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蒙福地彼此交托的心灵，
在天国的交会中共享喜乐，
坦然无畏地倾吐
同情引以为己任的忧愁，
便从今生的团契中日日汲取
更丰盛的光明与力量；
路途的坎坷与漫长便渐被忘怀，
同心合力迎战一切反对者，
一心同德，志趣相合，
彼此勉励，奔跑这属天的赛程。
一位宣教士的妻子能为丈夫提供的服事与帮助，以及她向民众直接作的工，其价值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中国为大。杨格非蒙福拥有这样的扶持达十八年之久，一旦失去，便深感其痛。他所爱甚于生命的圣工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他也深知，若再请一位女士为妻，她将肩负何等沉重的责任。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当他与美国监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詹金斯牧师博士（Rev. Dr. Jenkins）的遗孀结婚时，他为汉口（Hankow）布道站带来的增援，其价值实难估量。寥寥数语，即可说明这位女士是何等胜任这一职分。
杨夫人禀赋超群，才德兼备，实属罕见。她身材高挑，仪态优雅，轮廓分明的面容上，罕见地融合了聪慧、坚毅与温柔。她体格强健，能作大量的工而不觉疲乏。她似乎兼具马大的务实本性，与马利亚的默想气质和属灵洞察力。她坦率亲切的性情，吸引一切与她接触的人；而她信守一切承诺、忠实履行友谊的各项本分，又使众心归向她。她还有一种能激发所识之人美善品格的本领；只要确知对方的爱与友谊是真诚的，她便能无限量地包容人的怪癖——即使对方性格中有令人不快之处，她也会紧紧抓住不放。这一社交特质，使她在与水手和中国妇女交往时大得助益。
詹金斯夫人（Mrs. Jenkins）早在一八五五年便是最早欢迎杨格非的人之一；一八七三年，当他在丧妻的悲恸中拜访她和上海的其他朋友时，正是她属灵的交谈安慰了他，激励他振作起来，在汉口奋力作工。詹金斯博士于一八七一年去世后，她曾回访美国，与早年结识的基督徒朋友相交，大蒙祝福。她经历了深切的省察，昔日对在基督里完全生命的渴慕以如此强烈的力量复苏，以致天上的鸽子——圣灵——降临在她身上，成为圣洁与能力的灵。
詹金斯夫人如此重新受洗，回到中国，求神为她预备合适的工作园地。一天，她正前往上海联合礼拜堂（Union Chapel），迎面遇见约六名水手，每人腋下夹着一瓶威士忌或老汤姆琴酒（Old Tom）。就在那一刻，她心中对水手生出特别的负担，自问："这岂不是神交给我作的工吗？"她向他们说话，路人惊讶地看见这些大海的健儿把酒瓶扔进路旁的水沟，跟着这位女士去了礼拜堂。聚会结束后，他们到她家喝茶；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了后来为水手举行的主日晚间聚会，使她赢得了全世界的水手之爱与尊敬，被称为"水手之友"（The Sailors' Friend）。
每主日有四十至八十名水手和其他人聚集在她的客厅里，多年来，这些聚会是上海举行过的聚会中最有果效、也最引人入胜的。聚会主持得极好：简短热切的祷告、恳切的信息、明亮的歌唱，使聚会极具吸引力；而她对灵魂归主的信心，使她的教导与呼召格外直接。军舰上的水手和其他水手的普遍品行所发生的改变，令人惊叹。在中国的其他口岸，乃至日本，对水手的同样关怀也兴起了，她"求神赐我工作"的祷告得了完全的应允。
这位可亲的女士如此热切地关心水手的福祉，水手们对她回报以爱与尊敬，感激她使他们远离试探的努力，这毫不奇怪；当他们从黑暗中被带入光明与生命，继续仰望她得指导与帮助，这也不足为奇。
其中一位亲爱的船员这样写信给她：
"最亲爱的母亲，抽烟有什么不对吗？昨晚Frolic号上一个年轻船员看见我抽烟，对我说，我还没有为耶稣舍弃一切，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有错吗？若有错，我就戒掉。凡我救主所不喜悦的，我一概不作；凡您所不喜悦的，我也不作。若我明知会惹您不快，我绝不去作——您已应许作我的母亲。您不知道我多么爱您，如同爱母亲，如今比与您在一起时更甚。您待我比任何人待我都好。若不是认识了您，我就不会认识耶稣。"
水手们就是这样写信给他们的属灵导师的，这证明她已完全赢得了这些诚实、直率、单纯之人的心。
这样一位工人，自然是驻扎汉口的宣教士们乐于接纳的同工。在汉口，她的精力更多投向中国妇女和女孩子，尽管她对水手的爱终其一生未曾改变。每当有炮舰或茶船到访本埠，她总是不辞劳苦地服事船员们属灵的需要。
