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春天，我回到天津，发现这座城市变化如此之大，几乎认不出一处熟悉的地方。1900年，义和团（Boxers）在清军的协助下，曾连续数周从城墙上向外国租界开火，决心把"远方来的陌生人"永远铲除。他们的怒火不仅针对外国人，也针对一切与洋货贸易有关的人。城里最繁华的街道被义和团洗劫焚烧，夷为平地；这座巨富繁华、日夜不息的大城，有些街区竟变得坟墓一般寂静，只因商人的货栈里存有洋货。
患难之年（1900年）初春，我带着孩子们离开天津回国。基督徒们在我们美丽的马家口礼拜堂（Ma-chia-kou）为我举行了告别茶会。他们在墙上挂起喜庆的丝绸横幅和对联——这是中国人送别朋友的常见礼物——上面用花国（Flowery Land）秀美的文字写着他们的祝愿。
教会领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把我和孩子们交托给天父慈爱的看顾。他们把我想成一个踏入未知险境、横渡茫茫大洋的人，对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却几乎只字不提。的确，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对"叛乱将至"的谣言早已听惯，到了最后，这些越传越盛的谣言，大多落在不信的耳朵里。
图33：天津围城期间被毁的一栋洋房。
但没过几周，风暴聚集的确凿迹象就出现了。义和团在城里的街道上操练，从乡下各处不断传来基督徒被屠杀的消息。
大批基督徒急忙赶去寻求传教士的保护；差会大院都在租界界限之外、老城郊外，挤满了惊恐的中国妇女儿童，还有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从乡下各支站逃来的难民疲惫不堪，不断加入，带来了同伴们被义和团施以酷刑、惨遭杀害的消息。
6月10日，在医院举行的中国教会主日礼拜上，气氛紧张得无法按常规仪式进行。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作了简短讲道后，请凡有感动的基督徒开口祷告，或用劝勉的话坚固同伴的信心。
图34：天津解围后法租界的一条街道。
许多鼓舞人心、满有信心的话说了出来。会众中虽有人流泪，但他们相信主大能的拯救，信心更加坚固——哪怕拯救他们脱离逼迫者残暴之手的，只是寒光闪闪的利剑，或是火焰的战车。
又过了几天，复仇的罗网向这一小群手无寸铁的人越收越紧——他们与外国人同信一个信仰——城里和租界的大片地区陷入火海。
差会大院正处在城区与外国租界交火的直线上，随时可能被摧毁，似乎毫无得救的指望。但上帝没有忘记祂的子民，祂为他们开了一条逃生之路，奇妙如同当年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的追赶。
图35：布赖森牧师与埃德蒙·考辛斯先生。
在英租界，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and Co.）——"东方王侯之家"——的天津首领是一位基督徒，埃德蒙·考辛斯先生（Mr. Edmund Cousins）。凡为基督的国度降临中国而祷告的人，都当永远尊崇他的名。他挺身而出，邀请传教士们把本地基督徒带进他在租界内的仓库——即所谓货栈（go-down）——里避难。
那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天刚破晓，一支长长的队伍沿着寂静的街道蜿蜒而行——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除了随身能带的一点东西，世上的财产已尽被摧毁。有人把那货栈称作"方舟"，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避难所。货栈从中间隔成两半，一半住男人，一半住女人。院墙边摆了几口中国炉灶，好心的主人供应了充足的米袋作粮食。
图36：本地基督徒避难的仓库。
许多人记得他们来投奔的第一天。那是主日早晨，他们的老牧师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给他们讲道，题目是"胜过世界的信心"，那时炮弹在四周爆炸，无数子弹嗖嗖地从空中掠过。
