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忧伤受屈的漫漫长夜，
即将结束；
羞辱变为荣耀，
哭泣化为歌声。
新的清晨正在破晓，
新的太阳喷薄而出；
新的绿意含笑，
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波拿博士（Dr. Bonar）
1855年9月24日，好船"米切尔号"（On Hamilla Mitchell）载着传教士们，经过一百二十天愉快而平静的航行，抵达上海（Shanghai）。杨格非（Griffith John）来得正是时候，时机再好不过。四十年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并祷告，能有机会向中国的乡民自由宣讲福音。他们的祷告即将蒙应允。太平天国之乱（Taiping Rebellion）在洪秀全（Hung-sew-tsuen）率领下，已蹂躏这片国土最富庶的地区五年；与此同时，欧洲列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牵制着清廷的注意力。历代以来，这个政府一直施行强有力的保守统治，如今它的控制松弛了；通商口岸的传教士们利用统治日渐松懈之机，深入内地巡回布道。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洋人只能在条约口岸一日路程之内活动。门户逐渐敞开；杨格非到达时，怀着和平目的的旅行者实际上已可自由通行各地。
杨格非以他一贯的热忱投入工作。航行途中他刻苦学习，如今专心攻读语言，指望六个月后就能讲道。他在给英国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心急切，渴望能向百姓讲述基督。目前我只能问他们信不信耶稣，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请为我祷告，使我在中国大有用处。"许多心灵回应了这一请求；我们相信，本书所记的事实必证明这些祷告已蒙应允。
在为他们预备的房子修缮期间，杨格非夫妇暂住在老传教士麦都思牧师（Dr. Medhurst）家，他四十年的开荒之劳即将结束。如同古时的以色列人，他长久渴望进入心所向往的美地；前一年，他已能到上海周边乡间作几次布道之旅。他的赏赐近了，其中一部分就是得知：晚年陪伴在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上帝预定要把福音带到中国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当时上海住着二十五位传教士，分属英美各差会。他们都热忱欢迎新来的人，新人很快便与宣教禾场上的同工们亲如一家。1856年1月，年轻传教士因儿子的出生而满心欢喜，为他取名格里菲斯（Griffith），不过人们通常用他的中文名字美福（Mei-foh）称呼他。
同年6月，杨格非谦逊地谈到他最初的直接努力："几个月来，我习惯去庙宇、茶馆等地分发单张，用我朴拙的方式讲道。现在我能颇为轻松流利地讲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令我十分欣慰的是，我发现大家很能听懂我。说中文，能被听懂是大事，因为声调太要紧了——声音稍微一升一降、一长一短，意思就天差地别，哪怕用罗马字母（Roman character）拼出来完全一样。这使口语的学习既枯燥又艰难。书面语更是个庞然大物。它确实难学——至今没有一个欧洲人真正掌握它，可见一斑。我非常喜欢学它，一点不觉得枯燥。它的难处只会激起我与之搏斗的渴望，直到把它踩在脚下。征服这门语言，值得一场漫长而刚强的奋斗。有谁会觉得学一门语言是重担呢？按上帝的护理，这门语言注定要成为管道，让神圣真理如赐生命的溪流，流入四万万干渴却不朽的灵魂。这样的念头，足以唤起人全部的生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目标、更崇高的结局，值得人把灵魂全部的能力才干全然献上呢？上帝在灵魂得救上得荣耀，是天下最尊贵的工作。"这可视为杨格非在中国一生工作的基调。
几个月后，他随艾约瑟先生（Mr. Edkins）等传教士作了几次布道之旅，每次外出两三周，深入内地一百五十英里。他说："我们得以接触几百万最麻木、最冷漠、最属世、最不敬虔的人。"
1856年下半年，上海周边数月大旱，起初官民都极虔诚地向偶像求雨。雨不来，百姓便停止了祭祀，说偶像无用。和尚道士们列队庄严游街数日，依然徒劳。百姓转而轻蔑地议论他们，倒似乎愿意听传教士讲道，也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唉，雨一下，他们很快又沉回先前的冷漠。
