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彻底、热忱、真挚的热诚，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狄更斯（Dickens） "祷告加上勤勉，能成就一切。"——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
离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后，载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同行几位宣教士（他们是被派往印度宣教工场的）的雷米滕斯号（the Remittance）在唐斯（the Downs）锚地下锚等候顺风。1807年2月7日，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肆虐，船只遭受巨大损失，多艘船沉没，许多船被刮到岸上。在唐斯锚地停泊的大批船队中，雷米滕斯号是唯一能够继续航行的一艘。那确实是一个危急的时刻。马礼逊在10日写信讲述了这件事： "上帝保全了我们。昨天早上我本想请领航员把这封信带上岸，但风暴来得太突然，他无法离船。天亮之前，我们的锚断成两截，后帆和前帆都被撕裂，我们只得在英吉利海峡收帆裸桅顺风疾驰。海浪高如山岳，空中雪花密布，浓得连船身周围都看不见。正在我们万分危急之时，有人惊呼船起火了，原来是几瓶硫酸（vitriol）爆裂所致。领航员和一名水手跳上后桅索链台，准备跳海——他们宁愿以这种方式葬身大海，也不愿被活活烧死。但万幸的是，其他水手有胆量抓住那些瓶子，把它们扔进了海里。在这一切之中，我的心只专注于一件事：把重担交托给主。"
经过漫长、枯燥、艰辛的航行，马礼逊终于在4月20日抵达纽约，立即着手安排前往广州（Canton）的船位。他与纽约几位主要的基督教牧师和平信徒领袖交往，随后前往费城，希望从美国政府那里争取到美国驻广州领事的关照与保护。在那里他找到了朋友，他们竭力在华盛顿斡旋，成功地从当时的国务卿麦迪逊先生（Mr. Maddison）那里得到一封信，写给驻广州领事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请他在不违背所代表利益的前提下，尽其所能推进宣教士的计划。他费了很大周折才弄到去中国的船位。当时只有一艘船开往印度，船长担心与英国政府发生麻烦，断然拒绝搭载任何乘客。另一艘船开往中国，但船主要价一千美元。最后，一位经纽约著名牧师梅森博士（Dr. Mason）介绍认识的绅士，安排他搭乘"三叉戟"号（the Trident），船长是布莱克曼（Captain Blakeman），他好意答应带马礼逊去广州，只收他所带给养的费用。
在纽约款待马礼逊的那位绅士，多年之后向《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投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次访问的许多有趣细节。下面摘录几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马礼逊的品格，以及他以怎样的心态期待进入工场。作者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梅森博士把宣教士一行带到我家。当时，十字架的宣教士还是稀罕人物，一群宣教士同来就更罕见了。马礼逊的面容上刻着恩典在一副天生坚定、甚至有些高傲的性情上留下的印记。他的举止与其说是和蔼，不如说是彬彬有礼、严肃深沉，透着虔诚的敬畏。会面庄重而愉快。我们是生于大西洋两岸的陌生人，彼此之间只有一条纽带；但当基督徒的团契打开心灵的宝藏时，那神秘纽带的神圣性质很快就被认出来了；最后我们跪下一起祷告时，四周落下的眼泪见证了那种对看不见的独一真神、以及一切爱祂之人的奇异之爱——这爱不知海洋与隔山之远，不知距离与时间之隔。 "一两天后，马礼逊突然染病卧床。我坐在他床边，他拉住我的手，谈到病情的不确定性，言语间显出心灵安稳、随时准备面对一切结局的顺服，表达了他对上帝旨意的降服。他敦促我要更加献身于基督的荣耀，最后以这几句话作结——我后来发现这句话常挂在他嘴边：亲爱的弟兄，向上看，向上看！ "因通知得很仓促，第一晚他被安排睡在我们自己的卧室。床边有一张小床，睡着我的小女儿。早上醒来，她照例转身和母亲说话。她原以为会看到父母，却看到一个陌生人，吃了一惊，惊醒过来；但她定睛看着他的脸，问道：'叔叔，你向神祷告吗？''