和北京一样，天津围城之初，外国侨民也把华人基督徒看作累赘和危险；但很快大家就发现，没有他们的帮助，保卫租界所需的劳力根本无法完成，因为仆人和工人都已大批逃走。传教士们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和他们一起劳作。几位女士负责洗衣和其他安排。布赖森牧师是劳工事务的负责人，没有他的通行证，任何中国人不得离开大院。他照管的基督徒们搬运弹药给养，天天挖掘所需的大量坟墓，拖曳大炮，又冒着炮火修筑了许多街垒。妇女们为伤员拣驼毛做枕头，随时乐意做任何服侍的工作，不知疲倦。
几天后，租界的危急到了顶点。沿着大街小巷，每隔不远就筑起街垒，用的是仓库里的货包。大家相信，人数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军队会来强攻，于是决定寸土必争——因为一旦敌人得手，被困在戈登堂（Gordon Hall）残破墙垣内的大批妇女儿童，以及仓库里的众人，都将被交于死地，遭受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当时租界里混进了许多奸细，藏身在空无一人的洋房里，军方认为唯一稳妥的办法，是把所有中国人赶出租界，包括那些受庇护的基督徒工人。
考辛斯先生再次为他们求情，提醒军官们这些人勤劳工作所成就的事，又说：若把他们赶出去任义和团砍杀，他们的传教士一定会跟他们同去。天津大概没有哪个外国人说话能有他这样的分量，他"让基督徒留下"的请求得到了准许。考辛斯先生就这样再次成为他们口中的"基督徒的保护者"。
天津被围困多日，形势吃紧；有些经历过布尔战争（Boer war）最黑暗日子的士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进攻——那些曾受外国人训练的中国炮手，如今正把学到的本事用来对付自己的老师。
就在这时，设法把消息送到停泊在大沽的舰队、告知天津已陷入绝境，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去送信，等于冒惨死的风险；然而华人基督徒一个接一个自告奋勇，愿担此险。一封向大沽提督求援的信已经写好，一人带着这危险的使命出发了。走到半路，他遭到袭击，但藏得严严实实的信没有被搜出来。他被扔进满是浮尸的河里，任其自生自灭。天亮之前，他挣扎着爬了出来，设法回来了，只是信已泡成纸浆，字迹难辨。
当天夜里，我们又有一位基督徒来找布赖森先生，愿意送信。这一次，信是用密码写在那人袜子的内衬里。传教士和一位英国军官陪着这位勇士穿过防线，在土墙最靠近大沽的城门处与他话别，祝他一路平安。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尽管他年幼的儿子们常来向传教士打听父亲的消息。
在这危急关头，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一位二十二岁的英国青年，生在天津附近，熟悉乡间道路——自告奋勇，要骑马穿过四十英里义和团密布的乡野去送公文。他趁黑夜出发，骑一匹小马，带着三名骑马的哥萨克兵。他们飞驰过一个个村庄，村民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坐在路边，一行人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最后他们安然抵达大沽，公文送到了提督手中。这一壮举救了被围困在天津的人们的性命，瓦茨先生也因此获得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颁发的勋章。
图37：天津围城中的英雄。（吉姆·瓦茨，传送公文的人。）
大沽炮台被攻下整整一周后，解围的队伍受到被困者的热烈欢迎。
但援军抵达天津，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意味着外国租界立刻脱离无休止的攻击，于是安排妇女儿童和所有能抽身的男人撤往日本或其他安全地方。
理一视牧师身体不好，又在围城的惊险中大受震动，便与妻子和G.P.史密斯医生（Dr. G. P. Smith）同行。医生一直在为伤病员不分昼夜地工作，军医的到来使他卸下了这副担子。布赖森牧师和A.金牧师（Rev. A. King）夫妇于是留下照管本地基督徒。日子一天天过去，租界如今已成了一座大军营，不断遭到城边炮台和运河北岸炮兵阵地的轰击，显然必须采取行动，解除困局，让那些天天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炮哑火。
图38：天津解围。日军抵达。