她在属灵上的扶助与同情，使她的丈夫大得振奋，他在布道站的各项事工上比以往更加奋力。杨夫人抵达汉口时，布道站已近两年没有英国女士，女信徒人数的增长，远不及中国男信徒的增长比例。杨夫人的到来，是更美好事物的开端。她着手学习汉口方言（与上海方言不同），不久便与一位读经妇逐家探访，督导一所女校，尤其专心教导医院里的女病人。无论风雨晴日，人们天天看见她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有一次，烈日当空，她从医生家门前经过，医生对一位同僚说："这在印度是我从未见过的。杨夫人对这些可怜妇女的爱心，真是奇妙！"她深知她们的灵魂何等黑暗忧伤，觉得必须去把光明和安慰带给她们。她在这一方向上的劳苦没有徒然。一些最令人满意的女信徒，正是藉她在医院中的工作归向基督的。
杨夫人常陪丈夫到汉口周围的乡村去。她特别喜爱老年妇女；看她牵着一位满脸皱纹、形容枯槁的老妇人的手，告诉她自己多么爱她，再设法向她黑暗的心灵传达一位天上的主比她更爱她，这是何等动人。"来，格里菲斯（Griffith），"她常这样说，"来给这位可怜的妇人讲讲耶稣和祂的爱。"
一八七五年至七六年的冬季，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陪同杨先生作了七次到附近乡村的短程布道。他们力图把传讲福音与医治病人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程中，几乎走遍了附近所有村庄，许多是第一次去。
新年伊始，医院因故必须关闭，这两位弟兄便作了更远的路程，前往距汉口约四十英里的孝感（Hiau-kan）陶瓷产区。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比杨先生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更粗暴的对待。神怜悯地为祂仆人在向民众说话时每日面临的许多危险拉上帷幕。然而在孝感，他们遭到一群异教徒的猛烈围攻，各样投掷物向他们飞来。宣教士们屡次被沉重的土块和石头击中。约有五分钟之久，杨先生似乎命在旦夕。从汉口陪他们同去的基督徒信徒勇敢地站在他们的牧师和医生前面，尽力为他们挡住击打。其中一些可怜的弟兄被打得很惨。若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基督徒品行的真诚，这时已确凿无疑地显明了——他们在血中为基督作了见证。
杨先生说："我一生从未像在那场风暴中那样平静，死亡的前景丝毫没有搅扰我的平安。我感谢神，竟蒙允许为基督的缘故流血。我在中国劳苦多年，却从未蒙召为祂流一滴血。这思想给我的灵魂带来真实的甘甜。"
于是，在痛苦与争战之中，神赐平安给祂的百姓；若在传福音以外的境况下本是灾难的事，藉着祂的大能，反成了安慰与恩典的季节。
不久之后，杨先生重访该地区，发现一切平静。他到处自由讲道，受到热诚接待。在一些村庄，人们为他搭起讲台，数百人从远近而来，要听他讲论那些基督徒甘愿为之受苦的事。野蛮的攻击与所显出的忍耐，不仅为"耶稣教"作了宣传，也在原本冷漠的异教徒心中激起了人性的同情。美好的工作在那里开始了，光明的远景使杨先生满怀盼望与喜乐。他得胜的果子中，最不小的一件，便是在这些曾要取他性命的人中间开设了一间礼拜堂。
一八七五年茶叶季节期间，杨先生夫妇每晚向船上的水手开放住宅，举行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聚会。杨夫人负责聚会中的音乐部分，讲道也很有果效。有十起明确归主的例子，两人都为努力所结的其他美果大得振奋。
杨先生写道："从一条船走到另一条船，从一个水手走到另一个水手，问'船上有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吗？'，得到的回答除了'没有'还是'没有'，真是令人难过。这些船上的光景就是这样，尽管它们来自基督教的英国。"
许多水手无疑乐于在靠港的夜晚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可以去，那里有美好的歌唱、活泼的音乐和引人入胜的交谈。这里还有一个汉口引以为荣的花园。杨夫人初到时，布道所门前还是一片荒野；她喜爱花卉，每天从城里回来，便花一两个小时在这块地上劳作。不久大变样了：美丽的植物、开花的灌木、各样能买到的花卉都种上了。丈夫当时写道："这是汉口最漂亮的花园。这些清晨，花园沐浴在露珠中，每一滴露珠都胜过戈尔孔达（Golconda）的宝石，美极了。我们门前有一株大丽花，开了七十朵大红花。"