此前杨格非都是随年长的传教士出门布道；1856年10月31日，他第一次独自远行，只带了售书员（colporteur）王某（Wong）作助手。
他们访问的第一个重要地方是松江大城（Swong Kong），距上海四十英里。当晚在城下四英里处抛锚过夜；次晨醒来，杨格非发现船正驶入城西门。正值年度考试，求取功名的士子挤满街头，无论传教士和助手在哪里布道，都能得到聪明的听众。他们带的书很多，被争相索取。无人表现出不悦或恶意。
下午，他们边走边分发书籍，王某递给一位体面人一本，那人看了看封面，竟把书撕得粉碎。王某大为狼狈，高声责备那人：不喜欢，大可把书退回，何必撕毁。杨格非看得目瞪口呆——他分发过成千上万的书籍单张，从未见过这种事。周围的人见传教士为这前所未闻的无礼举动动了怒，忙劝他们别生气，说那人是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
劳累一天后，杨格非和助手回到船上，把船夫们聚拢来，和他们一起读新约圣经，讲解并祷告。他说这是全天最幸福的时刻。第二天是主日。唉，在中国没有安息日。和平时一样，只有喧嚣、忙乱、骚动、混乱和不敬虔。不过，传教士们面对举人听众，人数更多，也更专心。
次日他们返回上海。杨格非染上了发烧并发疟疾（fever and ague），幸得合信医生（Dr. Lockhart）及时有力的治疗，很快痊愈。
在乡间如此奔波的同时，杨格非和他能干的妻子也没有忽略自家周围的人。他们雇了一名女仆，对上帝、救主和来世一无所知。杨夫人每天教导她，杨格非在家庭敬拜时也有机会对她讲道。她渐渐迫切地想认识真理，感受真理赐福的感化。她不久便渴望受洗，和两个孩子一同被接入教会，后来证明自己是教会中名副其实的一员。
早在1857年9月，杨格非就计划深入内地，到洋人势力不及之处，为百姓的灵性福祉劳苦。但时机未到，他仍留在上海，读书做工，立志作"无愧的工人"（提后2:15）。他告诉朋友们，两年的居留纠正了他对这工作的估计，也让他看清了福音在中国前行的巨大难处。他说："圣工在推进，但非常缓慢。百姓的心硬如钢铁。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噬，似乎感觉不到感官之外还有什么真实。我们的道理在他们听来是愚拙，我们的话是胡言乱语。我们与他们辩论，把他们驳倒；我们用道理使他们哑口无言、羞愧难当，但这一切落在他们身上，如同雨落在沙漠上。有时我几乎以为中国没有指望了，但有一个应许驱散了阴霾，就是：从希尼之地（Sinim）来的人必要来到。中国几千年来所听从的师傅们，所教的不过是今生的事。孔子（Confucius）论礼、义、信、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说得极好，但他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实践这句话的办法，就是尽量少想他们。"
1857年10月，杨格非与艾约瑟牧师（Rev. J. Edkins）访问苏州（Soochow），中国人视之为最富庶美丽的城市之一。俗话说，人生要幸福，须生在苏州，住在广州，死在苏州——苏州人最俊，广州货最奢，苏州棺材最好。苏州在上海西北；城墙周长十二英里，城内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此前从未有洋人公开到访过这座城市。传教士们刚进城门，就被一位官员很有礼貌地请进屋里坐下。约两分钟后，又来了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盘问了一番，然后说不能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与他理论，他说："好吧，这道门你们过不去，不如换道门试试。"见再争无益，他们回到船上，吩咐船夫从一道水门进城。顺利进城，游览了主要的名胜。又向许多人讲了道，然后回到船上，对这次成功十分满意。他们的出现引起很大好奇，但无人滋扰；于是次日他们深入城中心，分发了数百本新约圣经。
此后杨格非几乎专心巡回布道，走访了许多城镇。1858年初，他与一位同工访问了嘉兴（Kia-hing）和嘉善（Kia-shan）两座大城，距上海约一百英里。他们决定改变一天讲两三篇长道的惯例，改用简短朴素地陈述福音真理、恳切慈爱地呼吁听众良心的方法。每次只讲几分钟；他们清早开工，两人分头讲到深夜，一连数日，两座城里几乎每条街、每个街角，都有几千人头一次听到这佳音。群众听得很专心，无人打断，也无人表示恶意。许多人似乎被感动，但大多数人对这信息漠然置之，甚至轻蔑。当时杨格非表示，他深信那种旧观念——中国必须先从上层做起，先得着智者、富者、贵者，再下及平民——是完全荒谬的。他指出，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经验都证明，中国并不例外于这条普遍规律。他说："若要使中国归主，必须从平民做起，把精力主要用在开启他们的心窍上。"