7月13日爆发了激战。在那恐怖的一天将尽时，天津仍在不停地被轰击，战场上躺满了伤者和死者。布赖森牧师和一位美国传教士请本地基督徒中有人自愿跟他们去救护伤员。立刻有大批人报名，尽管有一段路要穿过开阔的平原，子弹不时嗖嗖地从头顶掠过，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那个闷热的夏夜，他们提着水壶和其他急救之物，在一个个倒下的人中间穿行；午夜时分，又用担架把伤员沿着漫长的道路抬到英租界的医院。伤者中有许多日本人，军官们深受感动，对华人基督徒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尽。
天津的殉道者名录不如其他许多地区那样长，这要归功于考辛斯先生为传教士和归信者提供的庇护。但城里教会仍有不下十二名会友，加上马家口的几位，为主舍了性命。
其中一位是李先生（Mr. Li），一位性格坚毅的中国人。他是在城里礼拜堂听福音布道而归向基督的，后来成了教会领袖之一，常在营业之暇站起来向人传讲好消息。他的生意兴隆，在城里各处拥有约二十五处房产。李先生一生有一大憾事遮蔽着他的生活：他深爱的独生女儿婚姻不幸，他为此花了不少钱买通她狠心的丈夫，求他善待女儿。
福音似乎给他的悲苦人生带来了一种新的、奇妙的寄托。赫立德（Dr. Lavington Hart）在我所写的那个时期负责城里礼拜堂；当传教士和本地传道人向常挤满那条繁华街道上布道所的人群讲完道，李先生就会站起来，讲述新信仰给他心里带来的平安和喜乐。
图39：天津马家口礼拜堂废墟。
那布道所正对着总兵衙门（Brigadier-General's yamen），处在一条繁华街道的热闹地段，李先生就这样作为基督徒和一位义务传道人而广为人知。
当各礼拜堂开始被贴上告示，注明哪天要被捣毁，又有写着同样警告的信被扔进差会地产的院子里，人们便纷纷来对李先生说，他跟外国人扯上关系真是糊涂，如今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远方来的陌生人要被赶下海去！"他们说，"留在这里的人都要被杀，凡被他们迷惑的都有危险！"
恰在这时，李先生悲痛欲绝，因为他心爱的女儿病倒死去了，他的心几乎碎了。但听到这些话，他眼中冒出火来，抬起头勇敢地说："别拿这些无稽之谈来烦我；这事办不成。你们说'烧掉礼拜堂，杀掉外国人'，但我们的上帝能保护属祂自己的人。祂比恶人的烈怒更强大！"
不久，基督徒在乡下各处被屠杀受难的消息传来，接着天津城里也听到了隆隆炮声。教会几位长老到李先生家，劝他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去寻求庇护，躲到传教士的保护之下。起初他拒绝了，后来他去了差会，见到了理一视牧师。寻求避难的人太多，除了基督徒很难再收容别人，尽管有些教会之外的亲属也想跟去。理一视牧师说，恐怕只能收容基督徒自己，因为他们正是义和团仇恨的特定目标。
"那样的话我就不能来了，"李先生回答，"我的妻子和儿媳都不是信徒，我不能丢下她们。再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危险。我信靠上帝，祂必保护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位孤独的基督徒困在敌意的城中，听说他常去讲道的礼拜堂已被烧成平地，外国人在租界里正挨炮轰，他万念俱灰。这是怎么回事？他所信靠的主，竟不能保护属祂自己的人吗？
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六天，不跟任何人说话，心里翻江倒海。据当时见过他的人说，主终于赐平安给他纷乱的心，他决定再到城里去看看情形。
当他走过一条街——从前两边尽是精美的店铺，已被义和团的怒火摧残得不成样子——一个常在礼拜堂听他讲道的人认出了李先生。这人去报告了一伙义和团，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位基督徒。但许多不信教的邻舍为他求情："他是个好人，"他们说，"没犯什么罪。"争论一番后，他被放了。
几天后，他又上街，被再次抓住捆了起来。"你们为什么要害我？"李先生平静地问，"我是天津人，你们也都是天津人。你们跟我有什么过不去？"
"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回答，"是必须彻底铲除的那个教派的人！"接着许多声音喊起来："打死他！打死二毛子！"
"你们为什么这样喊打喊骂？"他说，"我没害过任何人。"然后他庄重地说："你们以为杀掉信徒，就能把基督教从这片土地上连根拔除；可要记住，被这些恶行毁掉的将是中国自己，而不是耶稣的宗教！"