各礼拜堂的工作不断传来成功的消息。一八七六年受洗的超过一百二十人，比以往任何一年的增长多出一倍以上；一八七七年又有许多人寻求加入教会，仅头两个月就有二十六人受洗。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杨先生对自己深感不满，也觉得布道站应当迈出更大的步伐。他写道："我的心正以强烈的渴慕转向神。请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至二十节，你就知道我在为什么祷告——'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渴望被神圣的知识、神圣的智慧、神圣的爱、神圣的圣洁充满，达到我容量的极限。我愿感到'我灵魂的众流都交汇于一道深而阔的河渠，一齐流向基督的心'。我对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宝藏，才刚刚开始认识。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属灵，也应当比现在有力得多，难以言喻。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一切；天父乐意把圣灵赐给最软弱的人，只要他以全然的信心和完全的降服来求。这些日子我的呼求是：求五旬节先临到我和我的宣教士弟兄们，再临到本地教会，再临到广大的异教徒。没有这个，我们什么都不能作。我写信时何等渴慕！你们的神近来以一种方式向我显现，我为此赞美祂的名。大滴的祝福已降入我的灵魂。但我仍在等候大片乌云融化为丰盛的夏雨。"
长久仰望的祝福来了，带着丰盛与大能，毫无疑问出于神圣的源头。杨先生整日俯伏在神面前，摔跤祷告，等候得着能力。第二天他出去讲道，却没有预备经文。神开了他的口；他讲的时候，圣灵真实的洗临到他和信徒身上。他们被喜乐充满，四面八方信主的人都起来见证神的爱；许多在基督耶稣里还是婴孩的，成了大人，放胆向未信的中国人讲论基督。一些品行最恶劣的人改变了，走遍乡间；不久，远方的陌生人纷纷涌来，按他们的话说，是来听福音，因为他们已经在信徒的生活中看见了福音。
美好的工作就这样惊人地扩展开来。杨先生自己的见证是：自从他蒙神特别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Power from on High）那时起，他作为宣教士才真正开始大有果效。毫无疑问，往年所作成的善工也是出于神；它经得起考验，其中一些人如今已是得荣耀的圣徒；但他的这番话，必须视为一位自觉受基督之灵教导之人的肺腑之言。
一八七八年五月初，杨先生为一个姊妹差会执行一项任务，恰合他开拓的性情，令他十分愉快。苏格兰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差派了一个布道团，要驻扎在溯江而上近四百英里的宜昌（I-Chang）。伦敦会总部请杨先生尽力给予一切协助。他陪同年轻的弟兄们前往他们的工场，住下直到他们安顿妥当。一切顺利，他回到汉口，觉得自己最乐观的期望都已实现。
一八八〇年，中国谣言四起，传说将有战争；虽然俄国是直接关注的对象，但本地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若战胜俄国，就意味着要逼迫基督徒。这种情绪妨碍了汉口布道站工作的进展，慕道者受到惊吓，加入教会的人数减少。尽管如此，仍有五十八位成人和二十九名孩童受洗，发展的迹象十分明显。
孝感地区的信徒想建一间礼拜堂，但被告知差会不能为他们提供。杨先生却应许：若他们肯出地，并按力量为建造捐献，他就设法在汉口为他们筹款。两块地立刻就有了，汉口的本地教会听了这主意十分欢喜。有的捐得多，最穷的也捐了一点，宣教士们也认捐。结果建起了两间小礼拜堂，每间附一间先知小屋（prophet's room），信徒们还白白出了许多劳力。当时由信徒全额建造礼拜堂是独一无二的事，因为中国人本质上爱钱，他们的心若不是被触动，断不会这样作。杨先生看见他们拿着一串串铜钱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所经历的改变在他看来是何等巨大。其他差会的宣教士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一位弟兄很自然地说：中国人应许是一回事，给钱是另一回事。但应许确是出于诚意，几乎全部款项都交到了执事手里。福音的大能在此显明：四年前还是异教徒、用石头打宣教士的同一批人，如今竟以能为耶稣教建造礼拜堂为荣。
