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安静的英国家庭里，很难体会殉道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读到，在风景如画的中国宝塔的阴影下，在古老的城墙之内，男男女女为耶稣的缘故所受的，不只是死亡，更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剧痛时，我们心中激起的波澜何其微小！
北京，这座奇特的"辽阔之城"，并非只有一座城，而是城中有城——几座城，每座都被高大灰色的城墙环绕。谁若曾踏上她宽阔的大街——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狭窄的街道多么不同——又怎能忘记？在这里，肮脏与辉煌并肩而立：一边是壮丽的东方建筑，另一边却是人力难以想象的贫民窟和污秽！
夏日登上城墙绿油油的斜坡，你眼前铺展的是一片葱郁的林海，因为北京几乎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树；树冠高出低矮的平房，让人难以相信自己正俯瞰着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
正是在这座城市，在1900年6月那个可怕的月份里，中国基督徒被追杀得无处逃生，街道被他们的鲜血染红。
在英格兰，你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收到电报，宣称我们的同胞已被义和团伙连同清军（Imperial troops）尽数杀害。直到联军到来，人们才发现：虽有许多人在战斗中或因疾病丧生，但并没有发生大屠杀，于是人们便倾向于低估被围者所忍受的可怕艰难，以及本地基督徒（native Christians）所受的巨大苦难。
那时，做基督徒就意味着被所有人仇恨。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有谣言说祸事将至，到处都贴着警告的告示，宣称洋人和本地基督徒都要被杀。大家仍抱着希望，盼那威胁的祸患不要临到。传教士们决心尽一切力量庇护归信者；在我们自己的差会里，乔治娜·史密斯小姐（Miss Georgina Smith，现为毕金夫人 Mrs. Biggin）、萨维尔医生（Dr. Saville）、斯通豪斯夫妇（Mr. and Mrs. Stonehouse）、毕金先生（Mr. Biggin）、霍华德·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Howard Smith），都竭尽全力照料那些比洋人自己更被深深仇恨的人。
图26：毕金夫人。
毕金夫人（Mrs. Biggin）写道："1900年6月8日，北京及周边乡村处于一种压抑的激动之中，随时都可能爆发骚乱。因此决定放弃东城的差会大院（Mission compound），避入英国公使馆（British Legation），那里已经收容了大批洋人。但我们中有几人不愿丢下本地基督徒，以及从乡下教会逃来投奔我们的难民。正当我们商议该怎么办时，传来消息说，所有本地基督徒都要去美国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这是个误传，但上帝扭转了这个错误，借此救了他们的性命。我随他们去了美国差会，那里的朋友慷慨地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住，尽管他们事先并无准备，也没有为我们预备什么。"
莉莉·萨维尔医生（Dr. Lillie Saville）描述了那个焦虑之夜中国难民到来的情形："有个瘸子被人背着：不能拒绝他。这里有一位西城的女传道员（Bible-woman），带着她年迈失明的婆婆和吃奶的女儿；这里还有一个西城的小学生。我们的差会基督徒要在黑暗中于教堂里辨认，妇女和孩子挤在建筑的一角；但听不到一丝惊慌，也听不到任何抱怨。"
6月13日之夜，那些没有到洋人老师那里避难的基督徒遭到了可怕的屠杀。从差会的高层阳台上望去，只见烟柱升起，接着全城燃起熊熊大火；观望的人知道，他们的家园、教堂、学校和医院正在被毁。"杀！杀！"的喊声撕裂天空，义和团扑向猎物，老幼都不放过。
