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无一时代能长大而超越，
亦无一时代舍得
与往昔久经考验之智慧分离，
与那历百代筛炼之言语分离，
其上印着千秋之印记，
自庄严先贤之口相传而下——
他们在更庄重的学府中学得智慧，
在比我们所知更剧烈、更惨痛的
冲突之时代中得来，
不似今日这轻浮的假日，
真理与谬误不过是口味之别，
是时尚的赝品，年年更易。
守护那些古井罢，那活水的泉源，
我们的先祖曾饮之而得苏醒。"
——波拿博士（Dr. Bonar）
以英文写作而论，杨格非先生（Mr. John）的文风，简洁与明晰兼得。从他的著作可见，他写作并非为求个人声名。宣教事工及其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是他一贯的主题。"其论述虽直切要点，坦率而富洞见，却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些著作不过是旁出的辅助之作，为他一生的大工效力。"
1859年，他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题为《中国人的伦理——论性与罪之学说》（"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ctrines of Human Nature and Sin"）。这本小册子显示他对中国伦理学家的著作颇有研究，并阐明了他们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他在1872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年会上的讲道，是一篇极有说服力的宏文，旨在激发人对中国"怀抱希望"（"Hope for China"），因中国对基督在世之国度的态度令人鼓舞。后以该题广泛刊行，成为小册子。见当时许多人对宣教的热心渐衰，他在1882年离英之前，写了《为中国请命》（A Plea for China）；又有《中国之诉求与呼召》（China, her Claims and Call）。同时问世的还有一本极有价值的小书，题为《宣教工作的属灵能力》（Spiritual Power for Missionary Work）。这是关于圣灵的工作与能力有力而有效的论述，无疑是杨格非先生亲身经历的结晶——他深知没有神的帮助，宣教工作徒劳无功；也深知属灵工作的果效，唯有出于圣灵的大能、靠圣灵的大能维持，才能长存。
杨格非先生的名字之所以在中华帝国（the Celestial Empire）如此广为人知，主要靠他的文字工作。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宣教士以如此大的动力，借印刷机传扬真理。全帝国通行同一种文字；同一本书，不仅凡识字的中国人、无论说什么方言，都能读懂，连周边各国的知识分子也能读懂。民间识字的人数非常多。每个村庄都有学塾，城镇有许多学校，大城市还有书院。各处都极重教育。识字人口的实际比例，恐怕永远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各地差异极大；但想到四亿的庞大人口，说一本中文书能被世上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多的人读懂，一点也不过分。中国人对文字怀有极大的敬意；凡到手之书都细细研读，虽未必赞同，却很少毁弃糟蹋。通行的书多为久远之作；新书在民间几乎无人知晓，因此一出便大受欢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纸张与印刷都极便宜，用印刷机大可广为使用，而不致花费过巨。
这些有利条件之外，也有一个严重的难处，就是中文之难。就这一点而言，中文独一无二；没有其他语言文字可与之比拟，要掌握它，需毕生之功。中文用奇特的方块字书写，大多数人即便只在茶叶箱上见过，也都面熟。这些字不像我们的字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字音，即字的名称，随方言而异，但所表之意永恒不变。这正如我们的数字1、2、3等，任何欧洲人见了都懂是何意，尽管各国语言中名称不同。中国人每个意念都有一个不同的字，仿佛整个语言都用数字写成；于是操不同方言的人，虽口不能通，却能同读一本书，了然无碍——正如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看到250这几个数字，立刻都懂是何意，却听不懂对方怎么念。只要学会每个字的意思和组字成句的方法，完全不懂一句中文口语，也能用英文读懂中文书。但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字典收字约四万，常用者不过六千左右。
