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之于森林，
以光和空气为食，
趁它们甘甜柔嫩的汁液
尚未硬化成木——
儿童之于世界，正是如此；
透过他们，世界感受到
比树干之下所能及的
更明亮、更和暖的气候。
——朗费罗（Longfellow）
传教士生涯中最大的试炼，莫过于父母与儿女被迫分离。异教生活的环境对孩子道德的成长极其有害、极为不利，纵使父母倾尽全力呵护也难以抵挡。孩子们也必须送回国受教育。因此，1860年11月，杨格非（Griffith John）夫妇把长子格里菲斯（Griffith），中文名梅福（Mei-foh），托付给几位朋友送往英国。虽然年纪这样小便要与父母分离，但每个夏季当地的气候都严重损害他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与此同时，幼子大卫（David）病得很重，杨格非夫人身体也不好。然而经过三个月的忧虑煎熬，小家伙终于转危为安，入冬后恢复了不少元气。
1861年3月，第三个儿子出生，取名阿瑟·格威廉（Arthur Gwilym），中文名却是天福（Tien-fuh），意为"天上的福乐"。
1863年9月，大卫患痢疾，病势沉重，父母数日之间都以为要把他交托给主了。然而这试炼中满了祝福：医药罔效之后他竟得以康复，这对杨格非是极大的安慰——他刚刚痛失同工，只得独自在"帝国的心脏"奋斗。四处华人布道站的工作和欧人侨民的事工都落到他一人肩上。此时已很明显，本该到期的回国述职假无法按时休了。即便立刻派一位年轻传教士来接替，至少也要五年之后，杨格非才能离开汉口（Hankow）。
就在此时，杨格非夫人又为丈夫添了一个女儿，他欢喜地写道："我当然一直盼望有个女儿，这份礼物使我心中的钟声齐鸣。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的家庭完整了。我想，没有女儿的父亲是不会幸福的。"
鉴于杨格非夫人身体持续虚弱，又恐小大卫在汉口再熬过一个炎夏会有危险，杨格非决定于1864年春送他们回国。那个冬天，他们得以住进新建的传教士住宅，大大受益。此前两年半，他们一直住在一所中式民房里，不仅狭小局促，而且有损健康。杨格非一如既往先想到的是工作，建造礼拜堂是他最关心的事。那座礼拜堂已启用一段时间。住宅落成后，他谈到建造工程时写道："我由衷欢喜这一切都已结束，我们也安顿得舒舒服服。礼拜堂稍小了些，能容纳约二百人。我每天约有150人的会众，聚会持续约三小时。我深信上帝必赐福给此地从异教中被召聚进祂教会里的这群人。我如今唯一渴望的，就是看见上帝的灵大大浇灌在这里的工作。请为此代祷。"
1864年，杨格非夫人带着孩子们回英国探亲，在故土住了一年，身体大为好转。与此同时，她忠心的丈夫正在汉口城外奋力推进工作。
他积极开展的乡村工作，亟需一位可靠的本土基督徒作助手。但在杨格非的归信者中那些"秀才"（Elegant Talents）里，没有一个比卢向阳（Lo Hiang-Yung）更合适的。他约四十二岁，受教育不多，但非常坚忍，能读书，写得一手好信。他多年修行苦行，因深感罪孽、惧怕将来的报应，曾弃绝尘世、离弃妻儿。汉口差会的开设对卢向阳真是大好消息。他极其渴慕一切属灵的益处，竟甘愿给杨格非当苦力——最低等的仆役，月薪仅十四先令。他读经、向人传讲极为殷勤，常常半夜还听见他在向上帝恳求。与家人重归于好之后，卢向阳被杨格非亲自栽培，训练作传道人。几经尝试、屡败屡起，他终于在蔡甸（Tsai-tien）开设了一处布道站——那是离汉口约二十英里的小地方。障碍虽多，但卢向阳的热心、朴实、诚实，加上杨格非及时的援手，都一一胜过，结了许多果子。
卢向阳却不满足于一处地方，得了杨格非的许可，便遍扫四乡，到处布道。一日，他腋下夹着五六尊神像来到汉口，呈给杨格非，并说几个月前他听说，在蔡甸再往前十英里的小地方观音阁（Kwan-yin Kian），有几个人对基督教感兴趣。他立刻去探访，一位妇人抱着孩子出来迎他，孩子似乎奄奄一息。那可怜的妇人告诉卢向阳，她求医问神都徒然，心里十分悲伤。
