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一场伟大而有力的运动，都是热忱的胜利。" ——爱默生（Emerson）
马礼逊先生（Mr. Morrison）对自己职位是否稳固的担忧，被1815年10月14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特别委员会的一封来信完全证实了，信中有这样几段：
"我们有必要告知阁下：尊贵的董事会（the Hon. Court of Directors）已获悉，阁下在中国印行出版了新约圣经，以及数种译成中文的小册子；又悉这些译本的流通系公然违反中国皇帝的上谕，刊行此类书籍者依律当处死刑。董事会担心这些译本可能给在华英国贸易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已指示：阁下目前与尊贵公司（the Honourable Company）的关系应即终止。 "尊贵董事会同时声明：他们对阁下的才干、为人处世和品格怀有极高的敬意，并深感阁下的服务给公司带来了益处；有鉴于此，在执行上述命令时，董事会已指示我们赠阁下四千元，以表心意。 "尽管上述命令的内容我们已原原本本转达阁下，但我们深感阁下的服务对尊贵雇主的事务至关重要，又从亲身交往和以往的经验中深知，阁下谨慎自持，断不会因自己与商馆（the Factory）的关系而置身于可能牵连国家利益的境地；因此我们决定，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暂缓执行上述命令的任何部分。"
马礼逊先生对此作了解释和申辩，双方有大量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看出，公司的地方官员并不愿意执行总部董事会的决定。几周后，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又生枝节，以致英国从本土派出一个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任特命大使，前往北京朝廷调解安排有争议的事项。马礼逊先生作为使团的秘书兼翻译，其服务不可或缺，于是他被邀请陪同大使前往北京。
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的健康很久以来一直让丈夫和朋友们深感忧虑，她的医生极力劝她试试海上的航行和更换气候，以利健康。
在当前时局下，她的丈夫留在中国实在太重要，不能离开；因此马礼逊夫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于1815年1月21日启程回英国。
这一年，马礼逊先生还有一场试炼在等着他。宗教迫害的狂焰已被充分点燃，负责刻字典字模的刻字工被逮捕；惊慌之中，印工们为防止被发现，把刚刚刻好的新约圣经和创世记新版书版毁了。这对这位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劳苦者是沉重的打击；但他立刻鼓起勇气，着手准备新的字模。不久他得到消息：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拨了一笔既慷慨又及时的捐款——一千英镑，使他得以刻版，不仅印新约十二开本，还印诗篇——诗篇的翻译刚刚完成。
英国圣经公会的秘书J.欧文牧师（Rev. J. Owen）在通知他这笔捐款的信中说：
"倘若阁下的译本总体上是神圣原文的忠实写照，中国人的悟性又蒙它的神圣作者开启，得以明白并赞赏它，阁下的劳苦将获得何等的荣耀，阁下又将蒙召承受何等的祝福啊！英国圣经公会渴望分享这荣耀和这祝福，已不时以金钱援助资助阁下，阁下尽可放心，本会将继续资助阁下推进这项与本会宗旨和本会负责人心愿如此契合的事业。"
这里可以提一件事：此前不久，一位在华英国商人去世，给马礼逊先生留了一千英镑，供他的传道事业使用，这笔款项已用于印行新约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阿美士德勋爵及其随行官员于1816年7月13日乘"阿尔塞斯特号"（the Alceste）抵达广州，接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和马礼逊先生上船；船继续前行，7月28日在白河（the River Peiho）口抛锚。8月13日，两位钦差大臣奉皇帝之命在天津设盛大筵宴款待他们。马礼逊先生对这次接待和款待作了生动的描述。