夜复一夜，美国差会大院附近的城墙上挤满了义和团——许多基督徒就藏身在那大院里——他们用喊叫声把每个夜晚都搅得恐怖不堪。
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最后，负责率领二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守卫差会的霍尔上尉（Captain Hall）决定，再坚守下去已不安全，所有人都必须撤往英国公使馆。
"这次撤退，"毕金夫人写道，"是使馆之围中非同寻常的大事之一。那一天，一千多名难民，华人洋人都有，穿过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向使馆区进发。城墙和城门离我们走的路很近，几乎把深深的阴影投在路上，上面挤满了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阴沉地沉默着注视我们，心里暗喜——在他们看来，我们正走进死亡的陷阱。他们以为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下令开火的命令随时会到。但直到我们安全进入使馆防线，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基督徒们到达后半小时，无数义和团和清军士兵涌上使馆街，决意屠杀，却被外国士兵打退。英国公使馆对面，隔着一条运河，有一座王府，占地广阔，属于肃亲王（Prince Su）。这里已经安置了两千名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是勇敢的救援队从凶手手中硬夺回来的。如今，多亏莫理循医生（Dr. Morrison）和北京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的休伯蒂·詹姆斯牧师（Rev. Huberty James）坚决要求，王府主人把整座王府让了出来，作为基督徒的避难所。
图27：肃亲王——本地基督徒曾在他的王府中避难。
据说肃亲王起初不愿把王府作此用途，怕被人以为他与可恨的基督徒勾结；但他告诉来安排的人，他们若愿意，可以把大门撞开，他自己会设法脱身。
于是，逃难的基督徒们就这样住进了中国亲王的王府！但义和团最猛烈的攻击都冲着这里而来，因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消灭本地的归信者。
图28：英军攻入北京所经过的水门。
在柴五郎（Colonel Shiba）率领下，日本士兵（Japanese soldiers）为保卫基督徒英勇作战，把敌人挡在外面；但清军烧毁了太多建筑，三周后，只好决定把基督徒转移到护城河另一边的英国公使馆一侧。英国公使馆与肃亲王府之间就隔着这条护城河，不远处就是水门（Water-Gate）——英军正是从那里攻入城来，不仅解救了苦苦支撑的欧洲人，也解救了他们保护的数千名本地基督徒。
"一天又一天，"毕金夫人写道，"子弹像雨点般落在使馆和周围建筑上，但考虑到人人面临的可怕危险，死伤的人相对很少。围解之后，我问一位中国朋友，士兵和义和团为什么不'冲'进使馆，凭人多势众压垮我们。她回答说：'他们非常害怕那些布满墙头和屋顶的白色身影（天使），因为他们越是开枪，那些身影反而越多。'"
"从祸乱开始，上帝就伸出手，为本地教会行了一连串神迹，奇妙不亚于《圣经》历史中的任何一件。"
在那悲惨的日子里，中国基督徒做出了许多勇敢和英勇的事迹——忘我的爱心和甘心的谦卑之举。教授和各级文人，在中国通常是那么骄傲的人，如今却在战壕里干活，帮忙筑街垒、装沙袋，欢欢喜喜地做着最低贱的苦力活。
难怪美国公使（American Minister）在围解后写信给传教士们说："没有你们明智周密的筹划，没有中国基督徒任劳任怨的劳作，我相信我们的得救是不可能的。"
使馆之围期间的英勇事迹，不可能一一讲述，但其中几件绝不能被遗忘。有一位被称为"北京之围的女英雄"的人，是个姓李（Li）的寡妇，曾在伦敦传道会受过毕金夫人的教导。她要养活五个孩子，还有一位失明的母亲。
图29：参与公使馆保卫战的传教士们。
使馆之围期间，有一天，指挥日军保卫基督徒的柴五郎担心勇敢的守军撑不了多久了。那时战斗几乎成了肉搏，因为基督徒的保卫者和敌人之间只隔着一堵墙，眼看他们就要落入残暴的攻击者手中。
柴五郎急于把消息送出去，悬赏一百两银子（taels），给肯替他送信的人。