1858年3月29日，杨格非携全家离开上海，前往平湖（Ping-hu，意为"平安之湖"），约二百华里。他们在城外租了一所房子；那年夏天，他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每天向很好的会众讲道。成立了由六位慕道者组成的慕道班，后来建立了教会。他的计划是在上海附近各城设立同样的站点，巡回其间，督导华人助理传教士和各项工作。
他的眼目和心很快转向杭州（Hang-chow）——"中国的雅典"，次月事态的发展使他得以成行。4月19日，他携全家出发，次日晚抵达松江（Sung Kiang），第三天早晨拜访了华人助理传教士的住所——"锡安堂"（Zion House），教会成员已聚集在那里。几位女性慕道者听说杨夫人同来，也聚了过来。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认为女子见陌生男子、尤其是洋人，极为不妥。但杨夫人在场，打消了一切顾虑，这些好妇人便欣然上前，公开承认信耶稣。
杨夫人进屋时，一大群人跟了进来，能挤进客堂（ka-dong）的都挤了进去，围坐在她周围。主人夫妇无法约束众人的好奇心，杨格非只得出去劝大家安静。他回来时，客人们已坐下吃水果、糕点、喝茶。食物盛在盘中摆上桌，却没有分食用的小碟。女主人用手取了食物分给客人，直接放在桌上——桌子不算干净。吃完后撤下桌子，用一张纸擦了擦。
杨格非考问了女性候选人，合格的便施洗接入教会。其中一位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官员的遗孀。另外两位是一对母女，女儿的婴儿也一同受洗。她的丈夫几个月前已加入教会。接着杨格非在隔壁房间为男士主持聚会，五人被接纳为会员。与此同时，妇女们正细细打量杨夫人。有人说杨先生（Yang-sian-sang）的妻子漂亮得多。有人觉得杨夫人一定很能干，另一人则被她头发的光滑吸引，赞不绝口。大家一致认为她上海话说得很好。这番议论一直持续到男士聚会结束，传教士们离开。
他们在平湖过了主日，周三抵达杭州。次日他们游览西湖（Si-hu），恰逢观音（Quaning）菩萨的诞辰。路上看见好几条船满载着拜完观音归来的香客。这里是佛教最兴盛之地，有些香客跋涉二百多英里来参加法会。湖近圆形，杭州城沿东岸展开，对岸是群山，山间点缀着许多佛寺，据说拥有中国最美的风光。湖中有座风景如画的小岛，以长堤与城相连，供人散步。这堤是诗人苏东坡（Su-tung-p'o）所筑。站在岛上的亭子（Tang-tsi）里，能听到对面山上传来奇妙的回声。说几句话，便听得清清楚楚地重复回来。
他们雇了一条游船，参观净慈寺（Tsing-tsel-zz'l），寺中有五百尊真人大小的镀金罗汉像（Sohangs），其中有几位是本朝已故的皇帝。帝王罗汉头顶悬着宝盖，以示区别。寺附近是名将岳飞（Yo-lan-ye）之墓，他曾大败金兵（Kiu Tartars），把他们赶过黄河以北。仇敌设法将他召回，在狱中把他杀害。阴谋之首是秦桧（Tsing-keno），其后人绝不踏入杭州城——他的跪像至今还摆在那里受辱。传教士们还参观了天竺寺（Tian-tso）大丛林，住着五百僧人，颇感兴趣。山间通往寺院的宏伟石道上，挤满了各色乞丐：瞎子、哑巴、瘸子，许多人露出溃烂的伤口以博同情，一边呼求佛祖保佑，一边死缠着游客讨钱。
灵隐寺（Ling-zin）中有一座大殿，殿内一方厅，光线布置得恰到好处，每排五十尊真人大小的镀金罗汉都沐浴在同样明亮的光中。僧人们颇以他们的斋堂为傲，里面有三口巨大的铜锅，一口就能煮出一千六百人吃的饭。殿对面山岩中有一石窟，也辟作佛殿。窟壁上刻着各种佛像。和尚指着墙上一个小圆洞，说能从那里看到佛头。传教士们却怎么也看不见。想必是缺了看这奇景所需的信心。那里还有一口池塘，养着几条蛇。杨格非问和尚为什么不把蛇打死。和尚大吃一惊，说："我若杀了其中一条，说不定就杀了我的祖父。"前一年，几位传教士到访过这处佛教圣地，与几位最有学问的僧人谈论过基督教的本质与主张。一位方丈恳求他们不要反对旧教，而把基督教说成与佛教并行不悖，而非势不两立。他以此为条件，邀请他们在宏伟的寺院旁建一座教堂。
杭州这座大城有一百多万人口，数省商贸荟萃于此，促其繁荣。他们取道返回松江，沿途经过许多地方，讲道并分发单张书籍。此地有三位妇女和三个孩子等候受洗，小教会的光景令传教士们大得鼓励。这次巡回大获成功，一行人于1858年5月14日回到上海。不要以为杨格非的时间主要花在看稀奇景致上。在杭州和别处一样，他坚持不懈地讲道、分发单张书籍，为这座美丽城市日后的宣教工作铺路。