中国人称他们的书面语为文理（Wen-li），即"文言体"（"literary style"），外国人常称之为"古典体"（"classical style"）。这种文体与任何口语方言都不对应。在别国，书面语与口语相同，听人朗读书，与自己拿书看页，同样明白。但文理是专写给眼睛看的，不是写给耳朵听的，所以中国读者必须看到书，跟着听人读是跟不上的，除非事先已熟读。原因在于：字虽极富，字音却极贫。在官话（Mandarin）——最通行的方言——中，只有四百十一个音，于是每个音须代表许多字，有的竟代表几百个，意义各不相同。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只有四百十一个音、即四百十一个词的语言怎么说得出口；有趣的是，中国人对英文也有同样的难处：他们不明白只有二十六个字母的语言怎么写得成。他们以为这必是一种贫乏的语言，常请宣教士教他们英文，因为"一坐就能学会——只有二十六个字母！"
两边的难处都用同一个办法解决：我们把几个字母拼成词；他们说话时，把两个或更多的字连用，一个音节不够，就加字成词。例如fu是"父"，也是"妇"、"斧"、"福"、"夫"、"符"，还有许多别的意思。写出来，一个字各表其意，互不混淆；说出来，就必须另加一字以免混淆。于是"父"变成"父—亲"（fu-tsin；父，亲属），"妇"变成"妇—人"（fu-jin；妇，人），"斧"变成"斧—头"（fu-tan；斧头），"福"变成"福—气"（fu-chi；福，气氛），余类推。记住书面语（文理）与口语之别，就容易明白：读者一目了然的，听者可能全然不解。
口语中文与文理一样，随时可以书写印刷，因为多数方言的每个音都有对应的字；但中国人自己不习惯写口语，除非有意摹写说话，如小说、戏剧。他们的著述、书信、报纸，几乎全用文理。赘字于目观无益，他们便力求删汰，深信"文言体"之美，全在愈简愈好。然而宣教士发现，各地方言口语本，于传道大有裨益：略识字的人读之更易解，还可朗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于是他们备办了大量这种所谓"白话体"（"colloquial style"）的书。这类书不像文理书通行全国，只能在所用方言通行的地区使用。其中多数是官话本，官话为四分之三中国人所通晓。
杨格非先生在文字工作上，严格限于编著与中国传福音直接有关的书籍单张；尽管对汉学家（sinologues，指精通中国文学者）而言，旁骛他枝的诱惑异常之大。中国本土典籍中，史部、子部仍有大量著述，若译出供外国学者研读，必受欢迎，译者也将大得声誉。另一方面，本土士人中，急于了解西洋科学与技艺者日增，若有人用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备办这方面的书，必大受赞誉。为东西方传播知识而劳苦，是崇高的呼召，投身其一者都当受尊敬；但杨格非先生把他的才干献给了更高的事——专心一志，使福音为中国人所知。这在世人眼中或不甚受赏识；但正如永恒大于时间、神的智慧高于人的学问，这一志向远胜那一志向。
他的第一批单张发于1860年，那时他到宣教工场已五年；自此不断增补。华中圣书会（Central China Tract Society）的目录收录他的著述三十余种。许多已被其他圣书会采用，每年在全中国流通的他的出版物超过五十万册。书名即见其性质，其中有《德慧之门》（"The Gate of Virtue and Wisdom"）、《齐家八道》（"Teaching the Family in the Eight Way"）、《天路指南》（"The Guide to Heaven"）、《福音大纲》（"The Great Themes of the Gospel"）、《救世真主》（"The True Saviour of the World"）、《求福真道》（"The True Way of Seeking Happiness"）、《论真神》（"The Truth concerning God"）、《论重生》（"On Regeneration"）、《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论赎罪》（"On the Atonement"）、《论悔改》（"On Repentance"）等，无须再释。