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岩石啊，即便一片小叶 也能使这荒地显出美好； 当这被烈日灼烤的平原 结出大地最丰硕的果实时， 你们又将成为何等景象？ 当东方的烈日不再灼人， 暴风雨不再肆虐， 这些寂寥的山谷将涌出 溪流、鲜花与喜乐。
——波拿博士（Dr. Bonar）
一八六八年最重大的事件，是杨格非先生（Mr. John）与已故的怀利先生（Mr. Wylie，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同工）一同踏上的一段传道之旅：西行至四川（Si-chuen）省会成都（Chung-tu），再取道陕西（Shen-si）省折返，全程约三千里。此行将永远载入中国新教传道史册，因为它是在汉江（Han）与长江（Yang-tsi）发源的广袤地区开展的首次开拓之旅。在东方，福音从未像这样由一位宣教士亲口如此广泛地传扬开来。
令人遗憾的是，两位旅行者至今都未曾为这次旅行留下记述。杨格非先生归来后，发现有许多重要而缠身的工作在等着他，抽不出必要的时间，把日记中因福音首次在数百座城镇宣讲而产生的丰富而有趣的细节抄录出来。这些省份此前被认为欧洲人无法通行；身为商人的库珀先生（Mr. T. T. Cooper）曾试图取道那里前往印度，结果被迫退回上海。然而宣教士们并不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得以继续前行。
自始至终，汉口（Hankow）的本土教会都对这项提议的事业表现出最热切的关心，其公开的宗旨是向"你们以外的地方"（the regions beyond）的数百万蒙昧之人传扬福音。杨格非先生和他的朋友怀利先生动身西行前夜，伦敦会（London Mission）教堂的中国基督徒设宴为他们饯行。
让我们想象那一幕！客人们坐在上宾之位，周围是亲爱的本土弟兄朋友。桌上摆着许多大盆，盛满鱼、猪肉、牛肉、羊肉、粉丝和各类炖菜；餐后还有花生、西瓜、瓜子、奶油蛋糕、饼干等。每人都领到一双筷子、一小碟酱油——酱油是用一种植物（异毛大豆，Soja hispida）的种子制成的鱼用调料——碟中还放着一把大瓷勺。每个人的旁边还放着一只小酒杯，不过比烟斗碗大不了多少。开席之初，这些杯子都用茶壶斟满热红酒，因为中国人喝酒总是要温过的。随后端上米饭，大家便拿起筷子吃起来，尽力挑出拌在饭里的肉来吃。宴席将近结束时，端上清茶。谢恩之后，宾主互致情意与问候，便各自散去。
四月一日启程那天，许多本土基督徒聚在他们牧师的家里，一直把他送到船上。从那一天起，直到五个月后他归来，他们没有一天忘记为他和他所服侍的人献上祈祷与恳求。宣教热忱的心火从一颗心传到另一颗心，许多人对教会的兴盛怀有更持久、更热烈的关切。在那五个月里，教会增加了二十二人。
宣教士们沿长江大江（the great River Yang-tsi）上行非常缓慢，因为水流湍急。从清晨到深夜，半裸的船夫们吃力地拉着纤绳，拖船前行。江中有些地方水势凶险，常常胜过纤夫之力，把船像卷入漩涡一般打转。偶尔需要另雇人手，多达五十到六十人才能把船拉过险滩。有时纤绳在险滩中部断裂，船便以惊人的速度顺流而下，几分钟内失去的里程，抵得上几小时的逆流之功。然而有一只仁慈的手掌管着万事，宣教士们得以避开礁石与其他障碍，平安无事。
值得一提的是，船夫们若不到王爷（Wang-yay）——江河的守护神——面前尽了虔诚、献了祭物，便不敢尝试攀登险滩。据说这位王爷在很久以前还是个孩子：祖母病重，母亲杀了儿子做汤给生病的老人喝，老人吃了这道非同寻常的菜，竟痊愈了。
四川一省，在全国其他地方向以盛产奇珍闻名。它不仅有大江、肥沃的河谷与平原、壮丽的山川，物产亦十分可观。因此，在中国东部，人们若看到或问起什么上好稀奇的东西，得到的答复常常是："哦，那是从四川来的。"
长江沿岸有许多沙滩，产金；冬季数以千计的穷人以淘金为生。但江河灌溉的土地，比金子更有价值。旅行者经过的田野，种着种类繁多的蔬菜，还有丰收的稻米。稻米是中国穷人的主食。宣教士们经过时，棉苗刚破土而出。棉花是织布之料，买不起丝绸的人都穿棉布。
另一宗大宗作物是烟草；中国人中几乎找不到不吸烟的，为应付需求，种植的量极其庞大。可叹吸的并不限于烟草！——经过大片罂粟田，花朵赏心悦目，吸食鸦片带来的感觉想必也令人陶醉；但正如世上其他的诱惑，虽极其愉悦，却必把沉溺其中者带向确定的败亡与死亡。
这一带最奇特的树木是乌桕树，还有一些通体覆蜡的树，远看像大雪纷飞的隆冬。中国所有的蜡烛都用这些树做成，因为佛教禁止杀生，人们不忍用死去动物的脂肪做蜡烛。
这一带的山里满是煤，江岸峭壁上随处可见矿洞。有一处他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盐井，深二百到三千英尺不等，从中汲出卤水，熬成盐块。有人告诉他们，离江不远处还有油井和火井。矿气从井口喷出，用管子输送到任何距离。其他可说的还有许多，但说这些已足以证明，四川与陕西二省，实在是一处以美丽和富饶著称的地区。