人人都知道这差事冒着落入敌手的巨大风险，落入敌手绝无生路。但李太太（Mrs. Li）站了出来，神色平静安详，仿佛没说什么了不起的话："死我一个，总比这几千人都丧命好。这信我去送！"
日本军官欣然接受了她的自告奋勇，详细交代了她。她扮成乞丐，挎着篮子，出了防线，信藏得好好的。
李太太完成了使命，消息送到了目的地，日军得以坚持到最后，一大批难民得救。但这位基督徒女英雄再也没能回到王府。据说她回到了防线，但守卫已经换岗，士兵不认得她。出发时匆忙慌乱，竟没有人记得给她一张通行证，让她能再进入避难所。
进不了王府，她只好设法出城，回到离北京约六英里的老家。她一路平安到了村子，但第二天，一个邻居把她出卖给义和团，说她属于可恨的"耶稣教"（"Jesus sect"），她当即被处死。
快到围解的时候，李太太十三岁的小儿子见母亲迟迟不归，急得设法溜出公使馆，动身回乡下的家"去找妈妈"。
图30：北京基督徒。聂先生（左）是基督徒奋进会会员兼传道人。
他发现家园已成废墟，得知勇敢的母亲已被残忍杀害。可怜的孩子设法回到了公使馆，传教士们照料他和他的姐妹们。
"那位老师深情地写道：'她是个心胸宽大、和蔼可亲的女人，总乐意帮助别人。全世界都听说过柴五郎的英勇防守，听说过他在阻止大屠杀中发挥的勇敢作用。但这位卑微的基督徒妇女的高贵之举，知道的人却相对很少。她真是耶稣的跟随者，在某种意义上，她舍了自己的生命，作了多人的赎价。'"
第一个从北京突围到天津、把被围者的消息带给外界的信使，是个主日学的学生，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还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但祸乱爆发时，他因为和洋人有来往，被做工的店铺匆匆赶了出来。在本地基督徒大批被杀的可怕日子过后，传教士们走上街头，寻找可能藏起来的基督徒。这男孩跟着他们，恳求在差会大院里收留他。
一个月后，当使馆和北京所有欧洲人都在寻找信使，要把他们危急的处境报告给天津时，这男孩主动请缨。
占据城墙一角阵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天黑后用绳子把他缒到南城。那晚他睡在城门附近，天一亮就混进城外的人群，踏上了危险的旅程。
路上他历经许多惊险，有一次被人扔进河里，他担心缝在布鞋底里的信会被毁掉。但上帝保佑他，他平安到达天津，把信交给了英国驻天津领事（British Consul）。
这男孩的勇敢之举有多重要，可以从这件事看出：在他的信送到之前，联军统帅们因长期音讯全无，以为北京的洋人已经完了，又因雨季后的洪水和酷热，决定把进军京城推迟到九月。这位小信使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使联军得以在使馆眼看撑不下去的时候前来救援。
图31：西摩尔将军的远征军返回天津。
在北京附近被义和团杀害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蒋（Chiang）的老人，六十七岁。他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熟读《圣经》，认识他的人都敬重他。他的妻子在义和团起事前不久去世，留下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住在他附近。
六月初，北京周边的村庄和京城本身都变得对基督徒极不安全，十八里店（Shih-pa-li-tien）小礼拜堂的传道人决定，让全体会友离开家园、到北京的传教士那里避难是明智之举。有些基督徒听从了他的劝告，另一些却不舍得丢下小小的家业任义和团抢掠烧毁。蒋先生（Mr. Chiang）的两个女儿就在后者之列。老人自己随传道人和其他朋友进了城，和其余伦敦传道会（L.M.S.）的基督徒一起，在美以美会大院里避难。
但蒋是个慈爱的父亲，深爱两个孩子，尤其疼爱小女儿。他看到京城的局势，意识到所有暴露在义和团怒火下的人都危险万分，便决定回家警告孩子们，劝他们如果可能就进差会避难。
蒋先生是个显眼的人物，因为他是个驼背，方圆一带都知道他是耶稣的跟随者。他一进村，一个女人就对一队路过的义和团喊："有个基督徒过去了！"
那些人正要用绳子绑他，对他说："你要是说出传道人和执事们藏在哪里，我们就放了你。"他拒绝说，他们就喊："把他剁成肉酱！"