卢向阳说："你们的偶像是假的，道士和尚只会欺骗你们。我敬拜的是至高的主宰（the Supreme Ruler）。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和你的孩子向真神祷告。我不知道孩子病愈是否是祂的旨意，但我知道，若祂喜悦，这事必能成就，也必因祷告而成全。"于是卢向阳"祷告了，深信上帝必应允"。
他下次再去，那妇人跑出来迎接，欢呼说孩子完全好了，基督徒的上帝才是真神。此后他常去探访；卢向阳请那些不再信偶像的人把偶像交给他，有两家人照做了。这些就是他呈给杨格非的"战利品"。从那时起，在观音阁，许多中国人在卢向阳忠心的劝勉下归信了。这就是罗教师——一个信心单纯的人，却在祷告和圣经知识上大有能力。
靠着天父智慧的护理，杨格非又得了一位刚强的基督徒相助，其才智胜过卢向阳，也颇有文学造诣。这就是沈子星（Shen Tsi-Sing），杨格非的主要助手和朋友。他1825年生于南京（Nanking），十五岁时被举为"文学硕士"（Master of the Literary Essay），二十三岁考中人人艳羡的秀才（Sin-tsai）功名。他曾一度被迫为太平军效力，心中不乐，决意投江自尽。"站在江边，想到年迈守寡的母亲，他犹豫了。他回到住处，后来逃了出来；但他的妻子儿女，除一个女儿外，不久都在被迫的流亡生活中丧生。"在上海（Shanghai），他听见福音，起先轻蔑，继而疑惑；怀着这样的心态，他给几位传教士当起了官话教师。闲暇时他研读圣经，当时他这样形容自己："我的罪在我看来如汪洋大海；想靠自己的才干、德行或学问来赎罪，以求得天堂，就像想踩着一块小木板渡过险恶的大海，指望它把我载到彼岸的福地一样徒劳。"
沈子星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成了杨格非的中文老师。他很快信主受洗；杨格非见他稳重勤奋，便安排他无论到哪里都随行，作为本土的朋友和助手。
杨格非在汉口安顿下来不久，沈子星便加入与他同工，忠心耿耿、坚韧不拔地作了二十五年基督徒传道人，深得杨格非满意。他过着堪为楷模的基督徒生活，直到1887年去世，对汉口教会一直有刚强而健康的影响。
沈子星成就的工作极为浩大。他每天上午在杨格非的书房里，撰写书籍、传单或书信（内容由杨格非提供），并阅读或讲解重要的中外书籍；下午则在礼拜堂里，按当时的需要讲道、谈道或辩论。他在礼拜堂门口和汉口各处张贴告示，告知众人：每晚六至九点，他会在牧师室里与任何人谈论基督教的事。他也参与主日聚会，并巡访乡间各布道站，教导慕道者，坚固传道人们的手。他是优秀的讲道者，驳斥博学之士的异教论点大有能力；对杨格非而言，他实在是亲爱的朋友，也是最宝贵的帮手。这就是那群高贵的本土传教士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他们长久而干练地协助杨格非在汉口的差会工作。一位已经安息得赏，另一位仍留下来继续工作。
杨格非一面忙于督理差会事务，一面大力在汉口四乡巡回布道，深感家人不在身边的孤单，也渴望有一位欧洲同工的同情与帮助。1865年夏天的酷热更添他的孤寂之感；英国朋友们建议杨格非夫人把探亲再延长一年，他不赞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11月，他顺江而下去上海迎接妻子和最小的孩子，真是满心欢喜的差事。长期的调养使母子二人大为改观，他怀着感恩的心回到汉口的工作中。
另一件喜事，是1866年2月埃文·布赖恩特牧师（Rev. Evan Bryant）到任。他被派来加入这个差会，并全心投入为有效服事而必需的预备工作。对杨格非来说，多一位帮手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不是图安逸，而是多了行善的机会。自1861年开设这个布道站起，他就怀着一个心愿：把它建成传教事业的模范中心。如今，若不在所服事的人群中为医疗需要作些安排，就不算一个完备的大型差会站。在许多地方，开业医生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免费帮助穷人；缺少这种帮助的地方，传教士通常也设法学些医药外科知识。然而，差会医院或诊所虽是极宝贵的附属事工，却所费不赀：要建造并维持合适的房舍，聘请医生和助手团队，还要免费分发药品。