哦，当然，亲爱的，'马礼逊回答，'我每天都祷告。神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女孩立刻安心了，头枕回枕头上，安然睡去。从此她成了他最喜爱的小朋友。 "马礼逊身上没有一丝虚伪。一个不友善的批评者也许会说他太骄傲而不屑于虚荣；一个基督徒则更愿意说他太虔诚而不会骄傲。他的举止再平易、简单、不拘礼节不过了。同行的宣教士都尊他如父，到他房间里祷告，事事听从他的建议。他流露的基督徒温柔比他们少；他的敬虔还带着硬皮，他们的还在嫩芽初发。他的心坚定、正直、自主；他们的心则依附他得扶持，聚在他荫下求安稳。……我只再简述他启程赴任时的告别一幕。他开船那天早晨，宣教士同伴们聚在他房间里，做了一次最庄重的告别——那是他们在世的最后一次相聚。可怜的戈登（Gordon）完全崩溃了。马礼逊镇定而庄重。他责备弟兄过度的悲伤，以极大的坚定和镇静带领他们作了告别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去船东的账房，登船前办完手续。我忘不了那个商人脸上和言谈举止中隐藏的压抑的嘲笑——他把马礼逊看作一个被迷惑的狂热分子而加以怜悯，同时又不能不暗暗敬佩他的舍己、虔诚、勇气和进取心。办完一切公务后，他从写字台前转过身来，带着讥诮的笑，对马礼逊说——马礼逊的脸上像一本书，人们能从中读出奇异的东西：'这么说，马礼逊，你真的指望在大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上留下印记？''不，先生，'马礼逊说，带着异乎寻常的严厉，'我指望的是上帝。'我们很快离开了这个金钱之人，走下码头，在那里与这位未来的中华使徒作最后的告别——他踏上小船的艉部，小船要把他载到停泊在海湾中的大船上去。他话很少，动得更少；他高大的身影和庄重的面容如雕像般静止。他的心显然是满的，满得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思与上帝同在，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浑然不觉。领航员回来时，我收到他一封情意深长的便条。"
他于五月中旬乘"三叉戟"号启程，于1807年9月抵达中国。航行中没有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但他经常在船上热忱讲道，不懈地照顾全船人的属灵福祉，也不懈地坚持自己的学习。他对"过赤道"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水手粗犷的玩笑习俗。
"当我们驶过赤道线时，船员们举行了浸水仪式。海王尼普顿（Neptune）和海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打扮得滑稽可笑，出现在前甲板上：他留着长到不可思议的胡须和尾巴，一手拿三叉戟，一手拿喊话筒；她披着粗糙的兽皮。以前过过赤道的水手陪伴着这位神和女神，裤腿和袖子都卷起来，露出腿和手臂，涂抹得粗野难看。尼普顿向船上喊话，船艉有人应答。神和女神带着随从来到后甲板，他用低沉浑浊的声音说：'我听说，'他说，'你们船上有我几个还没过过这条线的孩子；把他们带出来让我看看；快点！'立刻就有一个人被两个押解者蒙着眼睛带出来。两人各把一根大棍子搭在那人肩上。把他拖到尼普顿面前后，让他坐在一只装满水的半截木桶上。'好，我的孩子，'神说，'很高兴看到你从这条路过；现在你要向赤道线致敬，'说着把喊话筒放到他嘴边。'他喊道：'赤道啊——！'就在这时，一个水手用力把一桶盐水从喊话筒里灌进他的嘴。'来，理发师，给我儿子剃头，'尼普顿说。那人走上前，拿着一把大板刷，用焦油或黑漆把那人的脸和脖子涂得一塌糊涂。安菲特里忒给他一杯'提神酒'——一杯盐水。然后把一个生锈的旧铁箍贴到他脸上，焦油被刮掉时，剃刀就在他嘴唇间擦拭。'现在，'尼普顿说，'你要向我许几个愿：第一，有白面包吃的时候，绝不吃黑面包——除非你更喜欢黑面包。''好，'那人答道，一根沾了焦油的棍子塞进他嘴唇之间，按他们的说法，这叫'吻钩'。'有酒或波特啤酒喝的时候，绝不喝水；水泵没抽空之前，绝不离开水泵；你要像我们今天对你这样，对待所有从这条路过的人。'每一条他都必须回答，一张嘴，沾焦油的棍子就塞进他嘴里。然后六七桶水猛泼在他身上，座位被撤掉，他在黑暗中跌倒，几乎窒息，淹没在船伴们的哄笑声中。"船上一半的人都受了这番待遇；幸好经船长干预，马礼逊免于这场考验。