老人温和地说："请等几分钟。"——他们还没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位年迈的圣徒已经跪倒在地，开始向他所爱的主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话没说完，暴怒的逼迫者挥刀砍向他，他在野蛮的刀下断了气。
如今，笼罩在义和团起事上的那层奇异光环已经散去，许多参与者为自己残暴的恶行感到羞愧。他们常常讲述基督徒英勇就义的事，在这件事上，全乡的人都称赞驼背老人蒋无可指摘的一生，以及他面对残酷死亡时的从容。
在那可怕的日子里始终和基督徒们在一起的莉莉·萨维尔医生，讲述了一个西城小走读生的故事——他父亲是希尔·穆雷牧师（Rev. Hill Murray）盲校差会（Blind School Mission）的一名帮工。
"祸乱刚起，"她写道，"有三十个男孩、八个女孩的盲校，就从西城宽敞的大院迁到了东城洋人附近一处更僻静的地方。文德（Wun-têh）的母亲带着她的大姐姐和小弟弟，也和他们安置在一起。十三日之夜，城里发生了基督徒的可怕屠杀，洋人的产业几乎全被毁掉。
"这群无助的人从此杳无音信，直到一天早晨——当时和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在一起的中国基督徒正藏身美以美会差会——有人传话进来，说有个小女孩想见医生。她没能立刻进来，被告知在门口见她。来的是小文德，身上只剩两件薄薄的布衣，背上背着个光身子的婴儿。这么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讲起自己的遭遇来却平静得惊人。
"她说暴徒冲进了盲人住的大院，点火烧了房子。大家一起跑出来想逃命，却在混乱中失散了。她听说所有盲女孩都被赶回了火里。文德和母亲、姐姐往西朝老家逃去，却被人认了出来。母亲和姐姐被刀砍死，婴儿被剥光了衣服。她自己的衣服大半被抢走，然后——说来也奇——他们居然放她走了。可去哪儿呢？这孩子在城里流浪了五天，大街不敢走，只敢贴着最窄的胡同爬行，两岁的婴儿始终背在背上。她没钱买吃的，又不敢乞讨。一位和尚遇见她，给了她几个铜钱（cash），还给了她一个小护身符，嘱咐她留着，被盘问时拿出来给人看。她说街上到处是义和团——戴红帽、系红腰带、扎红脚带的人，成群结队地走着，喊着'杀！杀！'。她看见许多人被烧死，被长矛刺死，被残忍杀害。她跑遍了所有差会，看到的都是一片冒烟的废墟。她说，我们西城的大院如今只是'一片荒野——空无一人的地方'，连大树都没了。最后，一位好心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让这女孩在他临时搭的岗棚里休息，吃了点东西；那天晚些时候，这可怜的小姑娘被带到了美以美会差会友善的庇护所。"
我们差会一位已婚的女学生，被丈夫用非同寻常的方式救了下来。他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贴着一堵光墙搭了一间小石屋。地面约四英尺见方，高六英尺，没有门也没有窗。年轻的妻子和孩子进去后，他把入口砌了起来，只留一个小口递食物进去。母子俩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了六个星期，丈夫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给他们送吃的。有时一连二十四小时都送不进去。可怜的孩子因为长期缺吃少喝、空气不通，离开藏身处后没多久就夭折了。
毕金夫人还讲述了另一个名叫温（Wen）的人的惊险遭遇。他和妻子、幼子一起被抓，押到庄亲王（Prince Chuang）面前。婴儿活泼可爱，赢得了几个义和团的心，看在孩子的分上，母亲被饶了一命。审问时，在场的一位大官的仆人不知何故发誓说，温先生（Mr. Wun）不是基督徒，而是他主人认识的一位体面人。他的证词被采信，出乎意料地，夫妻俩都被放了。
但他们刚离开王府，可怜的温先生又被义和团抓住；混乱中他妻子设法逃脱，躲到乡下，一直藏到联军进北京。
温先生被抓他的人上了重枷，剃光了头。就这样，他被牵着在北京附近的村庄间游街示众，说是押往京城受刑的基督徒。为了从示众中捞点好处，义和团说经费短缺，需要善心人布施，好把俘虏押送到他该为恶行和得罪神明受苦的地方。募捐时，村民们对俘虏起哄嘲笑，用残忍的花样折磨他。之后，拖着沉重的枷锁、筋疲力尽的他，又被赶往下一个村子。