汉口一位名叫王建堂（Wang Kien-tang）的信徒开办了一间纯粹华人医院，使杨先生大得振奋。王建堂曾受教于里德医生（Dr. Reid）、希勒医生（Dr. Shearer）和麦肯齐医生。地皮和房屋都是本地官绅、商人和信徒捐的。这间医院靠病人的诊费自养；王医生白白服务，靠医院以外的行医收入维持生计。这机构最可贵之处是：王医生告诉捐款人，他是基督徒，除非获准以基督徒的身份作工，他不能承担医疗职责。众人答应了；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医院以基督教崇拜仪式开幕，此后每天在那里讲道。
这一年，杨先生与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阿奇博尔德先生（Mr. Archibald）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行程一千二百余英里，遍及湖南（Hu-nan）、江西（Kiang-si）两省。这两省的省会一直顽固地拒绝外国宣教士进入。一八八〇年一月四日，这两位先生在后一省会城门外被挡回。当天下午，他们与两位官长长谈，官长似乎全无放行的意思；但他们设法说服了官长，获准次日进城。他们进去了，向各处游览，遍览名胜，在庙宇和街上讲道，把能匀出的书都卖了。同年许多宣教士听闻他们的成功，纷纷前往南昌，城内作了许多传福音的工作，充分证明著名的南昌（Nan-Chang）——江西省会——确在他们到访之际开了门。
他们取道湖南返回，试图进入全省最大的商埠湘潭（Siang-tau），却被驱逐。他们叩湖南省会长沙（Chang-sha）之门，门却关着。他们与长沙的官长作了一次极为融洽的长谈，相信官长若能放行是愿意的。官长直言他们惧怕百姓，不敢放入宣教士。在其他城市，宣教士们发现大而有效的门开了，便满怀盼望回到汉口：愿长沙百姓早日放下骄傲与敌意，使中国最后一个省会向福音敞开城门。
必须一提：这次旅程中他们还访问了景德镇（King-teh），其名声比南昌、长沙更广。这座巨大的商埠是全国最大的商埠之一，以瓷器制造闻名于世。从未有宣教工作在此尝试过，杨先生深疑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会容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其境内。然而他们大获成功：登陆时无人阻拦，穿行于狭窄的街道，参观窑炉，察看……
……也把瓷器的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看了个遍。他们也向蜂拥而来的人群讲道，售出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小册子。杨格非永远忘不了在该城中心的那次聚会——那是他在华所面对的最大一群听众。两位宣教士来到御窑前的一大片广场上。一时间，全城人似乎都涌进了这片广场。他们站在那里数小时之久，竭尽全力讲道，书籍递出的速度快得双手几乎供不上急切的购买者。在那里从未见过外国人的面孔，人们的好奇心极其强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工作结束后，他们启程离去，对官吏们的态度深感满意，更为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切成就满怀感恩。他们看这些城市的成功全是上帝的作为，便将一切荣耀归给祂。
一八八〇年，杨夫人偕姐姐离开汉口回英格兰。杨格非在给挚友雅各布先生（Mr. Jacob）的一封信中，简要说明了她回国的原因："杨夫人来华已有二十六年；过去十六年中，她唯一的休息，只是九年前的六个月短假。结果是她的健康两三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约四个月前她又严重扭伤脚踝，自此一直卧床，这更使健康加速衰退。这对她是一场很大的试炼——她素来勤勉，日常生活中总是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在中国很少有宣教士比她更操劳，也很少有人在工作中得着更多安慰。
"'我觉得，若只顾自己的幸福，把她留在这里再熬过一个夏天，是不正当的。对我们两个都是极大的试炼，但人生本就由试炼组成。你若问，"你为什么不同她一起回来？"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的同事离去后，差会目前全然落在我一人肩上。我不能走。'"