抵达中国之前，他先在澳门（Macao）停靠——澳门是海岸边的一座岛屿，距广州约九十英里，当时属葡萄牙政府管辖。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在这里设有商馆，他上岸后惊讶地发现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也在那里——他是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主席。他还见到了澳门商馆的大班钱伯斯先生（Mr. Chalmers），并递上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考伊先生（Mr. Cowie）写的一封介绍信。钱伯斯先生热忱地欢迎他，祝他成功，但说："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在这里居住有多难，也不知道找老师教中文有多难。"他告诉马礼逊，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是被禁止的，违者处死。他还答应和斯当东爵士、英国驻广州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谈谈这件事。随后马礼逊拜访了斯当东爵士，递上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介绍信。斯当东爵士也严肃地谈到这项事业的艰难，说东印度公司不许任何人以经商之外的理由在此居留；但最后他答应尽其所能推动马礼逊心中的目标。据说斯当东爵士是当时唯一精通中文的在世英国人。他是一位襟怀高贵的人士，这次引见使他与宣教士之间结成了终生的热忱友谊。马礼逊抵达广州后，求见美国领事卡林顿先生，递上麦迪逊的信。他受到热烈欢迎，领事把自己家中的一间房让给他住，他感激地接受了。但那房子访客络绎不绝，他不久就搬到另一处——米尔诺先生（Mr. Milnor）住的地方，那里更僻静，开销也更省。这所房子是广州旧法国商馆的一部分，当时由米尔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布尔先生（Mr. Bull）以大班（super-cargo）的身份管理。他从这两位绅士那里得到很多照顾，作为美国公民，他留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作为英国人，他不敢暴露身份。
他从广州写信给斯当东爵士说： "谨向斯当东爵士禀报：马礼逊现居广州旧法国商馆。若爵士认为马礼逊为获准安静地居留广州，在行为上须特别注意什么，告知一二，将是对马礼逊的莫大帮助。在设法求人教中文之前，马礼逊将等候爵士莅临广州。"
斯当东爵士到广州后，立即把马礼逊介绍给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还为他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阿贝尔·云（Abel Yun），一位来自北京（Pekin）的罗马天主教中国人；从此马礼逊以极大的勤奋投入中文学习。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马礼逊在事业的这个关口需要何等谨慎的审慎。一步走错，他的在华生涯就会戛然而止；但聚集在他周围的困难似乎只激发了他的热忱，开发了他本性的资源。他写信给传道会，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各种行动，并以如下言语倾吐胸中的深情： "我们所进入的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却不是一项可疑的事业——所谓可疑，我指的是我们所做的对还是错。我们不会为在无知、受骗、有罪的人中间传扬福音的真理而责备自己。耶稣的宣教士会责备自己没有更全心地服侍主，但不会为自己是宣教士而责备自己。哦，各各他，各各他，当我看见耶稣的血从你的两旁流下，我为自己对主冷淡的爱、为自己在上帝的权柄所吩咐、哦更确切地说在耶稣的爱更强烈地加给我的本分上的懒惰履行而惊愕。是的，父啊，你差遣耶稣的爱，救主啊，你为我舍己的爱，圣灵啊，你把耶稣的救恩施行在我有罪的良心上的爱，三者合一胜过我，迫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你活。"