接着他开始向他们传讲藉基督得救的道，劝他们为恶行悔改，寻求耶稣的赦免，重新做人。这只让暴徒们更加恼怒，他们把他五花大绑地押着走，一直走到鼓楼礼拜堂（Drum Tower Chapel）的废墟。"你就在这儿讲吧，能讲多久讲多久！"他们喊道，接着乱刀砍倒了他，很快把他斩首。他们把他的头钉在礼拜堂的废墟上，让过路人都能看见，还拿它取乐，喊道："现在给我们讲道吧，像你从前那样！讲讲耶稣，讲讲你说的那个能保护基督徒的耶稣！"
另一位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是个叫周（Chow）的小伙子，我在天津认识他多年。他曾在医院帮史密斯医生的配药员们做事，也常来上我的英文课。他是个聪明可喜的青年，一心上进。一位朋友帮他在帝国铁路（Imperial Railway）某车站的办公室谋了个职位。他正干得顺手，电报沿线传来消息：义和团准备进攻天津了。
周决定请假，看看能为母亲做点什么——他担心母亲还在天津城里。
他赶到时，发现母亲不在考辛斯先生的货栈里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于是他不顾危险，决心进老城去找她。他在南门附近一间土坯小屋里找到了母亲和她的几位朋友，尽力劝她们逃命避难，如果可能，就去租界跟其他基督徒会合。北京和天津都有些基督徒，不愿利用传教士提供的庇护，因为他们觉得，离外国老师远一点也许更安全——义和团对外国老师的仇恨正炽。
但小周回来得太晚，没能救下母亲。第二天早晨，一伙义和团抓走了这一小群基督徒，押去处决。几位老妇人吓得魂不附体，在狭窄的街道上几乎走不动路，但据一位旁观者说，小周努力安慰鼓励她们。"只消利刃一挥，"他说，"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将永远在主面前。"
图40：天津的王执事。
我们的一位执事王执事（Deacon Wang，天津），幸而躲过了屠杀，至今仍活着为主和祂的教会工作。他是个商人，在城里有五间铺子，其中三间被义和团烧毁。一天他外出时，年迈的父亲和五个伙计被捆起来，带到一座庙里去处决。不料义和团为了一点事起了争执，吵着吵着竟把俘虏忘在了脑后！天快亮时，好心的邻居放了他们，但那一夜的焦虑让他们受尽了濒死的煎熬。
天津城被攻下、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掌权后，发了布告，请凡在义和团手里受过损失的人在限期前呈报索赔。
王先生来和布赖森先生商量，问他作为基督徒，告发那些烧了他铺子、虐待他父亲的人是否合适。牧师告诉他，作为公民，他这样做完全是正当权利；但如果良心上过不去，不做也罢。
"不如你去找那些人，"布赖森先生建议，"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的罪，但只要他们答应赔偿你的损失，你就不告发。"
"哎，他们都是穷人，"王先生回答，"我做不来。何况我告发了他们，他们被处死，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忍心。我要以善报他们，不是要害他们。我宁愿救他们，看着他们悔改做好人。"
于是他决定不控告仇敌，反要努力赢得他们归向基督。
有些基督徒站在差会大院的墙头，看见逼迫他们的人空荡荡的家，家什都丢在屋里，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顺手取用。但传教士的命令坚决果断，毫不含糊：谁动了这些空屋里的东西，日后就不再受差会的庇护。基督徒中的领袖大多衷心拥护牧师的这个决定，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犯下这样的事。其中有刘凤冈先生（Mr. Liu Feng-kang），一位很有才干的人，现任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教员，兼布赖森先生的助手。天津有好几个月都不是安居之地，尽管街上挤满了穿着西洋各国各式军装的军队。许多义和团员趁机去给军官们谋翻译的差事，几番滋扰基督徒和他们的传教士。
一位基督徒被诬告在自家院子里私藏枪支；搜查挖掘时，他离家时埋下的一袋银元被发现充公。
在这为难中，这位归信者请布赖森先生出面，布赖森先生便进城去见外国官员交涉，结果传教士和归信者都被关了一夜，那个中国人还戴着沉重的镣铐。第二天一位德国军官骑马进城，听了案情立刻释放了两人，连连道歉。当时正在严刑峻法，触犯律法动辄处死，布赖森先生却拒绝追究把他下狱的人。几天后，那些人到差会大院来磕头，感谢传教士的宽宏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