朋友们的恳求徒然无果，而一通不可抗拒的电报却把他召回。杨夫人的健康起初确有好转，但她随后去了美国。在那里发现有其他症状出现，杨格非便接到发往纽约的电报，被召前去。一八八一年三月他抵达纽约，见她容貌大变，大为震惊，对她忍受的剧痛深感难过。四月初她成功接受了一次手术，大大缓解了痛苦，之后她恢复到足以返回英格兰的体力。
在纽约，杨格非受到比文牧师（Rev. Dr. Bevan）牧师的热情接待；比文牧师与其他朋友争相尽其所能，在他极度焦虑的日子里给予一切基督徒的帮助与同情；许多基督徒姊妹也同样扶助他受苦的妻子。
杨格非夫妇于一八八一年七月回到英格兰，在朋友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他再次受邀为中国的事业呼吁；在公理会联合会的秋季大会和许多教会中，他以扣人心弦的雄辩发表讲演。
然而夫妇二人都渴望重返所爱的工作，于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离开英格兰。杨夫人在华的停留却极为短暂，病情复发，迫使她在一八八二年七月返回纽约接受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手术成功，她再次尝试重拾所深爱的工作，于一八八三年十月抵达汉口。
在英格兰时，杨夫人曾从朋友处收到多笔款项，专为她长久怀有的一个计划：建造一座水手休憩所。这座小楼建在杨格非花园的东南角，从书中插图可见，是一座颇为雅致的建筑。在这里，善工热忱地开展，社区的欧洲人也常在此聚会。喝茶季节期间，许多水手悔改信主，几艘英国炮舰的全体船员也在这幽静之所得着极大的造就。
杨格非向来努力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最欢欣盼望的事之一，就是能在亲人怀抱中辞旧迎新。岁末将尽的那些日子里，数以千计的人离城回乡，至少十五天之内，按规矩不能做工。人们把时间都花在访友、宴饮和游乐上。因此杨格非选择新年期间走访乡间布道站，因为男人们都在家，可以全身心听他的教导。他的计划是：白天向未信者讲道谈道，晚上与归信者一同祷告、讲解圣经。
一八八五年二月十七日——中国新年正月初三——他离开汉口，同行的有吉利森医生（Dr. Gillison）、斯帕汉姆牧师（Rev. C. G. Sparham）、一位本土助手和一位执事。离汉口约十英里，他们来到一条通往孝感（Hiau-kan）的河。河上的船只都张灯结彩，船夫们懒洋洋地闲逛，全无做工的心思。但在中国的现金是无可抗拒的力量——只要酬劳配得上时令，还是找得到愿意开船的人。他们连夜行船，清晨早早在魏村（Wei village）登陆，步行十二英里穿过田野，欣然之至。魏村的小礼拜堂老远就望见了。他们到了之后，会众已聚集；他们日复一日地讲道，听众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吉利森医生则在圣器室里为成群的病人看病。
主日是个大日子：数人受洗，约一百人同领圣餐。杨格非不由想起当年与麦肯齐医生初次试图进入这个村子时，如何遭到暴民无情的攻击，被赶回汉口；也记得他第二次来访时，站在如今礼拜堂所在之地，对当时为数寥寥的归信者说，他确信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成为这一带第一座圣所的所在。
其他村子以及孝感城的情形，进展却不那么顺利。在林村（Lin village），未信者态度冷漠，敬而远之。有两名基督徒病了，他们前去探望并一同祷告，然后分手。当晚一名信使追到孝感城，恳请他们回去：因为一名基督徒去世了，未信的一派正就其安葬的方式、时间和地点闹得不可开交。
次日清晨，杨格非与斯帕汉姆牧师返回，努力向未信者说明，他们干涉基督徒这类事务是多么不讲理，并反问：如果基督徒也插手规定未信者该如何安葬死者，他们会怎么想。未信者提议尸体停放一百天再葬——被当作不合理拒绝了。他们又提议棺材放在地上、一百八十天不下葬。他们又提议：若杨格非能担保那村子一百天内无人死亡，就准许老人下葬。对方被告知：他是人，不是上帝；并且若不准许安葬，此事将交由官府裁断。
这时一位老者上前，请求另选一块地，因为选定的那块地在风水上会妨碍邻家的坟。杨格非说他们不信风水，一块地与另一块地并无分别；只要亲属不反对，他个人愿迁就他们的意愿。征得寡妇同意后，就在附近选了一块地，在众多未信的围观者面前，将这位老基督徒体面地安葬了。杨格非盼望他这温和的态度能把未信者引向宣教士；他乐于表明，自己坚守信念，同时无意蔑视他们的顾虑，无论在他们看来多么愚不可及。因此，临行时听见有人说："那位洋教师是个好人。"他格外欣慰。