他细察各阶层的需要：有的专为士人编写，在许多省的省会乡试之期广为散发；有的适于在民间广泛流通；为教导初信者及公用崇拜之用，他还备办了通俗的问答与圣诗集。皆用文理体写成，不仅通行全国，在朝鲜、日本也大有价值。下引华中圣书会报告书的摘录，可见其效用：
"这样的圣书会所成就的善工，今生我们永不能尽知，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谢神、壮胆前行。一位积极襄助本会工作的同工来信说，他收到许多远省来信，询问本会出版物所传教义，寻求更多的亮光。他又说，一次在湖北乡间，向一大群未信者讲道时，发现一位听众对基督教义颇为熟悉；宣教士连问数题，他都对答如流，随后主动说，他的知识得自在汉口（Hankow）买的一本三分钱的小册子。后来问到一题，这位小册子的学生实在答不上来，人群中却有一位读书人代答，答得头头是道，可见他对我们所传的真理，比前一位知道得多得多。问他从何得知，他说读过一本单张——一本大的，还说出本会另一出版物的名字，又说他那一带的读书人，这本单张人人都读过。"
"宣教士问：'书上所教的，你信吗？'他答：'除几处外，都信；总的说，我们认为好得很。'"
"这样的事实本身，足证工作的价值，激励我们更热切地沿同一路线奋进。但还有两件趣事为我们所知，连同上文所记，当使人更充分认识这最重要的基督教事工之一。"
"在汉江（Han River）支流府河（Fu Ho）岸边，有个小市镇名叫梁河口（Liang Ho K'eu），宣教士往返于三十里外的府城德安（Teh Ngan），常在此停留，传讲福音，分发宗教书册。其中一本单张，落入一个收废纸的人的篮子里，正要被拿去烧掉，被当地一位店主看见，抢救下来，带回家读。这人先前买过一本新约，读不懂，搁置一旁。读了这本单张——恰是《智慧之门》（"Gate of Wisdom"）——神的话向他豁然开朗，此前于他原是封着的书；蒙神赐福，他被激动，起了宗教上的关切与寻求。他到汉口，寻到布道所（Mission Chapel），对救恩之道愈发感兴趣；终于在汉口和德安受教之后，在德安被接入基督教会。"
"汉口一位本地售书员（colporteur），因盖房子，被迫把书摊搬到别处，最后摆在一位商人家门口。起初那家主人待他颇为无礼轻慢；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十五1），商人渐渐平息，不但不再逼迫老人，还买了他的几本书。几星期后，售书员意外接到商人邀他进屋喝茶的帖子。谈话转到书的内容上——看来商人细读过——不久老人便恳切地向这位从前的逼迫者传讲福音。这第一次谈话引出以后多次同类的谈话，商人也接受了邀他参加布道所主日聚会的邀请。这位初醒的慕道者到布道所聚会不过几星期，一天，众邻惊见他把全家偶像搬到街上，当众用火试验——试验的结果，不用说，偶像立成灰烬。两个月后，商人听说教会会员例行捐款支持崇拜等费用，便表示愿每月捐洋五角，又说：'我已来聚会两个月，已欠一元，乐意补交。'不久他被接入教会，他光明的面容、恳切的态度，常激励他的宣教士弟兄们。"
杨格非先生的中文造诣在单张中表现得如此出色，以致有人鼓励他尝试用同样的文体重译圣经。距当时通行的文理译本问世，已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宣教史上，这是很长的一段时期。那译本的译者才具卓越，但在早期，他们不可能像后继者那样精通中文的表达能力；后继者有前人的劳苦为基础，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又有更长久的经验为助。想到他们当时工作的艰难，奇的不是他们的译本有瑕疵，而是其卓越竟能沿用如此之久。对那译本主要的异议是：译者追求最高的古典文体，用了合宜却生僻的字，又因文体所限，造句异常简古，结果除了最博学的士人，无人能懂。这弊端感受之深，以致宣教士几乎完全弃而不用，改用各地白话译本，尽管本地人嫌弃白话，不肯视为"文学"。于是需要一种文体简易的文理译本——既合乎本土的文学品味（在中国这样保守的国家，逆此品味而行是无谓的愚行），又浅显易懂、绝对准确。