要在那样古老的国家、与那样慢吞吞、安于现状的人民中住上多年，才能以近乎忍耐和顺服的心承受这种旅行的烦扰。好在屡次的耽搁和停顿，总给随时预备好的宣教士留下传讲福音的机会；加之沿途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新天地，激发了好奇心。从汉口到重庆府（Chung-Kiang-fu）七百二十一里，走了整整两个月，所见所闻的许多有趣情景与事件，使路程变得可以忍受。杨格非先生在四川发现了许多天主教信徒。在该省的商业中心重庆，他们竟有三四千人之多。
他们从重庆继续沿江上行，六月二十日到达大城泸州（Loo-chow），在那里停留三日，售卖圣经。然而船夫们不肯前行，因为六月二十四日是龙舟节（Dragon-boat Festival），四川全省放假。这个节日是纪念屈原（Keu-Yuen）的。两千年前，中国由几个小国组成时，屈原在楚国（Tzoo）为相。他是楚王的亲族，因正直的品行而遭朝廷嫉妒。其他大臣设下阴谋，用虚假的控诉使他被放逐出朝。屈原为自己忠贞反而遭受如此对待而愤慨，写了一篇抒发忧愤的诗，至今仍为文人所爱读。随后他投江自尽，被一位渔夫看见，报了信；各地居民打捞他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为了纪念他的品格，人们年年寻找，持续了好些年；直到约两百年后，一位皇帝下令全国在同一天举行纪念。屈原并未被封为神，也没有什么超出祖先祠堂之外的供奉，但龙舟节的纪念至今为他的名留存。
清晨非常安静闷热，宣教士们在城里漫步。街上行人稀少，人们都穿上了节日的新衣。约三点钟，江岸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数百条船载着乘客来看赛龙舟；城里的显贵们乘坐大船在江上来回巡行，锣鼓喧天，以维持秩序。其中一条大船被派来保护外国人免受滋扰。
到指定时间，评判们在江边落座，五六条龙舟出发了。舟形如龙，以尊崇掌管江河的龙；用桨划动，正是相传当年搜寻屈原遗体时所用的桨法。有青龙、黄龙、白龙、黑龙、金龙、银龙，每条约三十人划桨。船中央站着两人击锣，桨手们整齐地随锣声划动。一条龙口中喷火，冒出浓烟。比赛是从左岸划到右岸，每船派一人上岸，抓一把青草，带回起点交给评判。比赛十分激烈；试艺之后，龙舟们在江面上来回游划，供众人观赏取乐。
他们从泸州沿长江和岷江（Min）上行，到达成都（Cheng-tu）——四川的政治中心，人口百万之城；然后乘轿穿越山区，到达汉江（the Han river）上游一千二百里的汉中府（Han Chung-fu）大城，再取水路下行回到汉口。在这次穿山越岭的行程中，他们的住宿极其简陋，常吃到最奇特的食物。这样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心愿，杨格非先生所得远超他最乐观的期望。他几乎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回来，归来的第二天写道：
"我最大的愿望是，神能容许我一睹成都，那时我便可以安然死去，知道我在那遥远的大城留下的坟墓，会激励别人奉主的名来接替我的工作。在那里传福音时，我感到真正宣教精神的一阵激动，这比多年平淡的生活更宝贵。惟愿这在我里面成为恒常的心意、不息的激励。看待工作有两种眼光：一种是谨慎的眼光，一种是勇于进取、有所作为的眼光，外邦人的伟大使徒正是后者最大的典型和代表。现代多数宣教士满足于前者，我却渴慕后者。董事会要我回国；但只要差会不可或缺地需要我在场，我断不离开，无论迟延会带来多少牺牲。我的心被汉口差会和神在这地区的工作充满，容不得我这样做。我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感到，长江和汉江的流域已奉基督的名被占领，我要为沿着这两条壮丽江河居住的数百万宝贵灵魂而活、而死。"
令杨格非先生大感欣慰的是，成都如今已被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占领多年，重庆也即将由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接手。
杨格非先生归来不久，希勒医生（Dr. Shearer）从英国抵达，担任差会的医疗宣教士。他除了主持医院，还在武昌（Wuchang）和汉阳（Han Yang）设立施医所，每处每周施诊一天。他的到来还促成了另一项对差会整体工作有重要影响的变动。杨格非先生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希勒医生居住，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汉口租一座民房，花大笔钱整修——既不卫生，一年后又得腾退；要么迁往武昌，在差会原有的产业上略加改建和增建，花费仅为汉口租房年租金的三分之一，便能同时容纳一位已婚和一位未婚宣教士。除了健康和费用之外，还有许多理由支持后者。
