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写过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 in Tientsin）——勇敢的盐山（Yen-shan）邵牧师（Pastor Shao）就是在那里接受训练，预备他一生的工作。这些年来，神学院的学生一届接一届不曾中断，年轻的传道人被派往我们华北（North China）传教会区的各地。
他们并非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文科教育——若有可能，我们多么愿意让所有同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在华北，高等教育进展缓慢，我们许多传教士的时间早已被差会繁重的布道工作占得满满当当。
但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种种优势，他们许多人却深深感到，自己既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就领受了神圣的托付；他们中许多人宁死也不肯擅离职守。1900 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几名学生每周有两个晚上到我这里学一点英文，我对他们都很熟悉。其中有一位名叫金绍谦（Chin Shao-chien）的年轻人，性情温和安静，讨人喜欢。我对他颇有好感，但若让我从众人中挑选出"勇士中的勇士"，我未必会选中他。
他与我们北京学校（Peking School）一位聪慧的年轻姑娘订了婚，克尔小姐（Miss Kerr）对这位姑娘格外关怀。后来，在金绍谦学业结束之际，他们在我们差会的礼拜堂里举行了一场别致的婚礼——新娘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远胜过大多数中国新娘！
这对年轻夫妇当时被派往盐山地区的沧州（T'sang-chow），在那里忠心地做了美好的工作。金先生的父亲曾是满洲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 in Manchuria）的售书人，绍谦小时候常帮父亲售卖"耶稣教"的圣书。
图51：沧州地区的友善官员任将军（General Jen）。
小夫妻俩的家温馨和美，不久又添了一个孩子，更添欢乐。但绍谦常常闷闷不乐。当时城里没有外国传教士居住，无人能给他安慰和指点，也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传讲的信息。他周围罪恶横行——每座中国城市都是如此——这使他年轻的心忧伤。基督徒们有时问他为何如此消沉，他回答说："这世界充满悲伤、苦难和罪恶，人实在难以快乐。基督被称为'忧患之子'，真是名副其实，因为祂深知世人罪恶之深重。"
沧州城局势危急时，年轻的金先生很想坚守岗位，但他父亲认为这样做不明智，力劝他南下。他极不情愿地随父亲离开了岗位，一两天后到达大运河畔的故城（Ku-cheng）。此前，年轻人的妻子和孩子已被送往台子营（Tai-tsz-ying）——那是冀州差会（Chi-chou Mission）的一个支站，他们的一些亲戚住在那里。
父子俩在故城住了些日子，盘缠用尽，年轻的金先生决定当掉几件衣服。当完衣服出来，见当铺门口围着许多人，他忽然想到：这正是传讲福音的好机会。一心只想宣讲救恩的信息，他把谨慎二字抛到了脑后。听众惊叹这位年轻传道人的勇气，其中一人深受感动，请绍谦到他家中，给他饭吃，供他所需。
金先生遗憾自己无以回报这份情谊，便把当票送给那人，却被婉拒了。
不久，父子俩前往台子营，年轻人得以与妻子孩子团聚。他们发现义和团（Boxers）到处搜捕基督徒，便躲进附近的一座砖窑。但年轻的金绍谦不时放声唱起圣歌，这歌声把义和团引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把他拖出来捆绑起来，他的脸上却平静而明亮。"他好像很高兴，"他们说，"他的时刻到了。"
年轻的传道人被带到礼拜堂，绑在门框上。即便如此，他仍高声唱起赞美的诗歌。他唱道："大能的上帝，当天使称颂祢，愿凡人也开口歌颂祢。"听见这歌声，义和团残忍的心也被触动，不得不钦佩这样的勇气！
图52：董家庄（Tung-chia-chuang）传道人崔先生（Mr. Tsui）。
