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华北（Northern China）才几天，还不习惯白河（Pei-ho）两岸万物那土黄色的景象。仿佛再也见不到绿草了，只有光秃秃的土地、落尽叶子的树和土坯房。这一切，与我在华中（Central China）安家多年的扬子江（Yang-tse）畔那青翠的山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敬爱的老同工、已故的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在他坚守多年的传教站（station）热情地欢迎我们，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指点他眼中这片土地的美。
他正带我们参观他新建的礼拜堂（chapel），以及为教会事工加盖的几间房屋。"我规划这个地方时，还不知道你们要来，"他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为妇女和女孩多做些事。天津（Tientsin）还从来没有过女子学校，这里有一间屋子，你可以在里面办一所；女传道员（Bible woman）范奶奶（Fan Nai-nai）正摩拳擦掌，要为你四处招学生。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等着你，愿上帝在你做工时赐福给你！"
这就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学校的开端，创办于1885年春。范太太（Mrs. Fan）竭尽全力，说动了十五个小女孩的父母，答应把女儿送到这位外国"师母老师"（"Mother Teacher"）办的学校来读书。
其中两个女孩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中文名字叫"春"（Chwun）和"文娥"（Wun-e），意为"春天"和"文德"。我有时叫文娥"聪明的姑娘"，叫春"春天的姑娘"。
图9：文娥和她的家人。（文娥坐在右首。）
后来，春通常以"Ma-li-ah"为名，也就是"Mary"——"玛丽"，像中国的其他一些女孩一样，她喜欢取一个基督徒名字。
如今回首往事，透过岁月的薄雾，我仍能看见她们的脸庞。春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小小的嘴角透着坚毅。她极其聪慧，总有本事让大多数人依从她的心愿。文娥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她温柔的前额布满了天花的疤痕——天花是祸害中国千家万户的恶疾，所以她不像春那样漂亮。但她的品格极其可爱，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女孩，依恋人，感情深厚。
文娥是医院药房主管的女儿，那所医院与人们敬爱的马根济（Mackenzie）和罗伯茨（Roberts）的名字长久地连在一起，如今由G.P.史密斯医生（Dr. Smith）主持。春的父亲是鼓楼（Drum Tower）附近城里礼拜堂的看堂人。她们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工人。再过些年，她们成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正培育出的新型中国女孩的典型：沉稳，对教会生活的一切事务都怀着明智的关切，"简直像男人一样！"
图10：春（"玛丽"）在冀州打花边。
但我要写的是春——1885年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小姑娘。一天，我向范太太和学校的老师打听小学生们，才知道春每天上学来回要走五英里。更糟的是，她有一双"金莲"——小小的缠足，那年月连基督徒人家的孩子也免不了要受这份罪。
"她那双可怜的受束缚的小脚，怎么走得了这么远的路？"我问我的中国助手们。
"哎，你不知道，"范太太连忙回答，"春盼上学盼了好几年，一听说我们要在这里办女子学校，她立刻说要来；她向来是要什么有什么的！"
"可想到她每天要走这么远的路，我实在不忍心，"我说。
"哦，没关系，"女人们回答，"我想她不会全程都走。她父亲有些朋友拉人力车（jinriksha），哪天都不会不肯让春搭一段。"
我们当初定下办学的原则：不以任何利诱招生。但我觉得必须为这个热心的小学生做点什么，便决定每天给她单程的人力车钱。
我真想给她来回两程的钱；但在中国，用钱不能太大手大脚，得处处小心。
不久，我欣慰地听说，春说动了人力车夫，肯用我给的那点微薄的车钱，拉她来回两程。
她按时到校上课，风雨无阻；看她昂着骄傲而明朗的脸背诵功课，真是赏心乐事。我给女学生们发拼布被教她们做针线，春把自己的拼成各种别致的花样，不久又学会了编织。
图11：天津伦敦传道会院一角，可见沃尔福德·赫立德纪念书院的塔楼。
第二年，鼓楼礼拜堂也办起了一所学校，由兰斯夫人（Mrs. Lance）主持。这位女士在为中国献出生命之前的短短两年里，为天津的妇女和女孩不倦地、慈爱地工作。
为纪念她美好的一生，她在英国的学生们在天津为伦敦传道会（L.M.S.）的女同工建了一所漂亮的房子，取名威尔顿楼（Wilton House）——那是兰斯夫人在伯明翰（Birmingham）母校的名字。