钦差大臣与英国大使和专员们坐在很低的坐垫上，垫子离地约六英寸；皇帝的随从则坐在地上，地上铺着红布。
8月20日，他们一行到了通州（Tung-chow），离北京还有一天的路程。在这里，关于礼仪问题争执了八天。英方被要求：大使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中国所谓"大礼"，即三跪九叩（San Kwei, Kew Kow）——英文译作"三次跪拜、九次叩头"。行礼的方式是：觐见者跪在地上，双手俯伏按地，额头叩地三次；然后起身，再跪下，重复一遍；再起身，把全套再重复第三遍。
中国人拜神也是如此：有的叩三下，有的叩六下，有的叩九下，依所敬奉神明的尊崇程度而定。
阿美士德勋爵自然不肯行这样愚蠢而有辱人格的礼，长时间争执之后，中国的大臣们声称不再坚持这一要求。29日，一行到了皇宫。皇帝定下的召见时辰到了。大使和随从连夜赶路而来，未曾盥洗休整，实在不适合觐见皇室。勋爵阁下因此向接待他的大臣求情，说夜来劳顿太大，恳请圣上把召见推迟到次日早晨。
要达到这个目的，传话的人进宫禀报皇帝，说大使病得一步都走不动。
皇帝开恩，准他回住处休息，并派御医前往诊治。御医并未发现阿美士德勋爵有病，无疑向皇帝作了禀报，坏了大事。圣上以为自己被愚弄了，召集了内阁特别会议。
无人敢说明实情，一道谕旨下来：大使即刻启程回国。谕旨得到执行。当天下午，一行全体离开北京；阿美士德勋爵往返五万英里的行程之后，只得回去报告一无所获。
皇帝后来知道了实情，把皇后之兄某公爵（the Duke）的一切高官尽行革除。另有三人也被革职，并颁布一道上谕，皇帝在谕中痛惜朝臣竟如此自私自利、不顾公利。
他责备公爵的朋友们：虽然口口声声说对公爵如何忠心，笑脸相迎、阿谀奉承，可眼看公爵被谎言所困，却不肯把实情告诉他，只说："这不关我的事。""唉！"他说，"为国之臣，立于何等危险的危岩之上。
"你们若不顾念公爵，难道也不顾念你们的国家吗？"皇帝的虚荣心不许他向大使解释或收回成命，但他下令官员们一路以礼相待，并送给英王三件礼物。他也接受了大使的三件礼物。带着孩童般的自以为高出一切君王之上的念头，他把送给英王的东西称为"赏赐"（donation），收到的东西则称为"进贡"（tribute）。
使团的目的虽然就此落空，但这次行程让马礼逊先生得到了几个月的休养，他的健康正极需如此。
他得以增进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尤其得以搜集经过各省的方言知识，日后大有用处。
他与这班显要人物经直隶（Chilhi）、山东（Shantung）两省返回广州，渡过黄河和大运河。一路上点缀着优美的宝塔和华丽的寺庙，令他们赞叹，但最吸引马礼逊先生的还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现象。
他遇到一位回教绅士交谈，从他那里详细了解了回教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地位。
他惊奇地发现：新教基督教不许立足，而回教徒却可以自由信奉他们的宗教，可以入仕为官，有些省份人数还很多。
他还发现，河南（Honan）有若干家族，叫"挑筋教"（Teaou Kin Keaou），就是把所吃肉上的筋挑去的教派。他们有礼拜的庙，守第七日为安息日。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去世多年之后，维多利亚主教（the Bishop of Victoria）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这些人，发现他们是犹太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有若干希伯来文书，无人能读；但经查验，发现都是旧约的经卷，有的用白羊皮精美书写，裁剪缝合，长约二十码，卷在木棍上。
中国各省还发现了其他几群犹太人，都应验了上帝关于他们的预言："分散被剥的国民，……被量度、被践踏的民。"
在山东，一行经过孔子诞生地附近；在鄱阳湖（Po-Yang Lake）上，他们发现一所书院，约六百年前，大圣人"四书"最受推崇的注释家朱夫子（Choo-foo-tsze）曾在此讲学。书院在山谷之巅，一条清澈的小溪穿谷而过，潺潺地唱着宁静的歌。谷顶一座大山，黑沉沉的峰顶高高耸起，仿佛要为"白鹿洞书院"（the College of the White Stag Valley）遮挡凛冽的寒风。
朱夫子曾在此讲学，人们指给他们看他垂钓过的岩石，还有一棵他亲手栽种、至今开花的树，严令不许摘其叶。
