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手播种，终不徒然； 黑暗中种子长眠于地下； 季节来去更替， 田野尽皆深覆谷粮。"——洛威尔（Lowell）
继伦敦差会之后，第一个效法其榜样、寻求进入中国的差会，是荷兰差会（Netherlands Society）。它于1826年派出郭实腊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在荷兰政府麾下兼任随军牧师之职。他于1827年抵达爪哇（Java），但1829年离职，此后大部分时间投身于讲道、著述和分发基督教书籍，走访暹罗（Siam）、新加坡（Singapore）、澳门（Macao）等海港的船只。尊敬的马儒翰先生（Hon. J. R. Morrison）去世后，他继任为香港政府的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此职一直担任到他去世。他成为造诣精深的汉学家，并预备了一部圣经译本。他还出版了许多历史和宗教书籍，足见他勤奋好学、著述不辍。1832年，罗特格尔牧师（Rev. Herman Rottger）接踵而来，在澳门和香港劳作，直到1846年退休，荷兰差会（Netherlands Mission）就此终止。郭实腊博士（Dr. Gutzlaff）于1851年去世。
美国人紧随其后，投身这片大工场。代表美国公理宗教会的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于1829年派出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和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二人于1830年2月受到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接待。这些忠心的仆人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华人与马来人中间殷勤劳作；但从1842年直到1846年去世，雅裨理先生（Mr. Abeel）专心在厦门（Amoy）建立差会，上帝在该城日后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开创时的审慎与热忱。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派出这二人之后，又迅速接连差派了许多人。特雷西牧师（Rev. I. Tracy）和卫三畏博士（Rev. S. W. Williams, LL.D.）于1833年继往，分别定居新加坡和澳门。同年，约翰逊牧师（Rev. S. Johnson）和芒森牧师（Rev. S. Munson）前往曼谷（Bangkok）和苏门答腊（Sumatra）。直到今天，该差会仍不惜人力物力，紧跟上帝在中华大帝国开启的每一扇门。目前它有四个大中心，由此维持着较小的分站：福州（Foo-chow），与其相连的有十五间教会；华北，辖北京（Pekin）、张家口（Kalgan）、天津（Tientsin）、通州（Tung-chow）、保定府（Pao-ting-fu），并在各中心差区的不同地区设有较小分站；山西（Shansi），在饱受鸦片种植之害的地区设有两个分站；香港（Hong-Kong），一位宣教士过去七年主要驻留该地，为的是接触并设法感化往来于美国之间的众多华人。在通州建立了一所学院，由狄考文博士（Dr. Mateer）主持。通州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因此是个重要地方。狄考文博士相信，以现代科学之光对照中国迷信，必能收效。于是他教授天文、数学、自然哲学和历史，与贤惠的妻子一同，专心栽培所照顾的青年和少年。结果是他为青年们打上了印记，使他们在整个华北都被乐意聘为教师。他特别在圣经教导上训练出的青年，成了本土传道职分最好的材料。倪维思博士（Dr. Nevius）和科比特博士（Dr. Corbett）也参与了后一项工作，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在芝罘（Che-foo）为传道候选人提供神学教育。
该差会在其主要分站设有大型医疗诊所和医院、男女寄宿学校、本土学生学院，以及为实现差会伟大目标而设的其他机构。它有二十八名宣教士、十六名女同工、十名医疗宣教士、四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一百零五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近一千名领餐会员，以及四百五十名在校学生。
其他美国教会很快效法公理会差会的榜样，差派代理人奉其名出去，协助福音化中国的工作。
美国浸礼会差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于1834年派出迪恩牧师（Rev. William Dean），他定居曼谷，后迁往香港。1835年，美国圣公会差会（American Episcopal Board）派出洛克伍德牧师（Rev. H. Lockwood），他前往巴达维亚（Batavia）；1837年，美国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指定奥尔牧师（Rev. R. W. Orr）和米切尔牧师（Rev. J. A. Mitchell）前往新加坡。这些差会都大力推进这项伟大工作，目前在各自差区共有大批工人。浸礼会差会有十六名同工在宁波（Ning-po）、汕头（Swatow）等地工作，另有六个浸礼会联会在中国设有分站和宣教士，不过其中一两个情况很不景气。
圣公会差会（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的总部设在上海（Shanghai），在那里维持着一支很有效率的同工队伍，做了美好的工作。继洛克伍德先生之后，文惠廉牧师博士（Rev. W. J. Boone, D.D.）于1837年前往巴达维亚。他后来迁往厦门，但1843年被派往上海，并被任命为中国宣教主教。很快建立了寄宿和走读学校，开办了医疗医院，并指定施约瑟博士（Dr. Schereschewsky）预备一部官话（Mandarin）新译本圣经，他于1875年完成。上海还有一所医学院，培训本土医生、外科医生和护士，以及一所学院，培训本土传道人。另有分站设在武昌（Wuchang）、汉口（Hankow）、芝罘和北京，连同上海在内，共有四十三处礼拜堂、十名宣教士、三名医疗同工、三名女同工、十七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三名未按立的助手，以及约五百名领餐会员。