他还汇报了上天为他开的学习中文的机会——这项工作必然先于他完成大使命的其他一切步骤。 "有两位中国人，我希望他们能对我有用；目前看来，他们确实有用。一位叫乐先生（Le Seensang），中文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又已考取文人功名，不像一些商人那么胆怯。另一位是阿贝尔·云，是斯当东爵士介绍给我的。阿贝尔是罗马教会在北京（Pekin）的代理人，山西（Shan-si）人，那里普遍说官话。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他约三十岁）是在北京和宣教士们一起度过的。他们教他拉丁文，他说得很流利。今天他陪着另一位基督徒来见我。因是主日，我不能跟他上课。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圣经放在我桌上。他看了一眼，我们就谈起其中的内容。我翻到《出埃及记》中的第四诫，又翻到《以赛亚书》第58章的末节。他读了，向他的中国朋友解释，如果我没理解错，他说自己以前在安息日的事上错了。他很自然地提到主论安息日的讲论——当时有人说主在安息日治病是亵渎安息日。"
马礼逊的处境很艰难，因为孤立无援、前途未卜。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勒令离境，开销又非常大。他在商馆的房间每年租金350美元，伙食费再加400美元。他要雇一个小厮，花费100美元。还有老师的费用、蜡烛、家具、书籍和其他必需品的开销，此外他还几次成了本地人无情而诡诈的贪心的猎物。他雇了一个中国人进城替他买几本书，这个人买通了小厮，合谋欺骗主人，骗走了三十美元。他把对中国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最初印象写信告诉了他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朋友卡斯伯特·亨德森（Cuthbert Henderson），信中这样写：
"靠着主加在我身上的美手，我在专心攻读中文之余蒙保守身体健康。我有些机会在私下交谈中讲几句关于耶稣的事，但因缺乏词汇而不能让人听懂。我发现很难谈论上帝，因为中国人对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没有正确的概念，也就没有表达这种概念的词汇。亲爱的卡思伯特，你若看见他们跪伏在地，或双膝跪地、额头触地，在大型的男子塑像前敬拜，你的心会何等忧伤！有时塑像换成一幅男子画像。敬拜的人跪下，双膝跪地，身体挺直片刻，然后俯身，双手撑地支撑身体，额头触到石头或泥土——他们的地板一般不是石头就是泥土。他再把身体挺直，再俯身，如此三次。然后他站起来片刻，再跪下，同样次数的叩拜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罪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为什么要在没有生命的偶像面前这样外在地敬拜呢？圣经是有福的书，它向人启示真神，也向人揭示人自己。耶稣是有福的，他曾在父怀里，已将父表明出来。"
马礼逊所住的房间在广州被称作"货栈"（go down）。其实那就是一层地下室，向来用作仓库。他在里面读书、吃饭、睡觉。为了少引人注意，他采用了本地人的衣食住行习惯。他留辫子、穿宽袍，用筷子吃饭，任指甲长长。他读书如此专心，吃得如此之少，以致不久健康垮了，性命垂危。这些做法的初衷无可置疑，但其中一些做法是否明智，他后来自己也有所怀疑。米怜博士（Dr. Milne）所著《中国布道最初十年回顾》（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中的下面几段——主要是根据马礼逊自己写的记述编成的——可以说明这一点： "起初他以为，照本地人的方式生活会大大有助于达成目标；在这种想法下，他置办了中国人穿衣吃饭常用的物品；但他很快看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在外表上显得与众不同，就等于向中国人宣告：他的处境与广州其他外国人不同，他的目标不是经商——而经商是地方和中央当局唯一认可的理由。再者，宗教不在于衣服的形式或颜色，所以他不但不穿本地服装，连一身黑衣都不刻意坚持；像其他欧洲人在热带地方一样，他穿白色短褂、戴草帽。无论在别的国家怎样合宜，在政府厌恶基督教传播的地方，宣教士最好把这一类外在的区别都放下；让对上帝的敬虔和对人的仁爱成为他们的标志。 "起初，如上所述，他照中国人的方式吃饭，和教他中文的人同桌吃饭。他的生活极其节俭。一盏陶土油灯给他照明；把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圣经注释》对开本竖起来，挡住风不让灯吹灭。但他发现，和本地人同桌吃饭并没有增进他的中文；在匆匆吃一顿饭的时间里，收获甚微。促使他剪掉指甲、剪掉辫子、送掉中国服装的同样理由，也促使他不再在吃饭上标新立异。他的指甲起初任其生长，好和中国人一样。他留过一条相当长的辫子（即发辫），用筷子用得很熟练。他穿着中国长衫、蹬着厚底中国布鞋，在洋行（the Hong）走来走去。他的用心是好的，但他常说，他很快确信自己判断错了。"