春从此不必再远道赶往马家口（Ma-chia-kou），我见她的机会就少了。但她常托人捎来些小小的中式绣品给我做礼物。
几年后，春的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他们搬到了乡下的肖张（Hsiao-chang），她母亲在那里给里斯夫人（Mrs. Rees）做女传道员。
姑娘渐渐长大，早年的聪慧果然没有落空。她早就是个真诚的基督徒姑娘，虽也有性情上的缺点，并不比同龄的英国姑娘更完美，但每当帮里斯夫人料理家务或做基督徒的工作，她最快乐。她灵巧的手指乐于做西式衣裳，也会编织，还会中式刺绣。偶尔回天津，她常住在文娥家里，深受我们天津教会所有年轻女孩的喜爱。她总爱学新东西，最后一次来时，还跟好友文娥学会了打花边的诀窍，好回去教乡下的妇女们，把这门手艺传开。
图12：布赖森先生和里斯先生的孩子们在天津差会大院。
义和团运动（Boxer rising）约两年前，新年宴请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学生之后，我悬了几份奖金，征文论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引领中国妇女归向基督，又怎样感化基督徒妇女成为积极传道的基督徒工人？"凡我们的助手，乃至所有基督徒，都可参加。
我出这个题目的用意，是要我们的年轻传道人和教师自己去思想：赢得妇女归向基督有多重要。每篇征文须附一句箴言为记，不署真名，好让担任评判的朋友们完全秉公裁决。
其中一篇很让评判们费踌躇。它没有用有学问之士认为必不可少的典雅文体写成，却细致入微，又有许多中肯的建议，显然出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大家觉得它理应得第二名，虽然单论文采，还有胜过它的。
箴言所代表的姓名揭晓时，才知道得第二名的是春（人们现在都叫她玛丽（Ma-li）），而这篇征文大半是她亲身经历的记录。
当时我把她的征文随手译成了英文，今摘录几段如下：
"在妇女中做工的人，"她写道，"应当尽一切可能找机会，让她们听见福音。若她们不来找她，她就去找她们。我见过一位做工的姐妹，下到妇女们织布的地下工房去。妇女们手不停工，圣经故事就可以一边讲。姑娘们做绢花，或手指忙着别的活计时，也可以给她们讲耶稣的爱，她们必乐意听。圣经说基督徒是地上的盐，既是如此，我们就不该与教会外的人隔绝，而要亲近她们，把道理教给她们。
"基督徒妇女可以在一天的劳作结束后，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一同唱诗祷告。我知道有一户人家，四位妇女和四个女孩常这样聚会。主日大家聚在一起敬拜，既是受教的好日子，也是听福音的好日子。我们的生命不该像没有穿线的空针。好办法是先唱几首大家会唱的赞美诗，再讲讲歌词的意思。这样能感动众人的心，使他们在信心上越发坚固。"
图13：戴太太，现任布赖森夫人女子学校（天津）的教师。
那时玛丽约二十四岁，尚未出嫁。父亲去世后，据说家中由她当家，她总劝母亲把"凶日"——她必须离开旧家、另嫁他门的日子——往后推。
但最后还是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本区一位殷实人家的年轻传道人，商定婚期将近。
正在这时，里斯夫人要带孩子们回英国，玛丽为她那些小宝贝们的日用衣物忙个不停，自己的嫁妆倒几乎不上心。1900年春天她与众人道别时，谁也没想到那是永别。他们在肖张的差会大院（Mission compound）里，已经历了一年多义和团的袭扰，只当考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然而1900年明媚的春天的一天，一封紧急电报召传教士们逃往沿海保命，中国基督徒则被劝告四散到远村避难。
玛丽和她丈夫太有名，逃不掉。他们与其他基督徒一同被抓，被义和团掳去。关押了一阵，因为有人相信朋友们会出钱赎他们。他们受了许多凌辱，几乎不指望能活命。
最后他们获释了，但刚强的玛丽再也没能从那段可怕日子的惊吓与恐怖中恢复过来，不久便去世了。"她不像许多人那样死于刀下，"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但义和团的残暴到底要了她的命。她只是耗尽了，长久的恐怖把她彻底掏空，再也没有力气恢复过来。"
凡认识她的人，都为这样光明、有用的一生的逝去而哀悼，她像许多人一样，被义和团运动那可怕的风暴卷走了。
我那"聪明的姑娘"文娥呢？我清楚记得得知温柔的文娥订婚的那一天，对方是个在我看来毫无可取之处的学生。他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蒙一位传教士好心收养，但他不勤奋，常让老师们操心。
"父母怎么把温顺的大女儿许给这样一个在我看来配不上她的人？"我当时对一位女传道员说了这话，她以典型的中国人的看法回答："哎，你知道，她的脸被天花害成这样，议婚时哪还能挑剔。"
"可为什么这么急着把她嫁出去？她在家里一向手脚勤快、开朗得很呀？"我问。
我的女传道员那惊骇的表情提醒了我：在这里，母亲的首要本分就是为儿女完婚！
婚礼那天我永志不忘：文娥穿着大红嫁衣，头蒙红盖头，女伴们簇拥着，还有许多中外朋友。小新娘面带忧愁，我并不奇怪——出嫁对她意味着离开久居的城市。几天后，小两口去了北京（Peking）安家，因为她丈夫李先生（Mr. Li）要协助约瑟夫·斯通豪斯牧师（Rev. J. Stonehouse）在北京西城差会（West City Mission）工作。
