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Chang Yung）是个乡下小伙子，住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东安区（Tung-an）。他幼年时被一位乡间传道人和他的妻子收养，这对夫妇多年前就在那一带工作。约瑟夫·斯通豪斯牧师（Rev. Joseph Stonehouse）——义和团运动中最后一位被杀害的传教士——在巡视他多年负责的这一地区时，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见张勇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便安排他进入我们北京的男子高中学校（Peking Boys' High School）读书，那所学校多年来由J.M.阿勒代斯牧师（Rev. J. M. Allardyce）主持。
这孩子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无论才干还是品格，都显出是从事基督教圣工的合适人选。学业结束后，又安排他进入天津的神学院（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深造——那是三十多年前由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在天津创办的，我们许多最得力的助手都是从那里出来，向同胞传讲福音，并扶助外国传教士的手。
1900年5月28日，斯通豪斯先生写了一封信。那时义和团尚未攻打外国公使馆，但北京已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他在信中写道，城里贴满了告示，号召百姓杀尽本地基督徒、赶走所有外国人。
他接着写道："本地的传道人们天天受辱，基督徒们纷纷跑来向我们求保护、讨主意。我们的聚会照常举行，街头礼拜堂每天照常开放，只是传道人们不断受到威胁。让我欣慰的是，我的首席传道人张先生没有乱了方寸，他出的主意和沉着办事的样子，对我实在大有帮助。"
图23：北京的一条街道，街上有为纪念1900年被杀的克林德男爵而建的牌坊。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娶了盐山邵牧师（Pastor Shao）的长女为妻——邵牧师的故事已在上一章讲过。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这对年轻夫妇已有一个小小的孩子。风暴骤起，北京街头响起沙哑的喊杀声："杀洋鬼子！灭二毛子！"（指本地基督徒），午夜的天空被焚烧中的差会地产的火焰映得通红。
美以美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的位置得天独厚，靠近城墙，院里挤满了学生、男校学生和女校学生，还有大批外籍同工。
许多其他差会的基督徒在患难中都逃到这个避难所来，其中就有张先生（Mr. Chang）一家三口。
图24：张先生与他的妻子和孩子。
当时清军把守着差会一侧的城墙。于是在传教士的指挥下，人们筑起街垒、挖开战壕，又在旁边布下铁丝网。教师和传道人一齐下到战壕里干活，连最有学问的助手们也心甘情愿地在烈日下、暴雨中做"苦力活"，修筑街垒，子弹如冰雹般落在他们四周，炮弹不时呼啸着从他们头顶掠过。
夜复一夜，寂静的午夜被无数义和团的喊杀声撕得粉碎——"杀！杀！"他们扯着嗓子吼叫，要让"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胆战心惊。
很明显，他们的怒火特别针对本地基督徒。有人觉得，让初信者分散开来、藏到城里不同的地方，或许更安全些。
张先生也是赞成这个办法的基督徒之一。于是，在各国公使下令把所有被围困的人撤往英国公使馆之前，他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差会，投奔养父家去，心想在那里或许能平安。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把妻子孩子安顿在藏身之处后，便上街去给她们买日用品。他不在的时候，有人向房东告密，说屋里住着基督徒，房东立刻赶来，把张太太（Mrs. Chang）和孩子，还有年迈失明的婆婆，一起赶到了大街上。
她们实在是无助的一群，可怜的年轻妻子不知该向何处求助。她只好慢慢地往前走，一面祷告求主引领，一面把婴儿紧紧抱在胸前，同时还要搀扶那可怜的瞎眼亲人摸索前行。
没走多远，突然一个义和团一把抓住张太太衣襟宽大的袖子，拽着她快步往前走，硬逼着她跟上他的脚步，把她和那瞎眼老妇人分开了。
幸好那人孤身一人，又没带武器。走了一段路，年轻的母亲已快喘不过气来，那义和团突然发起义和团惯常的那种昏厥抽搐，扑倒在地，狂怒发作，口吐白沫。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指着她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要杀了你！"