在广州安顿下来不久，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尝试举行公开崇拜，邀请了几位美国和英国绅士参加。这次努力让他大受挫折和失望。为了迁就几位英国国教会的会友，他用了《公祷书》；但他伤心地发现，住在异教之地太容易滋养人对敬拜上帝的冷淡，而不是增进人对敬拜的渴慕。从他住进中国之初，马礼逊就努力劝本地老师和仆人守安息日。他自己在那一天当然放下一切工作，或私下或公开敬拜，随有机会而行，以此给他们立榜样，希望能结出美好的果子。能留他们在身边时，他就让他们读他在伦敦预备的《福音书合参》（the Harmony）手抄本，随有机会加以讲解和应用。他也试着让他们和他一起唱诗祷告。这些努力虽非徒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马礼逊渐渐习惯了处境之后，就搬出了又小又不健康的"货栈"，
租了一栋叫"商馆"（the Factory）的楼——原来是法国人住过的，由帕里先生（Mr. Parry）让给他。这里房间宽敞方便，他一直住到因健康衰败不得不离开广州。他的品格和追求开始引起广州主要外国人的注意和友谊。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越来越愿意在文学研究和宣教目标两方面帮助他；东印度公司的另一位高级职员鲍尔先生（Mr. Ball）也向他表示了相当的同情；J·埃尔芬斯通阁下（the Hon. J. Elphinstone）送给他一部拉丁文-中文词典，价值50英镑；公司的随队医生皮尔逊医生（Dr. Pearson）则向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高效体贴的照顾。最重要的是，斯当东爵士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是他患难中的真朋友，处处相助。处境的焦虑，加上不间断的攻读又缺少足够的空气和运动，大大耗损了他的体力，以致他连走过房间都走不动了。医生建议他换换空气，经刚才提到的几位绅士从中斡旋，他在澳门得到了一处住处，于1808年6月1日搬去，那时他的精神极度低落。毫无疑问，他为替传道会省钱而实行的自我克制，对最强壮的体质也是有害的。但在使命上，他始终精神坚定，"心志和盼望没有丝毫减退，依然勇敢地坚持下去。"他在澳门住到1808年8月底，和中文助手们一起读书，健康大为好转，得以返回广州。11月，政治风波骤起，所有英国人都被勒令离城。他在船上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澳门，住回原来的地方。几天后，他的老师之一卢亨（Low Heen）也冒险来到澳门，但处境十分危险，因为他的同胞强烈反对任何中国人和外国人住在一起。马礼逊到澳门几天后，一位年轻绅士来访，说他的父亲莫顿医生（Dr. Morton）有一封洛夫莱斯牧师（Rev. Mr. Loveless）写给马礼逊的信——这件事对他的未来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邀请莫顿夫人（Mrs. Morton）一家到他家里来，一起作团契祷告。下一个安息日，全家人和他共度了一天，一起敬拜上帝。年轻人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表现出对灵魂得救的极大渴慕，马礼逊很盼望他能被感动，全身心投入宣教工作。和这个基督徒家庭的交往大大缓解了他处境的孤单，莫顿小姐（Miss Morton）和他之间很快萌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久开花结果，结为夫妇。她被马礼逊带领，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事工；他因此成了她得救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