正当杨格非筹划在平湖一带进一步开展工作时，松江府（Sung-Kiang-fu）城的一位本地人主动提供一所房子，供他居住和讲道。因家庭缘故，离上海近些为好，他接受了这番好意，于1858年7月底离开平湖。松江府是江苏省（Kiang-Su）的府城，距上海约四十英里。当地人以学识渊博、举止文雅自豪。几个月前，一位传教士曾试图在那里定居，却因官府干涉而被迫离开。杨格非大力开展工作约十天后，地保想吓走他。他看出，若不果断行动，大小衙役会接连不断地骚扰，于是决定直接致函知府，说明自己在城中的行踪、来意，并引述新订中英《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的若干条款。他请师爷（pundit）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差仆人送去。官府没有正式回复，但太平了一阵子。过了一阵，小吏们又开始暗中滋扰，但传教士应付裕如。他告诉他们，自己已致函知府大人，此事现在是他与那位大老爷之间的事。这话果然灵验，一众宵小作鸟兽散。每天都有盛大的会众聆听救恩之道，三周内便有五人申请加入教会。
9月，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大卫（David），他不得不返回上海。教会由负责的布道员照料得很好。
1858年10月初，杨格非与三位同工决定作一次长途巡回，沿大运河（Grand Canal）各城讲道、分发书籍，一直走到运河汇入黄河之处。他们也想了解大沽炮台（Taku Forts）失守和《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签订对百姓有何影响，宣教工作究竟能推进到什么地步。
大运河长六百五十英里，分三段，分别开凿于三个朝代。运河与其连通的江河，构成一条几乎贯通帝国南北的水道，即从北京（Peking）到广州（Canton）。在黄河与扬子江（Yang-tsi）之间，运河沿人工土堤开凿，两侧砌着石墙，许多城市的安危系于这些石墙的稳固。运河沿线有几十处钞关，官员们的主要职责似乎就是盘查可疑人物。其中最厉害的是苏州以北十英里的浒墅关（Hiibz-Gwan），通常绕行；少数胆敢硬闯的旅客都被当即遣返。但这一次，横在运河上的拦河船一听说船上有四个西洋人，便转开让他们通过。但在镇子另一头，一名官员高声喝问："站住！什么船？船里是什么人？"有人告诉他，是从上海来的洋人。"是商人吗？有货物吗？"杨格非说："不是。我们是传道人，此行唯一的目的是讲道和分发书籍。"听到对方说自己的语言，官员的态度似乎缓和下来，也有了信任；记下他们的名字，又收下几本书，便放行了。
一行人接着来到常州府（Chang-chew fu），马可·波罗（Marco Polo）称之为"伟大而高贵的城市"，是总督驻地。这里运河上横着一条粗大的铁链，上海来的船突然出现，把钞关的人吓得惊慌失措。听说洋人还要渡过扬子江，他们更加不知所措。显然是要请示上司，他们被扣留了一夜。次晨获准前往下一城丹阳（Yan-yang），到达时两位武官前来，查问他们的来意。武官们仔细翻看了书籍，说："我们看出你们的目的是劝人弃恶从善。"接着长谈一番，中式逻辑与雄辩倾巢而出，劝他们回去。据说乡间动荡，盗匪出没，叛军活跃。但传教士们明确表示不回去。次日早晨，一位文职官员（literary Mandarin）带着大批随从前来拜会。他态度十分和蔼，还答应派船护送他们到下一站。他走后，举行了英语礼拜，也向大批本地会众讲了道。收到官员送来的糕点菜肴，都是最高规格的中式做法；次晨传教士们回赠了医药及其他书籍。他又回赠了茶叶、糕点和枣子。一行人继续前行，一路受到礼遇。
老百姓不知该如何称呼传教士。杨格非听见一个妇人说："看！有个小洋鬼子。"被问的妇人说："是啊，是个真洋鬼子。"——"鬼子"指的是洋人，不是叛军；后者像欧洲人一样蓄发，不像中国人那样剃发。
回程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走访了许多传教士从未踏足的城市。他们还在杭州（人间天堂）住了四天。他们在那里自由讲道——不久前，一位冒险到此的传教士还被传到官府，押送回上海。
1859年6月，杨格非与慕维廉牧师（Rev. W. Muirhead）前往黄河一带，若可行，计划再往淮安府（Hwai-ngan-fu）以北走几天的路程。这趟行程有几件不寻常的事，值得一记。