美国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Board of America）于1843年将两名宣教士从新加坡调往中国。它现在有四个大中心。广州（Canton）于1845年进入，但十六年后才得以给第一位归信者施洗。如今该城有四百多人，回报了忍耐工人们坚忍不拔的信心。一间医疗医院是该差会工作的重要因素。澳门和海南（Hainan）的差会由这个中心维持。医院工作是该差会突出的特色。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于1835年开办了一间医院，1854年移交给该差会，交由嘉约翰医生（Dr. Kerr）负责。中央差会（Central Mission）有五个主要中心，向许多方向扩展，包括宁波、上海、杭州（Hang-chow）、福州和南京（Nanking）。该差会广泛的印刷业务在上海进行，不仅有几台印刷机不停运转，还有一间铸字房，铸造七种大小的中文铅字，以及英文、韩文、满文、日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等其他文字的铅字。还有电铸和雕刻的整套设备。该差会做了许多出色的翻译工作，其编写的基督教历史和教义手册，在全国大多数新教差会中都在使用。山东差会（Shantung Mission）从省会济南府（Chi-nan-foo）向北延伸到芝罘，有许多分站，报告约有三千名会员。北京差会（Pekin Mission）成立最晚，正通过向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众多民众热切宣讲真理，将福音知识传遍广大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该差会总计有四十八名宣教士、十八名女同工、二十三名按立的本土牧师、八十四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及近四千名领餐会员。
美国长老会差会之后，1842年美国归正会（荷兰）（American Reformed Church (Dutch)）跟进。它现在有七名宣教士和一百一十四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厦门为总中心，约有十五间联合教会。1847年，北方美国监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进入工场，在同工和会员人数上超过了所有其他差会。它的开创者是柯林斯牧师（Rev. Judson D. Collins），他热切恳求差会进入中国。当被告知没有经费可供此用时，他写道： " 请为我在第一艘开往中国的船上， " 在桅杆前订一个舱位。我健壮的臂膀 " 能把我带到中国，到达之后也能养活我。" 这样的热忱无可抗拒，柯林斯先生被派往福州，在那里，经过十年漫长的预备，一项辉煌的工作爆发出来，扩展到六个大区，共有六十个分站。一台印刷机忙碌运转，仅1888年一年就印发了14,000页基督教文献。一位本土绅士的慷慨捐助，使一所大学院得以使用。该差会还沿扬子江（Yang-tse-Kiang）两岸绵延三百英里，在南京和其他大城市设有分站。向北在北京、天津、遵化（Isunhua）设有教会，配有学校和医院的完整设施；向西延伸到距海一千四百英里的重庆（Chung King）。它有三十二名宣教士、十七名女同工、四十三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九十一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及四千多名领餐会员。
前文已提到的两个浸礼会差会按年代顺序继美国之后而来；1848年，南方监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效法北方姊妹宗派的榜样，派出同工前往上海，此后一直在那里劳作，并扩展到附近几个城市。他们有十名宣教士、十五名女同工，雇用一百九十八名本土工人。他们在上海维持一所学院，做了大量诊所和医院工作。
后来又建立了来自美国的差会，如1867年的南方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Board (South)）、1871年的加拿大长老会（Canadian Presbyterian）、1876年的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89年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公理会（American Scandinavian Congregational Society）。这些工场上的新兵正占据许多重要领域，显出大有发展的应许。
在此提及参与攻击中国异教的欧陆差会，或许是方便的。1847年，巴色会（Basle Evangelical Mission）的宣教士抵达广州。他们是韩山明牧师（Rev. T. Hamberg），于1854年去世，以及黎力基牧师（Rev. R. Lechler），至今仍活着监督工作。以广州为中心，周边有十一间教会；为制作基督教小册子、学校课本和教义手册，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劳力。
同年，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派出罗斯特牧师（Rev. W. Roster）和格纳尔牧师（Rev. F. Genaehr）来华。他们定居广州，但该差会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灰心。它有四名宣教士、三名女同工、八名未按立的本土工人，约有一百五十名会员。
柏林差会（Berlin Society）于1850年派同工来华，直到1873年仍保持一定局面，那时工作似乎终止了。但1882年又努力占据工场，现在开了三个中心站，四名外国宣教士与三十五名本土同工一起工作，聚集了约五百名领餐会员。
柏林育婴会（Berlin Foundling Society）也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慈善差会，哈特曼牧师（Rev. F. Hartman）在四名女同工协助下，正进行热切的劳作。该机构成立于1850年。郭实腊博士那年访问柏林，生动描述了中国存在的苦难惨状，以致一位名叫纳克（Knack）的路德宗牧师的妻子决心设法减轻这种苦难。郭实腊博士谈到中国父母遗弃婴儿为数众多，纳克夫人（Mrs. Knack）便成立了一个妇女协会，组织计划营救其中一些弃婴。在香港租了一间房屋，开始了工作。在香港找到的儿童不多，但从中国乡间用篮子送来了许多。有些孩子送来时身体极度虚弱，很快就去世了，但不久收进了大批儿童，接受教导。1861年建造了新的更大的院舍，经费由香港的外国居民和德国的慈善捐助者供给。二十年间共收了三百名儿童，但其中相当多去世了。他们接受细心的宗教教导，学习读写，学习算术、地理、历史和唱歌，也学习操持一切家务。这所学校受政府视察，女生们在考试中表现良好。女生们大都表现良好，有的嫁给了本土基督徒，有的当了学校教师，有的去了其他国家。想到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得蒙营救、被培养成为主耶稣冠冕上的宝石，真是令人欣慰。
1884年，德国福音新教总会（General Protestant Evangelical Society of Germany）派花之安牧师（Rev. E. Faber）到上海，他独自在那里工作。
由此可见，美国差会和欧洲新教国家的差会，正自由使用广泛而各有适应的手段，以扩展福音在中国；随着这个庞大帝国广大人口的迫切需要日益显明，基督徒的良心必对责任的呼召作出更充分的回应，已经运转的机构也必成倍增加。现在该简要回顾一下英国差会所做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