应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之请，杨格非先生于1883年承担了这一重任。工作之巨，难以想象；但他靠着不懈的劳苦，完成了全部新约和部分旧约，新约又经仔细校订，校订中有几位最有能力、最年长的宣教士热心襄助。译本分部刊行，新约于1886年完成，赢得一致赞许。通行无远弗届：自长城以南至安南（Annam），自缅甸（Burmah）边境以东至黄海。士人赞赏，农夫工匠读之无难。需求之多，超过其他中文译本的总和；已在民间流通的单行本与新约约七十五万册，每年发行约二十三万册。他在中国的声誉，可见于1887年5月13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书评：
"我们相信，永久的标准中文译本，必须在高古典与低白话两极之间取中道。须有权威之风，又浅显易懂；须赢得普通读书人的尊敬，又适合他们的程度。须不叫外国宣教士或中国信徒费太大气力学那确切的成语或意义。须不含任何一地的土话，而用通行全国的浅近文言，即近年来本土报纸多所培养改进的时文体。须不带注疏，以免成为引入私见或偏爱教条的凭借。须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原创译本，而非转译之译本。但篇幅不许我们尽言标准译本当如何；姑且说，我们认为杨格非先生新译的新约修订本，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最可嘉的一步，在一切必要或本质的点上都极近鹄的。虽或仍可改进，显然已足应中国各地布道工作的现时需要。毫无疑问，这一译本必为广大宣教士所接受；当然，挑剔者必仍抱残守缺，宁用自己或同宗的译本，虽远不如人。在此祝愿杨格非牧师健康长寿，能照新约的体例完成全本圣经，亲见它对一国的宗教与文学发生他所热切期望的影响——这就是他为这艰巨劳苦所求的全部报偿。"
这样的摘录易于倍增；但既同调，一引最近的一篇——《纽约世界传教士评论》（New York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或已足够：
"杨格非牧师（Rev. Griffith John）在汉口所备的新约新译本，据说胜过其他一切译本；深信它将被采为全中国合一译本的基础。这样一本书，将用三亿人能懂的语言写成。中国与印度不同，实在只有一种语言；圣经若能满意地译成这种语言，结果将是世界前所未见的。这本书从前行过奇事；将来无疑还要行奇事。"
这不是虚妄的期望。神的话语和基督教书籍广泛流通，中国亿万人民正在被熏陶。远近人民渐渐熟悉基督真理，耶稣之名与佛（Fu，Buddha）之名同样广为人知。孰胜孰败，迟早无可置疑：后者必将消逝，惟耶稣独王中国。一人能为促成这美果做多少，从杨格非先生身上可见：每年发行的冠他译者、著者之名的圣经单张，已近百万，不久必过之。其影响谁能估计？
改变必来，最了解人民的人对此速至最有盼望。到那日，他和一切为催促其来而劳苦的人，必得赏赐；与这赏赐相比，人的称赞、学会的嘉许，都将黯然无光。
杨格非先生在文字工作上至今所用的，虽是文理体——通常称"浅近文理"，以别于高古典（高古典其实一点也不浅近）——但他对官话白话，即京话，同样精通；英国各圣经公会（British Bible Societies）深信他译才无双，最近联合请他备办官话本圣经。中国各地宣教士也不断催他供应注释书、手册和各样急需的著作。世上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宣教工场，这一事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杨格非先生是其中一位高效不倦的工人；凡知他已成就之工的人，都切切祷告，愿他长寿，得以借口笔继续推进基督在黑发之民（the black-haired race）中的事业。他一生所成就的，已非常人所能及，所做的无不美好；但比起中国待做的工，不过沧海一粟。我们切望他能再接再厉多年，也祷告他的榜样和中国大需要的知识，能感动多人步他后尘，献身这至高尚的事业。
"刚逾钢铁，
是圣灵的宝剑；
疾于飞矢，
是真理的光华；
胜于忿怒，
是爱，爱能降服。"
——朗费罗（Long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