他继续拖着这个可怜的年轻妇人——她怀里还抱着孩子——一直走到一座城门前。那里有五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旁边躺着几具基督徒被义和团残杀后肢体不全的尸体。
"这就是他们处死初信者的刑场之一，"可怜的姑娘心里想，"现在他们也要杀我了。"她祷告说："主耶稣啊，求祢给我勇气，为祢作见证，直到最后一刻。"
抓住她并把她押到这里的那个义和团，当着士兵和围观人群的面，开始审问她。
"你是基督徒吗？"他问。 "是的，我是。"她回答。 "你属哪个教会？" "我是伦敦传道会的新教徒。"
那些人便把一炷香塞进她手里，说："在这偶像面前烧了它，就饶你一命。不然，你死定了！"
"不，我绝不这样做。"她坚定地回答。
四周聚拢了看热闹的人群——那年月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基督徒的血可看，人群总是这样围上来，人人都像嗜血成性似的。
"杀了她！杀了她！"他们用沙哑的嘲弄声喊道，"让咱们看看她会不会像基督徒说的那样，再活过来，被提到天上去！"
这位勇敢的妇人便把平静的目光投向那些残忍的脸，轻声回答："我的身体被砍成碎块，也只会像这些人一样散落在地上。逃脱你们的，是我的灵魂，它要升上去见我的主。"
旁观的人都惊叹这姑娘无畏的勇气。"她多勇敢啊！"他们喊道，"你看，她一点儿也不怕死！这些基督徒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
这时，那个义和团跑去取刀了。连守城门的粗鲁士兵也被这位年轻母亲无畏的神情打动——她怀抱孩子站在那里，身边没有任何人保护。
突然，一个士兵（也许他家里也有个疼爱的孩子）走上前来说："你这个可恨的基督徒，你该死；可是你死了，你这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快，趁那义和团回来之前，逃命去吧。"
她想跑，可四肢像失去了力气。士兵们催她快走，还帮她逃跑，她总算在那义和团回来之前，躲进了一个藏身之处。
她蜷缩在城墙边一个潮湿的角落里，野藤遮蔽着那里，长得郁郁葱葱。她和孩子随时可能被拖出去处死。她在恐怖中熬过一夜——这比猝死的剧痛更难忍受，每一刻都怕孩子的哭声引来路人，发现她们的藏身之处。
在这绝望的时刻，她向主呼求帮助；可在这座大城里，做基督徒就意味着被追杀至死，人间的帮助又能从哪里来呢？都说黎明前最黑暗，就在这时，张太太远远望见一点灯火忽明忽暗，仿佛提灯的人在殷勤地寻找什么人。
她吓得屏住呼吸。孩子随时可能哭出声来，暴露她们的藏身之处，追捕的人显然又循踪而至，决意不让她逃脱。
图25：长城。（义和团之乱期间，许多基督徒曾在此避难。）
灯靠近了，说来真奇妙，灯光照出的竟是她丈夫的脸！他从前一天中午起就在找她们，终于用近乎神奇的方式找到了她们！难怪夫妻俩都觉得，是主垂听了她们痛苦的祷告，引领了他。
天亮后，他设法雇到一辆大车。母子俩藏在车前遮阳的垂帘后面，被拉出城门，送到几里外的一个村子——张先生的一位家境富裕的朋友住在那里。这位朋友用钱买通村民，保住了这些被追捕的可怜基督徒的性命，又给她们找了个避难的地方。
张先生自己虽藏得安全，可一想到年迈失明的母亲独自留在北京街头，就无法安心。重返京城无异于自投虎口，但过了几天，他觉得无论如何要冒险进城一次，打听老母亲的消息。于是他含泪告别妻儿，几乎不敢指望今生还能相见。
张先生进了城，和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成员一起打听母亲的消息。不久便得知，老人在无助之中，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已死在义和团手里。
随后，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城时，两个基督徒被抓住，拖到一座拳坛受审，被判"信耶稣"的罪名成立。他们被处死，心被献在偶像面前，算作可悦纳的祭物。
张先生死后不久，斯通豪斯先生写道："张勇到北京来和我一起工作，让我非常高兴。他不是个出众的人，但他良善，他的生命和工作已开始显出果效。我想他没有一个仇敌。失去他是多大的损失，我无法估量。我爱他，胜过我所爱过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配得生命的冠冕，只是在圣工中失去这样一位助手，实在令人心痛。"
张勇年轻的妻子留在她们避难的村子里，直到联军进入北京、围城解除。又有新的悲伤临到她——小小的孩子已被接回天家。
当那些可怜的逃难者重新聚集到伦敦传道会，在他们老师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今为毕金夫人）的睿智慈爱的照料下，张先生的年轻妻子也被记起，接了回来。有一段时间，她在医院里协助莉莉·萨维尔医生（Dr. Lillie Saville）工作，证明自己是个得力的助手。
后来，大家觉得这年轻的寡妇应该有个依靠，便为她和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一位年轻传道人安排了婚事。这桩婚事十分美满。把张太太奇妙脱险的故事讲给我的毕金夫人（Mrs. Biggin）还说，她的品格认真刚强，像她的父亲——盐山的邵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