在跨越江西（Kiang-si）与广东（Canton）两省分界线时，他们穿过一条深山隘道，那是一千年前一位致仕大臣出资、在坚硬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
他的塑像立在旁边一座庙里，受人奉为神明祭拜。使团离广州六个月后回到了广州。
马礼逊先生不在期间，他编的一本中英对话已在广州付印，由英国商馆（the British Factory）的一位绅士监印。
米怜先生（Mr. Milne）已携家眷离开中国，定居马六甲（Malacca），去实现那个马礼逊先生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即将由他忠实的同工大半实现的宏伟计划。米怜先生搜集了中文书籍、印书纸张和其他必需材料，聘了一位语言教师，雇了工人，于1815年4月17日启程前往新家。航行途中，他的家庭添了双胞胎；航行三十五天后到达目的地，受到法夸尔少校（Major Farquhar）的热情接待，他真是一位患难之交。
先前关于马六甲差会的计划，已由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仔细拟定，呈交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经该会完全批准认可。这个计划雄心勃勃，虽然成功到足以证明创办人的投入物有所值的地步，却未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信心和进取心所配得的一切。按拟定的计划，要购置一块地皮，在上面建造适合所拟所期用途的房屋。要办一所免费学校，作为更高一级神学院的预备学校，在神学院里培养训练本地传道人。
要发行一份中文月刊。要设立印刷所并开工，为的是印行中文圣经，并广传基督教书刊。
还要发行一份英文期刊，以促进东方各传道会之间的合一与合作。
要举行礼拜，尽快建造礼拜堂。整个计划定名为"恒河以外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以标明这项事业的地点或范围。
米怜先生很快着手实现这个计划。英人住宅区（the British compound）里一间原作马厩用的小屋，被收拾出来作学堂。中文告示贴满全城，宣布为穷人子弟开办学校。
起初人们很不愿意送孩子来，8月5日开学时只招到五个学生；但经过不懈努力和明智谨慎，人数渐增，到第一年年底，每日上学的已有十四人，接受普通的中文教育。
不久，马礼逊先生编的《问答》被引入，孩子们熟悉了上帝、创造、灵魂、死亡等宗教要词。接着，教师和孩子们被带去参加礼拜。
这里需要极大的谨慎。起初，从广州带来的几个家仆被带去参加，然后学堂的教师和学生才被引着跟随。
米怜先生就这样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向他的大目标迈进。马六甲有一间荷兰基督徒的小教堂，当时没有牧师，他们邀请米怜先生去填补空缺。
他以受派另有使命为由谢绝了，但答应每周为他们主持一次礼拜。大约一年里，一直没有买到建造计划中房屋的地皮；到1816年初，米怜先生从槟城（Penang）的英国总督那里得到一块赠地，须经荷兰当局批准。这块地离城相当远，不适合差会之用。
因此又用它换了城门附近较小的一块，另付约二百英镑给卖主作补偿。这样就在一个极佳的位置得到了一块地皮。
前面提过，米怜先生从中国带了印工同行。他如今购置了一台印刷机，英文字模和马来文字模，以及开工所需的一切设备。
为使工人有工可做，他印了多德里奇（Doddridge）《心灵中宗教的兴起与进展》（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英文版，和博格（Bogue）《基督教真理论集》（Essays o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英文版。这些书在中国、印度和东方广大群岛的英国侨民和冒险家中出售或分发。
马礼逊先生在广州恢复工作后，很快又遇到新的困难。印书房的工人中起了争执，其中一人为报复他人，把字典的一张样张拿到佐堂（Tso-tang）——一位地方官那里。这位官员正愁没有勒索钱财的机会，乐得有这么一桩事，派差役来查抄印刷器材，并拘拿参与为外国人印中文书这一非法勾当的本地人。英国商馆的大班、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 Metcalf）坚决干预，才使印刷机和字模免于被查封。