最后，他们的一个头目对他说："你是外地人，我们不想杀你。只要你答应不再信从洋教，我们就放了你！"
年轻的金绍谦平静地回答："你们说洋教，叫我不要信。这有何难！你们真正的意思，是要我离弃我的主基督。你们无权辖制我的心，也无权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永不放弃对耶稣的信仰！"
这勇敢的见证激怒了义和团。他们把年轻的传道人拖到村外——他的妻儿就藏在村里。他把妻儿留给了义和团暴徒的残暴，但上帝使他心里平静。
"你现在还是传道人吗？"他们问，同时割下他的一只耳朵。"是的，现在是，直到死也是，"他回答。本地的记录说，他"始终镇定安详，脸上带着得胜的微笑"，直到他们疯狂地扑上来，用许多刀剑把他刺死。
年轻的妻子落入义和团之手，却奇妙地毫发无损。她处境危险、丈夫殉道的消息传到天津，布赖森牧师（Mr. Bryson）多次致函当地官府之后，她才得以在士兵护送下踏上险途，最终被安置在一位富有的中国绅士家的内宅。他捎信给我丈夫，请他派基督徒护送金先生的年轻遗孀到天津。（她的孩子已在惊恐忧患中夭折。）一天，她出现在布赖森牧师的书房，平安走完了这段险路——这无疑是她临终的丈夫祷告的应允。
我们另一名学生名叫周风恩（Chou Feng-en），在义和团起事前不久刚完成神学课程。1900 年 6 月，他离开天津，动身回肖张（Hsiao-chang）的家。同行的有该地区的差会信差，是他的叔父。
离开天津不久，年轻的周先生搭上了一艘开往衡水（Hêng-shui）的"运银船"——衡水是离肖张不远的一座大镇。信差认为邮件走水路比走陆路安全，便把邮袋交给了侄子。
这是叔父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从同船的一位乘客口中，得知了他遇难的一些细节。船行至独流（Tu-liu）附近——那是大运河畔的繁华市镇，也是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巢穴——一伙义和团上了船，查问船上有没有基督徒。
图53：大运河上的水手少年。
船老大说没有，但逼迫者不信。他们把乘客和船员一一捆绑，在他们面前挥舞刀剑，察看谁露出惧色，或谁额上有十字架的记号！
危急关头，一名乘客为保命出卖了周风恩，向义和团指认他是基督徒。义和团立即搜查年轻人的行囊，发现几本基督教书籍和那个洋邮袋，便把他拖上岸处死。殉道就发生在一座庙前，许多基督徒也在那里受难。年轻的传道人把信靠放在主身上，勇敢无畏地迎接死亡。
在义和团起事中为信仰受难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传道人中，最早的一位名叫赵先生（Chao）。他负责北京（Peking）以南约四十英里外孔村（Kung-ts'un）的一间乡村教会，那一带属格兰特先生（Mr. Grant）照管。
义和团大举进犯这一带时，许多基督徒和一些虽未信主却被赵先生吸引的人，都劝他趁还有时间逃走避难。
"不，"他勇敢地回答，"我不能离开这间教会。我被派在这里负责主的工作，留守是我的本分。离开，我于心不安。若上帝愿意，祂在这里也能保全我的性命；若不然，我甘愿死在岗位上！"
真正的基督徒男子气概，历经岁月变迁并没有多少改变——当年在巴比伦的希伯来少年们，面对死亡威胁，也曾用几乎同样的话无畏地宣告对上帝的信仰。
义和团在离孔村不远处渡过河，遇见教会的一位会友刘先生（Mr. Liu）。他们认出他是基督徒，用刀砍伤他，又把他牢牢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接着他们来到伦敦传道会的礼拜堂，抓住赵先生捆绑起来，把他的两个拇指和两个大脚趾绑在一起，然后把他悬在一根杠子上，抬到刘先生被绑的那棵树旁。他们先扑向刘先生，以骇人的残忍把他杀害，又用同样惨烈的方式处死了赵先生，把两人残缺的遗体抛入河中。
这伙人又返回差会礼拜堂，抢走家具，打碎匾额，然后离去。
一位基督徒向北京的霍华德·史密斯牧师（Rev. Howard Smith）讲述这位传道人殉道的事，说："我求赵先生跟我一起走，他坚决不肯，说留守是他的本分。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殉道，只是个软弱的门徒，所以决定设法逃走。"
当上帝从百姓中兴起这样年轻的传道人——他们不以性命为念，甘愿为主摆上、从事这蒙福的圣工——我们对中国教会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