想到主曾多次藉医治身体为机会，使灵魂得着光照，杨格非早有打算：将来有一天要建一处地方，向归信者和异教徒一同施行医药外科的救助。然而在此事上，上帝的护理远远超过祂仆人最乐观的期望，并以出人意外的方式促成了此事。他长久以来盼望在传教士住宅附属的花园里建一座礼拜堂，天天向住在城那一头的本地人传福音，也邀请在欧人租界受雇于外国人的仆役们在主日来参加聚会。
1866年4月前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伯特·麦克斯韦先生（Robert Maxwell）和几位商界朋友，希望从侨民社会得到一些捐助。他们鼓励这个计划，并答应帮忙。但当事情提到欧人面前时，发现若能在讲道堂之外再加一所医院、哪怕一间诊所，就能募得大得多的款项。这个消息传到杨格非那里，他答复说这想法与他最珍视的计划之一完全契合。两项计划若能同时实现，实在值得欢喜；但当时还无法实行，因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当地还没有医生。接着有人告诉他，里德医生（Dr. Reid）很乐意承担医疗部门的工作。次日杨格非与里德医生面谈，发现他也有同样的心愿，几个月来一直在学中文，部分原因正是想以此造福百姓。随后医院的运作方案商定，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欣然批准，并为这计划捐款。
医院也要兴建的消息传开后，此事得到热烈响应，三天之内，这个小小的欧人侨民团体就为建筑认捐了300英镑，其余捐款陆续而来。楼房建成，家具药品购置齐备，司库手中结余的85英镑足敷前六个月的开支。对杨格非来说，这三个月额外工作的成果极其鼓舞人心，尤其欧人对这机构如此热心，使他期望他们的慷慨支持能持续下去。他写信回家说："我大大欢喜，汉口差会如今各部门齐备了。我们有礼拜堂、学堂和医院，都位于极佳的位置。靠着上帝的祝福，藉着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这一地区有更大的属灵改变。"
医院刚落成，长江（Yang-tsi）便洪水倾泻而下，城镇和四乡顿成泽国。货物财产损失惨重。数千间中国民房被住户弃守——他们已坚守到最后一刻。然而中国人忍耐而豁达。房子眼看要塌，他和家人，或许再加一两个朋友，却坐在堆起的家具上或屋顶上，半裸着身子，谈笑、说俏皮话、赌博、抽烟、品茶、寻欢作乐，仿佛什么怪事都没发生。在欧洲，这样的灾难会引来一片哀号、报纸呼吁，以及爱心同情与援助的普遍爆发。在汉口，它只激起一丝涟漪。百姓似乎觉得：洪水做完它的工就会退去，留下的他们和从前差不多；两年之内一切痕迹都会消失。这期间，中国人有一碗饭、一袋烟，再加上一副还过得去的胃口，便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泥草小屋，他重建的速度比洪水冲垮的还快。他很快又能每天挣一二百文，慢慢还清因水灾欠下的小债。何必灰心，何必觉得被天命压垮？命数是定的，洪水总要来；凭着他那套讲求实际的逻辑——就属世的事而言从无差错——他平静无怨地顺服了不可避免的一切。
杨格非和爱妻的注意力从洪水转到了小女儿玛丽（Mary）身上，她病势危殆。杨格非已不抱她能康复的希望。然而经过三个月极缓慢的好转，她能下地走动了，随后体力迅速恢复。忧虑与喜乐常常相邻：11月1日，又一个儿子的降生使杨格非宽广的心欢喜——这孩子看来会健康强壮。
1867年1月，又一位同工托马斯·布赖森牧师（Rev. Thomas Bryson）到任。为差会工作方便，他虽驻扎武昌（Wuchang），却按各处工作的需要到处协助。此时欧人侨民送给杨格非一件很实用的礼物——一艘舒适方便的传教船。此前他巡访各布道站都雇用中国木船，那些船很少不漏水。
接着在武昌开了一间诊所，杨格非和里德医生每周三前往看诊。诊所非常成功，求诊的人常常多到应接不暇。
不知疲倦的卢向阳在汉阳（Han-Yang）开设了一处布道站，经费由汉口的本土基督徒决议承担。一日，一位官员在他讲道时出言侮辱，百般设法激他争吵，未能得逞。接着那官员说他是反贼，命他跟自己去见上司。卢向阳答应同去；不久那官员放他走了，劝他以后不要再讲道，他回答："不，我必须传道。"他回到布道站连续讲了好几天道，好向百姓证明那官员说他是反贼的话是假的。第三天，那官员回来向卢向阳为自己的无礼道歉。这位传道人的勇气和成功使传教士和本土教会都大为欣慰，会员们在1867年这一年里都殷勤作工。