广东总督迅速下令：不许本地人帮助外国人印汉字；马礼逊先生的教师和抄写员的名字都被登记在案待捕；郭先生（Ko-Seen-sang）逃亡在外，三德（Sam-Tak）、阿福（A-Fo）和阿兴（A-He en）惶恐不安。结果，只好教葡萄牙工人刻中文木刻字模，印字典。
马礼逊先生除了在字典上无休止的劳作——通常每天六到八小时——还翻译出版了《公祷书》中的早晚祷文，又出版了《中国随笔》（Horae Sinicae）——中国经典译文集，以及一本《中文初阶》，这一切，连同前面已记的著作，都证明他的热忱和勤奋，足以考验最有耐心的心、考验最强健的体魄。圣经翻译的进展，可从下面1817年11月24日致圣经公会的一封信中看出：
"明年，我和米怜先生希望译完全部圣经。 "他已译完申命记和约书亚记。 "创世记印行已有一段时间。 "我已初译出埃及记和路得记。诗篇我已译完，正在付印。以赛亚书约译了一半。 "有几位刻字工受雇去马六甲，为的是印申命记、约书亚记和十二开本诗篇；我在本地精校的这个版本，比我们的十二开本新约还小。"
这时从美国来的一封信告诉马礼逊先生：一位约二十六岁的中国青年，从澳门（Macao）来，在纽约定居，因读中文新约而信了基督，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始终如一。
在枯燥单调的翻译劳作中，这样的消息格外滋润他的心。
马礼逊先生的劳苦如今开始引起全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和美洲许多地方的关注和兴趣。他收到德国和法国一些最博学的教授的来信，热忱肯定他卓越的造诣和贡献。
柯尼斯堡大学（Konigsberg University）教授法特尔博士（Dr. Vater），和法兰西皇家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France）中文教授、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雷慕沙先生（M. Remusat），以及其他几位，都坦率热忱地祝贺他在汉语言文学上获得的渊博多样的知识，和他为后继者打下的坚实基础。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术评议会（the Senatus Academicus）一致通过，免费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作为语言学家和基督教教师的劳苦的巨大价值。
他在这远方之地已劳作十年——十年献给了紧张磨人的劳苦，十年因中国官员的骚扰迫害和许多英国商人毫不掩饰的厌恶而受煎熬试炼，十年因本地人对福音真理顽固冷漠而屡遭沉重失望。马礼逊先生品格中的坚实品质，在处境的紧迫需要中全被调动起来，积极有力地发挥，使他能从容应对那些需要。
不是说这期间他的劳苦没有得到安慰。
上帝的护理曾在几个艰难的关头以特别的方式为他出面干预，使他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给他一个职位，使他可以不受官府干预地从事布道工作，并在他一切劳苦中始终给他清新明确的平安安慰，使他满怀盼望和勇气继续劳苦，倚靠这个应许："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十年结出的果子，的确是未来永久的材料。对最难的语言、最奥的文学已获得充分的知识。印刷机、字模、木刻书版和其他材料的大批家当已经积攒起来；中文新约已印行流通了一大版；另一版九千册也快印完；中文语法、中国经典译文一卷、诗篇、祷文集、基督教教义和历史小册子若干，也都是他亲手劳作的成果；更不用说旧约各卷已经译出，有的已经印好，等全书译完就流通。此外还要计入他帮助米怜先生学语言、建立马六甲差会的功劳。这一切之外，还有他作为东印度公司官方翻译和秘书为公司立下的宝贵功劳。
这十年，在基督教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使灵魂归向上帝——上，也并非全无果效。至少有两个人离弃偶像、信了基督；其中一人已受洗，保持美好的见证；另一人也在基督教知识和敬虔上长进，有望不久受洗。其他开荒的新教传教士的经历与马礼逊先生大不相同。他们面对野蛮人冒过更大的风险危险，经历过惊险浪漫的试炼，但也得过巨大成功的鼓舞和激励；然而，论到临危的镇定、崇高的英勇、屡经失望而不动摇的决心，恐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段时期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