6月8日清晨，他们抵达江阴（Kiang-yin）城，正值府试，三千士子云集。杨格非对一群士子讲了一阵，其中一人涨红了脸，摆出威胁的架势。杨格非不予理会，讲完便安静地走开。听见身后喧哗，回头见几个士子正煽动百姓。他试图安抚，他们却越发暴怒，为首的攥紧拳头，作势要打传教士。凭经验他知道，露怯与冒进同样危险，便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他们又喊他不是洋人，是乔装的长毛（long-haired rebel）。他郑重声明自己是英国人，并带着可以原谅的自豪注意到，这话让其中几个人变了脸色。那一刻在中国，"我是英国人！"这句话的道义力量，绝不亚于拉丁语"Ergo Romanus sum"（我是罗马人）。杨格非明智地把事情经过禀报了官府，官员说已严令所有差役必须善待洋人。下午，传教士们向大批专心的听众讲道。
次日他们渡过扬子江，江面宽五英里。一上岸，传教士们便登岸步行前往清江（Tsing-kiang）城。他们踏入了全新的宣教禾场。杨格非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情感，能比得上传教士头一次向被罪捆绑的百姓指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时心中的喜乐战栗。"许多城镇全城出动，围观来客的相貌和奇装异服。杨格非担心这份热闹会妨碍百姓听懂道理，但盼望下一位传道人来时"道路已经预备好了"。在江阴（Kiang-yein），传教士们有数千听众，人群中有许多富有且显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在这里，杨格非与一位中国售书员长谈，他是丹徒（Tan-tu）人。他是个安静体面的居士，怜悯人的愚昧罪恶，专心分发佛、道、儒三家的书籍。许多富人学者支持他；杨格非认为，三教的拥护者正是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积极传教，以对抗基督教。
抵达清江浦（Tsing-Kiang-fu）时，数千最喧闹的百姓围拢过来。传教士们向官府递了名帖，不久一位蓝顶武官（military blue-button rank）来访，十分健谈，请他们到"寒舍"喝茶。他们表示离开船只怕不安全，他说"不必在意"，随即命人给每人备了轿子。官员起身告辞时说："你们还是别来了。"他们猜想，官员本指望他们客气推辞，没想到他们当了真，不禁扫兴。
官员走后，各衙门派来一群白顶官员（white-button rank），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目的是互相对口供。几个人奉命留在船上，美其名曰保护船只，实则监视传教士的一举一动。岸上还派了两名士兵维持秩序。
传教士们想去看黄河故道，请求备轿，一位"护卫"答应去办，但须先禀报上司。轿子很快来了，正要出发，一位官府朋友请传教士们稍等，说要再给河台（Ho-tai）送个信。轿子忽然全没了影，再也没回来。传教士们的耐心被消磨了六个小时，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最后一次申请时，被告知天色已晚，不如等到明天。对这种两面三刀十分气愤，传教士们说不等了，走路去，随即跳上岸，轻松穿过人群。这一招出其不意，打了官员们一个措手不及。两名白顶官员和两个壮汉跟在后面，挡开人群，倒也派上了用场。
杨格非写道："我们很快到了黄河故道，发现正如中国人所说，干得像尘土一样！我们不仅干着脚走过去，还把它当成了临时的讲坛。几年前黄河（Hwang）还在这里浩荡奔流，令平原百姓望而生畏；如今茅屋星布、园圃成畦、羊群吃草、车马往来。此处河床几乎与两岸齐平，表层是极细的沙土。这里有几处水洼，但没有水流。"
"这巨变的原因，只好留给地质学家去精确解释了。在外行人看来，老黄河似乎是用自己挟带的泥沙淤塞了河道；如今它虽经沧州（Tsan-chew）一带流入渤海湾（Gulf of Pechele），但用不了多久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淤塞新河道，被迫折返故道，或另寻第三条出路。"
这个预言尚未应验；不过1887年秋，老黄河在上游更远处决堤，淹没大片土地、夺去许多生命财产，算是它将来可能作为的一点预演。
传教士们回到船上，从老师（teacher）口中得知，他们不在时，官员们议论的话题正是洋人的直率、无畏和机变。他们本想继续前行，但没有护照，官府又布下严密的监视网，禁止任何人与他们交谈或提供消息，只好决定折返，一路平安无事。他们注意到当地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独轮车和骡车，只见过一峰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