杨格非报告教会增加了五十一位会员，还有许多人在预备中。1862年受洗的成年信徒十人，1863年十二人，1864年十三人，1865年十一人，1866年二十二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十一位中有十三位是妇女，其中十一位是归信者的妻子。传教士无法直接接触妇女，六年来杨格非一直努力让归信者明白：有责任把妻子带到福音的直接影响之下。长久以来，要他们像基督徒那样感受和行事实在看似无望，他几乎要灰心。他们总说国情风俗与此相悖，妻子的感受——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尊重——也反对这样做。去礼拜堂、与男子一同公开敬拜，不仅妻子，连全家都会被人轻视。他们说，眼下先在家里教导妻子；慢慢地国人的观念会改变，到那时公开认信、参加公共敬拜就容易又稳妥了。
1866年，杨格非察觉到这方面的动向；这十一位归信者的妻子，正是他五年努力的初熟果子。他满怀希望：一两年内，汉口城内外所有归信者的妻子，或许还有其他女性亲属，都会被带进教会。这些新归信者中，不少是普通会员影响的结果。木匠任吉甫（Jeu-ki-pu）就带了七个人进来。他做了五年热心的会员，虽是穷人，却常供米给工人们，免得他们在主日做工。在他努力得着成功之前，亲友们都以为他中了什么邪。他们说他什么都不做，只读新约圣经、祷告，跟人谈灵魂和救主耶稣的事。
一个有趣的归信例子，是一位年轻的下级官员：他带着师爷和几位朋友走进礼拜堂。杨格非见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便把话头引向他们，见他们全神贯注，很是欣喜。下周一，那官员竟走进他的书房要求受洗，令他大感意外。此人是四川（Si-chuen）人，在四川见过不少天主教徒。有朋友邀他去听杨格非讲道，他说去也没用，因为天主教不许外人进去。经人保证汉口的"洋教"不同，又读了人家送他的一本杨格非的小册子，他便和朋友去了。他得了许多书，很快把内容都读通了，对基督教表现出极深的兴趣。不久他带着教会恳切的祷告回到四川的官任上，愿他在传播新信的信仰上得着成功。
同时被接纳为会员的，还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医生。他和大多数本土郎中一样，常年游走四方，随身带着家传的药方和秘方。在四川时，一本新约圣经落到他手里。天主教徒告诉他这是本危险的书，不该读。他却不信这话，想不通：明明载着他们自己信条基本要道的书，为何说危险。到了汉口，他想去听听聚会，看自己的难题能否解开、疑虑能否消除。杨格非不会轻易忘记与此人的初次相遇。走进礼拜堂，只见他和余吉方（Yu-ki-fang）正激烈争论：医生提出他的疑难，老余则纳闷，这么显明的真理，通情达理的人怎么会有疑难。杨格非见两人谈不拢，便站起来问他来礼拜堂做什么：是来挑剔，还是来寻求真理。他向杨格非保证，唯一的目的就是消除疑虑、坚定确信。杨格非说："那么，你尽管提任何问题，放心，你说什么都不会得罪人。"
他立刻显出对此深思熟虑过。"你们说基督的降生是神迹，但神迹可能吗？有必要吗？若说有必要，为何独独在祂身上有必要？就算承认可能、承认必要，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基督的降生真是神迹，而这故事不是传说，不比其他许多类似传说更值得相信？"这些是他问题的一斑，听起来仿佛他读过自然神论的书。他似乎对杨格非的回答满意，但当时也没指望他再有什么下文。不料下个主日他又出现了，不久便前来要求受洗，说正是礼拜堂里的那场讨论消除了他的疑虑，使他确信基督教是真理。
以上是那一年加给差会的五十一名归信者中的几个例子；不难想见，这样的人成了基督徒，无论谋生到哪里，都会成为热心的传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