异教徒的福音化。经济前途未卜之外，又添了与家人分离的悲伤。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的健康有些时候一直不好，需要回国调养。而在这多事之秋，他又收到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已应本教区一位罗马天主教要人的申诉——说他的一些出版物反对罗马教义——下令在葡萄牙属地内，未经事先审查不得使用印刷所；委员会因此请马礼逊博士暂停从澳门印刷所再出任何出版物。这是小气而恼人的不宽容之举；但决定无可申诉，马礼逊博士只好提出强烈抗议，然后服从。不过，他流通许多出版物的劲头丝毫不减——这些出自他自己、米怜博士（Dr. Milne）、梁发等人笔下的书刊广为散发，许多已远及万里长城以北。他越发热心预备他的《圣经注释》；安息日早晨的公开聚会照常；在澳门的外国人中既已兴起安息日晚间游乐消遣的习惯，他就开设晚间讲座，引导他们进入更高的享受。早晨为外国人的聚会结束后，他再为中国人举行一场；唱诗他从不省略，乐此不疲，虽然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唱。聚会间隙，他读书，或听孩子们背诵赞美诗和圣经。那时他常到一处僻静的露台去……
他的体格一向强壮结实，如今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头顶发沉、失眠、没胃口、右肋疼痛、体力大衰，使他和妻子深为担忧。他去看医生，医生安慰他说这是肝病，看似体力衰了，实则不然；等送家人去英国的激动过去，就会完全恢复。有了这些保证，他回到广州，去处理一艘鸦片船上斗殴致死一名中国人的交涉函件。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家人离开澳门前两星期。这时特别委员会接受了他长子的服务，他回到家人身边。安排12月10日启程，在离澳门十八英里的安全锚地伶仃（Lintin）上船。安排1833年12月10日启程，在离澳门十八英里的安全锚地伶仃上船。那天，他和家人——除了留守广州的J.R.马礼逊先生——乘一只小渡船去伶仃；一路颠簸难受，到时人人又冷又病又沮丧。一行人上了"英格利斯号"（the Inglis），众人祷告，话别，一家人就此分离，今生再未相见。
在前途未卜中，马礼逊博士立刻退了澳门的房子，回到广州。
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统治换成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在中英之间引起了许多长期的困难。最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在通商、海关等方面便宜行事；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被任命为英国驻华首席大使（Chief Ambassador）。东印度委员会几位委员力劝他和他的随员，务必争取马礼逊博士的宝贵服务，请他做使团的翻译和秘书。但鉴于英国政府向来对传教事业态度冷淡，要让政府雇用一位传教士来办理如此重大机密的空缺职务，似乎极不可能。在律劳卑勋爵一行到达之前，一切都不能确定。
1834年5月1日，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写道："本月28日，是我在老伦敦桥尽头的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家被接纳为传教士三十周年。罗兰·希尔（Rowland Hill）在场，问我是否像天使看异教徒那样看他们。我既不知道天使的心思，当然不能说'是'。"
7月15日他从澳门写道："律劳卑勋爵昨天约下午三点登陆。他离船时军舰鸣炮致敬，到岸时葡萄牙人鸣炮迎接。我下到华人馆（Chinese-house），把几位小姐从船上接入我的轿子，抬到D府（D.'s）。我在上楼时向他自我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认识我。他穿着海军制服。律劳卑夫人（Lady Napier）从椅子上起身，笑着向我走来握手，彬彬有礼地说，她对我的名字太熟了，像是和我认识了很久。
"今天中午，商馆所有的人都被召到律劳卑勋爵那里听宣读国王的委任状。关乎你*和我们心爱儿女的事，我先告诉你。我的头衔是中文秘书兼翻译（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年薪一千三百英镑，没有任何津贴，柴米、房租什么都没有。有副领事制服（vice-consul's coat）配国王纽扣时，我就穿。政府每月给书院一百美元，代替公司出。爵爷问我接不接受这个任命，我立刻说接受。他说马上就给我发委任状。为我在新职位上能忠于我蒙福的救主祷告吧。这对传教士来说是个有点不伦不类的位置。副领事制服……代替讲道袍！"
*致他的妻子。
他给小儿子罗伯特（Robert）写信，谈到同一件事："你要知道，爹爹是国王的仆人：威廉王（King William）是我的主人。不过，亲爱的罗伯特，我有一位比英国国王更大的主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所事奉的。祂已去为我、为你和一切事奉祂的人，在祂天父的家里预备住处。"这是他签名的最后一封信。