年轻的妻子赢得那位传教士太太交口称赞，显然她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一心要在圣工上有份。她的丈夫却常让同工们操心，教书总不用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轻的李太太（Mrs. Li）不时回天津探望旧家。聚会时她仍坐在从前的位置，也参加妇女聚会。她在恩典中长进，但从她母亲的话里，我担心丈夫的冷心冷肠让她受了许多委屈。小两口在京城住了约三年，义和团运动前那些凶险的谣言开始流传。当时要让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真需要发自内心的对耶稣的信心；李先生常想，趁乱子还没来先逃走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不是做殉道者的材料。
就在燃烧的礼拜堂把午夜的天空映红的三天前，李先生逃出了北京。他大概不愿让基督徒朋友们知道他的打算，没有把年轻的妻子托付给传教士或其他基督徒朋友，反而把她安顿在一户只略有交情的人家。
几天后，那家人害怕了：若收留一个基督徒，怕要遭大难；于是在黑夜里把这可怜的姑娘赶上街去，叫她自寻生路。
她独自站在血迹斑斑的京城街头，孤零零一个少女的身影，头靠着土墙，痛哭失声。
夜又闷又热，大城却不像太平年月那样归于寂静——远处，古城墙的山坡上，义和团嘶喊着要基督徒的血。
近处，她能听见更夫敲竹梆报更的单调声，犹如时间之手，正缓缓敲尽她年轻生命所剩的时辰。
她站在那里，想起天津差会大院对面那排中式房屋里的旧家，又仰望中国夜空灿烂的星。星星仿佛在对她低语：纵然在这可怕的城里被弃绝、孤身一人，仍有一位在眷顾她，她荒凉的心便安息在祂的爱中。
就在那时，主赐她一个特别的记号，显明祂的慈爱与看顾。一位名叫谢（Shieh）的老妇人，和丈夫在差会地产（mission premises）附近住了些年头，前来寻找这被撇下的姑娘。老两口年纪都大了，又无儿女，被年轻李太太的温柔举止吸引，决意收留她避难。
"跟我们走吧，"她低声说，"来做我们的女儿。我们会照顾你，谁也不能害你。"老妇人慈母般把手放在文娥颤抖的肩上。
"不，不，"姑娘回答，尽管这番好意温暖了她悲伤的心，"我若去了，只会给你们招来祸患，这儿人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若发现你们收留我，他们会抢劫你们、杀害你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听说天津已落入义和团之手，基督徒都被杀了。我父亲母亲和所有外国朋友都被杀害。我活着，为什么要给别人添麻烦、惹痛苦呢？"
但老两口苦苦相劝，文娥终于不再推辞。此后三个漫长的星期，清军（Imperial troops）帮着义和团围攻公使馆（Legations）、流神子民的血，她安然藏在老两口清静的家里。
终于，她的藏身之处被一个年轻工人发现，他早年曾是差会日校（Mission Day School）的学生。像他这样忠心至死、做主真正门徒的少年，我们见得多了；一想到这个少年竟出卖了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妻子，真令人惊诧。不久，一个义和团来到那户人家，以她是基督徒的罪名逮捕了文娥。
收留她的老两口哭得很伤心。"别承认你是基督徒，"他们求她，"答应在偶像的神龛前烧一炷香吧。这么小的事，有什么要紧？你立刻就能获释。纵然你在天津的亲人都不在了，我们也会保护你，做你的父母，因为我们爱你！"
图14：陈太太，文娥之母。
人人都愿意相信，这可怜的姑娘最后的时辰，有这样慈爱的话语相伴而得了安慰；但这些话动摇不了她认主的坚定心志。
她被匆匆押上一辆大车，送往义和团在那一带的坛口。人们可以想象，在一群因流血而发狂的凶恶男人和少年中间，那少女的身影。
众人盘问，她平静地一一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不能向偶像烧香。"
看来有些义和团想饶她一命。她那样勇敢镇定，他们倒有几分不敢害她。
"我们不信她是基督徒，"有人说，"邻居们都说她不是。"指的是收留她的两位老人的证词。另有人说："看，她脸上没有惧色。不，她不是基督徒！"
"这不是真的，"文娥平静地回答，"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我是基督徒家庭的人。我父亲多年来在天津马根济医生的医院做药房主管。我丈夫和我哥哥都是传道人，我母亲和父亲也把道理教给别人。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基督徒！"
听了这话，众人怒吼，说她不配活着。
"你的闺女是怎么死的？"昨天我问文娥的母亲。从前我从没问过她这些细节，觉得向亲人打听他们亲爱之人的受难，太让人心碎。
"他们没把她死的详情都告诉我，"母亲难过地回答，"不只是被杀头，还有说不出口的可怕折磨。他们说，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当初听说她受的那些罪，"这位好妇人接着说，"我心都要碎了；后来静下心来想想，又听说她认主认得那样勇敢，面对死亡那样无惧，我便欢喜：我的闺女果然证明自己是主基督真正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