回汉口途中，他们到蔡甸（Tsai-tien）停留，发现一名基督徒被一伙暴徒殴打，带头的是一个和尚，原因是他不肯为未信者的庙会捐款。多年来，这一带的基督徒常为同样的事受未信者搅扰；如今因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获胜，未信者胆气壮了，深信驱逐洋人、将耶稣的宗教逐出这片土地的日子已到。此事呈到官府，官府颁布了一道令人满意的告示，提醒百姓基督徒归信者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末了郑重警告：若再发生此类暴行，必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中国人的性情向来沉静，谈起任何话题都很少流露激动。然而一八八五年十月初发生了一件喜事，打破了惯常的平静，汉口的归信者表现出在中国罕见的热情。此事就是为杨格非牧师抵华三十周年举行的庆典；本土弟兄们所流露的感情，让所有宣教士都颇感意外。
那天约三百人聚集在医院礼拜堂——归信者已按中国风格把礼堂装饰得十分雅致，书中插图可见一斑——向杨格非敬献三块精美的匾额，匾上记录着中国弟兄们对他的敬爱之情。中央最重要的一块匾，绿绸底上四个烫金大字，内行人一看便知：中国弟兄们视杨格非为"东方恩人"。
墙上精美的匾额（插图中可见），以及五彩缤纷的装饰——品味端正、富丽堂皇——固然诉说着无数爱心与巧手，但典礼最动人的一幕，是归信者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见证上帝的美善：祂把他们所爱的牧者带到他们中间，又保守他多年来在汉口健康有力地劳苦。苏格兰圣经公会的阿奇博尔德先生也优雅地向沈先生致意——沈先生二十八年来忠心协助杨格非，是一位可敬的老者。
杨格非作了答谢，提到他早年对马达加斯加的热爱如何被上帝改变方向，上帝又为他开了一条来中国的路；之后数名成人与孩童受洗，约二百五十名基督徒一同领受圣餐。这场景与二十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只有两三位初醒的基督徒，在杨格非的民宅中胆怯地与他一同行这爱与事奉的圣礼。众人又怀念那些早已加入得胜教会的故友，第一场在华中举行的感恩礼拜就此结束。
此时他们在汉口的主要聚会场所——街口礼拜堂（Kia Kiai Chapel）——正在重建。那是华中第一座礼拜堂，已是旧堂。二十多年来，福音在其中每天宣讲数小时；辽阔帝国各省都有人在那里初闻真道。那里撒下的种子，如今已在汉口及周边结出许多其他礼拜堂。杨格非祷告说："愿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相信必是如此。
汉口差会的成功就这样不断扩大，使杨格非的心欢喜。然而在这一切之中，一八八五年尚未结束，他便遭受沉重打击：他心爱的妻子离世，进入永恒的奖赏。
杨夫人的去世，是她一生的和谐收束。约三个月前她开始觉得身体不适，但直到一八八五年圣诞节，夫妇二人都未觉察危险；那天她多次严重发冷，午后剧痛，随即出现吉利森医生诊断为腹膜炎的症状。爱与医术所能给予的一切帮助都尽了，但她渐渐恶化。丈夫和朋友们抱希望到最后一刻；然而离世前两小时，她起了大变化，他们的心开始下沉。在那两小时里，她以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信心与盼望。她似乎看见了荣美之王的临在，天上的幔子向这位涉水过河的得赎者揭开。这是一次凯旋的渡越。身体虚弱使她言语不清，但她不断重复奇妙的话语，如："耶稣！宝贵！耶稣，救主！来吧！主耶稣！福乐！格里菲斯！不要难过，格里菲斯！"
丈夫问她是否喜乐。刹那间，一道奇异的光照在她脸上——或从她脸上发出；她睁开眼睛，定睛望天，说："耶稣，主！何等美丽！"最后半小时里这句话反复出现，她唇边带着这句话咽了最后一口气。
在场的人永不能忘记那半小时所见所闻。他们觉得天就在他们中间，他们靠近了君王。"那是什么光？不正是另一张脸的反照吗——那张脸正向她微笑？灵魂飞去了，但脸上留着回应的微笑，美得让凝视的人难以相信：那被异象点亮的灵魂，难道不是还在后面，使这微笑发光吗？"
灵魂依然向上，奋力高飞，
展光之翼；
那将属于你！
你已一切安好；
惟愿我也能如此！
忠于亡妻意愿的丈夫（他深信这正是她生前会表达的愿望），把她的遗体顺扬子江而下，乘江宽号轮船（ss. Kiang Kivan），安葬在上海美丽的墓园。他女儿——一直是他的安慰与帮助——陪他走完了这段悲伤的旅程。当他们漂过美丽的峡谷，经过银岛、金岛，驶向她在东方最爱的那片土地时，"天朝"的景色从未像此刻这样震撼这些哀悼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