7月20日，律劳卑夫人请他在……讲道；他预备的讲章取自"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约翰福音14章2节），但一位心胸狭窄的宗派主义者提出异议，认为与其让一个按立手续不全的牧师主持，不如不聚会。 这篇讲章清楚表明，他的心多么被那看不见的荣耀世界占据，仿佛预感到早逝。它给患难中的基督徒提出四个安慰的题目：第一，信上帝为他们和好的父，信耶稣为应许的弥赛亚、拯救祂百姓脱离罪恶的大救赎主；第二，记得自己已被收纳进上帝的家；第三，有丰富的基业；第四，正走向永恒的家，那里的福乐大半在于那里的团契——上帝从各时代各国召出的全家：列祖、先知、使徒、殉道者，以及羔羊更谦卑的跟随者和认信者，还有他们都要同在的救主。描述天国时，作者的笔达到了不寻常的生动和感人。
23日他陪律劳卑勋爵去广州，大使与中国政府官员会见时需要他在场。他在路上受了大罪。在虎门（Bogue）下了军舰，在一只敞篷小船里过了一夜，又热又暴雨。他上岸时已精疲力尽，面前还是令人激动焦虑的谈判。25日他写道："今天顶着烈日从这所房子走到公司去见律劳卑勋爵，我差点倒在街上……"晚上，他从十点到三点参加会议，忙着翻译信件。27日主日，他给中国人主持聚会，可能是他有幸见过的最大的会众；替他抄写多年的老勒（old Le）告诉他自己已信了基督耶稣，令他得安慰。前一天，他的名字已和英王使团官员名单一起公布，排在外科医生、牧师和私人秘书们之上。第二天他挣扎着去尽公务，在本地官员和英国官员的争吵中消磨了疲惫的一天，然后他在地上的劳苦就结束了。星期二晚上他痛苦难眠，星期三请了外科医生。医生、儿子和看护能做的都做了，但高烧不退，似乎什么都压不住。准了他离广州休养的假，但他已虚弱得无法搬动。星期五晚上，在场的医生试了别的法子；但他迅速衰弱下去，约晚上十点，他闭目睡了。那是义人的安睡，从此在荣耀中醒来。他就这样安静地进入了救主为他在父家里预备的住处——仿佛预言一般，他为此预备了他最后的讲章。噩耗由长子写信告诉他的伴侣，信中充满温柔和安慰："7月25日星期五，分离近五个月后，我又有幸见到父亲。但这喜悦被他的极度虚弱大大冲淡——虚弱压倒了他身体的一切机能，却丝毫未触及他强大的心智。27日主日，他身边围着他的小小中国会众，尽他体力所及向他们讲话。
"在这异教之地，看见这堕落帝国最败坏的城市中有十几个中国人，同心向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祷告赞美，真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我们从那将死的嘴唇领受永生之道——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会众中弥漫着异乎寻常的庄重；我们大声歌颂那曾死、复活、活到永永远远的羔羊。
"星期一、星期二，他的虚弱和疼痛慢慢加增。星期一他两次乘轿去律劳卑勋爵那里。第二天轿夫不敢来了；就是来了，他也去不成了。"
J.R.马礼逊先生详细记了父亲到星期五晚上的医疗经过，接着写道："我们心爱的人前一晚用了鸦片酊得着缓解，要求再用。但他体内的烧太厉害，不先放点血不敢给他用。他不情愿地顺从了。给他放了血；但，唉！太晚了。手臂扎好、血止住后，他迅速衰弱下去，拒绝了鸦片酊。一切疼痛似乎都离开了他。但他还能动，能从床上起来，很难让他安静。我出去给他取药，回来时他的脸颊苍白，眼睛发亮，脚冰凉。我们用人工的办法想恢复血液循环。唉！一切努力都徒然。他约二十分钟不说话也不挣扎，约十点钟闭目睡了。下一刻我们毫不怀疑，他得释放的灵魂已在上帝面前，穿着基督之义的袍、救恩的衣。
"星期六晚上，我护送这宝贵的遗体上船，运往澳门，安葬在我生母坟旁。"
他的遗体从寓所送到上船处，律劳卑勋爵和当时在广州的所有欧洲人、美国人及英籍亚洲人都来送行。乔治·罗宾逊爵士（Sir George Robinson）等尊贵的绅士陪灵到澳门，葬礼由广州海员牧师（Seamen's Chaplain）E.史蒂文斯牧师（Rev. E. Stevens）主持读经。
他的墓上刻着下面的铭文：
"谨以此纪念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 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他在此欢喜度过了二十七年的事奉，扩展蒙福救赎主的国度， 期间他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创办了马六甲英华书院， 并独自多年从事中文《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翻译， 蒙保守得见译本完成并广为流传，得以在耶稣里甜睡。 他生于诺森伯兰郡莫珀斯（Morpeth, Northumberland），1782年1月5日， 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 在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任中文翻译二十五年， 1834年8月1日卒于广州。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