但有一天，义和团听说联军进了北京，立刻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怕惹祸上身。温先生赶忙进京，不久就和妻儿平安团聚。
霍华德·史密斯牧师讲述了他以前的基督徒老师的故事——祸乱之前，他一直跟这位老师学习。
董天福（Mr. Tung Tien-fu）在妻子进使馆区避难后，决定去一位朋友家住，帮朋友看家护院。但他们很快就得逃命。董先生又去找他的内弟，希望收留他，却被拒之门外。之后他去找岳父。岳父收留了他，但很快大家就看出他们没法在那里待下去，决定一起逃往乡下。
图32：北京英国公使馆墙的一角，墙上的刻字系奉英国公使之命所刻。
他们先到通州（Tung-chow），又去蔡育（T'sai-yü），但到处都找不到避难所。所到之处都是财产被毁、基督徒被杀的痕迹。于是他们只好又折回城里。
董先到岳父家，可他一到就被人发现，房东立刻招来三四十个义和团，包围房子，把他捆了。义和团把他押到他们在外城（the Chinese city）东南门附近的总部。他被五花大绑，然后得到一个背教保命的机会：只要入伙当义和团，就能免去残酷死亡的痛苦。
指证他的主要证人是个名叫张春（Chang Chun）的人，曾在十八里店附近一处地方带头闹事。当时那里正在唱戏，一位基督徒售书员（colporteur）去那里向聚集的人群卖书。张春带人袭击了售书员，把他的书撕得粉碎，撒得满天都是。董先生曾参与调查这件事，惹恼了张春；张春显然觉得现在是报仇的好机会。
"你还信耶稣吗？"义和团一边用刀砍他刺他，一边见他神色镇定，便问董先生。
"信，"他回答，"到死我都信祂。"
他低下头祷告："主耶稣啊，求祢接我的灵魂。"不久，在张春带领的义和团的残酷创伤下，他疲惫的灵魂得了释放。
董先生遗言的这份记录，取自联军进京后张春因杀害基督徒受审时的供词。归信者的遗言似乎总给逼迫者留下深刻印象，显明一种苦难和死亡都动摇不了的信心。
联军进北京后，一些传教士离开了公使馆的避难所，开始打听那些没有到他们那里避难的归信者的下落。
联军逼近时，衙门（yamens）——官员们的办公处——都已人去楼空，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文件，提供了关于义和团头目及其受害者的证据，有为洋人和基督徒的人头付钱的账目，以及其他种种类似事项。
我们差会一位名叫张先生（Mr. Chang）的基督徒所作的美好见证，就是这样为人所知的。
他的家在通州（T'ung-chow）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生意却在北京。京城挤满义和团后，张先生离开北京回家，想保全家人免遭袭击。他们正要离村时，他被义和团抓住，剥光衣服，用绳子绑在大车上，拉到通州的官衙门（yamen）。
绳子把他捆得太紧，已经勒进了肉里；提审时，张先生身上已布满流血的伤口。受审问时，他勇敢而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在北京城经商多年，有一天被伦敦传道会的街头礼拜堂（street chapel）吸引，那里每天有洋传教士和本地助手讲道。
他一次又一次去听这新信仰的宣讲，认定这是好的道理，能满足他灵魂的需要。于是他请求受洗；受教一年、参加教会一年后，他受了洗。"这就是我的信仰，"他最后说，"我不怕，随时准备去死。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这番供词被官员的书记员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囚犯签了字。
之后，张先生在公堂上跪下祷告。官员似乎对张先生这样处境的人还能如此平静地认信感到困惑，转身离开了公堂，似乎不忍看受害者的结局。义和团立刻扑上去，用刀杀害了这位基督徒殉道者。
张先生的死似乎给那位中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后来他和传教士谈话时说："他当着众人的面那么大胆地说自己是基督徒，我怎么救得了他的命？"一个人竟有坚强到愿为信仰而死的信心，这完全超出了这位不信主的官员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