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书回忆录主人公长期以来在教会与世界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何等重要、何等显赫，其出版竟迟延至今日，编者自觉有责任向公众致歉。因此，有必要说明：这次迟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要文献当时尚在中国，至去年（1838年）年中方才抵达英国，此外还有编者无法控制的种种其他缘故。这些手稿，尤其是往来书信，卷帙浩繁，在付印之前，需耗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加以检阅、整理和选录；其中甘苦，唯有从事过类似工作的人方能体会。
这项工作又是在编者身体欠安、家务烦扰，以及种种无可避免的中断之下完成的，其最终完成之被大大延误，可想而知。
在此作这些说明，并非意在减弱读者可能对本书作出的任何批评的分量——无论那批评多么严厉；没有人比执笔者更深切地感到，本书的完成方式本可更配得上这位卓越而令人怀念的主人公。诚然，若唯一的目的是写一本畅销书，或迎合某一类读者的口味，自然可以聘请合适的人才操办，大有成功之望；但本书的目的是要如实描绘一个品格——其大致轮廓世人已有几分熟悉——而他劳作的主要场景远离众人的观察，又与许多特殊境遇相连；纵使一位在文学上完全胜任的传记作者，若无朝夕观察之便，又无深交之谊，因而缺乏对品格作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切身了解，也难以把这项工作做好。
因此，极盼马礼逊博士之子、其事业的继承人马儒翰先生（J. R. Morrison）能为其父生平作详细叙述；遗憾的是，他因公务繁重等原因，不得不谢绝了这一提议。于是又去请马礼逊博士在世友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他起初欣然应允；但后来发现其专业事务缠身，又因必须传送文件的居所远离京城，致使他与本书编者无法面商，障碍重重——此计划终被放弃。种种失望，加上不愿再事拖延，促使执笔者重新考虑朋友们早先提出的建议：由她自己承担叙述的编写工作，当时她手中已有丰富的材料；虽然完成这项职责所需付出的情感代价必然巨大，但若能怀抱一线希望——这份对一位如此备受敬爱者之追思的卑微的爱的献礼，能稍稍配得上他的美德，或能激励他人追随他所走过的那条有益而光荣的道路——那一切牺牲便都得到了丰厚的补偿。
在本书的编纂中，执笔者始终以此为目标：以简朴的事实叙述，阐明他社交、道德与智识方面的品格特征，使其健全的智慧与真挚的虔诚不言自明，无需编者的粉饰；除为联缀叙述各部分、说明其相互关联所必需的一点原创文字外，不加任何点缀。但在叙述以忠实简朴为主要特征的同时，作者希望，书末附录中对其文学劳绩的全面评析，能补本书之不足；该评析出自一位深通中国语言文字、曾任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现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汉文教授职位的人之手；想来他也完全有能力对其劳绩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些劳绩，在欧洲，能充分领会者寥寥无几。
因此，不再多作说明，谨将全书交付给哲学探究者的公正判断，也交付给普通读者的基督徒般的宽厚。
最后，谨向那些惠赠书信文献、襄助本书编纂的公共团体与友人致谢。在前者中，有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与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在后者中，有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克卢尼博士（Rev. J. Clunie, LL.D.）、厄姆斯顿先生（J. B. Urmston）、T.埃尔芬斯通先生（T. Elphinstone, Esq.）、阿勒斯·汉基先生（Alers Hankey, Esq.）等。
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183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