杨格非先生早已渴望给同工布赖森先生（Mr. Bryson）提供他真正需要的帮助，也渴望看到一间兴旺的教会在武昌建立起来。那座大城虽是重要而广大的工场，却仍是一片处女地，几乎未曾犁过一道沟。唯一的工人是一位经验不足的宣教士和一位本土牧师。在杨格非先生回英国之前，他能以其经验之重，助武昌差会彻底建立并稳健运转，是十分可取的。这一切都已考虑周全，必要的修缮和改建也已完成；这时董事会又一次邀请杨格非先生访英的函件到了。若顺从这一要求，就等于牺牲上述为武昌工作所作准备的全部前景。于是访英之行推迟，杨格非先生住进了武昌。他仍在每周日上午到汉口讲道，并每周两三次往返汉口与汉阳。
为扩展武昌的工作，在一条主要商业街上设立一间讲道所是必要的。宣教士们的努力遭到当地士绅阶层毫不掩饰的反对，他们威胁说，谁敢给外国人哪怕一点点帮助都不行。官员们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神的道却不被捆绑"（"the word of the Lord cannot be bound"）。于是那"银亮的声音"又在街头巷尾响起，福音在每条大街小巷公开传讲，传给那些既没时间、也不愿来礼拜堂听道的人。
就在这项艰巨而成功的事工进行之际，董事会的一封信如同炸弹，落在这一小群忠心工人中间，信中说希望放弃武昌的工作。对这奇怪的暗示还将信将疑之际，杨格非先生写了一封信，有力地陈述了武昌的成果、优势和前景。一周后，又来了一封更坚决的信，附上通过的决议，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命令撤退，并指示出售差会产业。
杨格非先生不肯撤退，回信的措辞有理有据、无可辩驳：那块地和建筑几乎完全是用汉口的欧籍人士赠给他的钱购买的——他们本是要送给他个人的礼物，他觉得不能收，便请求拨给武昌，就是他刚刚成功立足的地方。在为触及这段个人经历表示歉意的同时，他表明武昌在他心中极为珍贵，放弃它会让他心如刀割。杨格非先生拒绝参与执行这项决议，不是出于违抗的精神，而是出于深切的信念：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劳苦了五六年之后，把已经成就的（就外在情形而言）拆毁，在他看来只能是罪。
这些陈述达到了预期效果。当年年底之前，杨格非先生收到了董事会批准武昌差会继续存在的通知，也批准了把产业改作住宅的方案，并拨款九十英镑建造一间讲道所。这些嘉许还附带着一个表示：董事会希望在两三年内增加汉口的欧籍宣教士人数。
一八六九年，这些城市遭遇大水，水位比一八六六年高出二英尺。杨格非先生一家一直守在武昌的房子里，直到水涨到离地板只有三英寸。房子没有楼上，他们接受了一位汉口老友的好意，搬去他家暂住，直到洪水退去。这次大水的一个奇观，是水中出现了大量小鲱鱼（sprats）；差会院落里的仆人常常用网在院子里通宵捕鱼，大有收获。
大水的结果是，十万多无家可归的灾民住在汉口附近的山上，靠富裕的乡亲赈济。一位官吏为人虔诚，给他那些贪婪的同僚立了好榜样，对贫苦的同胞极为仁慈。像许多其他善良的外邦人一样，这个人让杨格非先生百思不解。他们虽有美德，却似乎离神的国最远。他只能这样解释：他们的虔诚是建立在自义之上的；当被告知要借着信耶稣基督寻求称义时，他们就动了怒。
在这段传道工作受阻的日子里，杨格非先生有一件喜事：九月二十日女儿出生；一个月后，他带着全家搬回武昌的小屋。那屋子不仅狭窄，而且不挡风寒，一八六九至七○年冬天全家受冻不轻；孩子们又出天花，更添艰难。然而尽管处境困顿，杨格非先生仍奋力工作，常一天讲道四次，长途跋涉。
他盼望重访英国已有数年，但逆境使他不能成行。这个冬天他又失望了；但他以一贯的智慧，设法使迟延成为工作的助力。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有了实施的机会：他多年来一直盼望看到信徒们主动站出来，免费担任传道人；如今有五人以令人欣喜的方式这样做了。晨间礼拜后，每人到自己选定的村庄去主持一次礼拜。一两周后，杨格非先生逐一陪他们前往。他写到其中一人：
"他是基督徒父母的儿子，九年前我为他施洗，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今天听他讲道，我心里真欢喜。他的见解非常清楚，热忱十分明显，举止极其和蔼动人。"
在这次聚会中，杨格非先生遇到一位半开化的外邦人，与他谈论耶稣和祂的救恩。不久之后，他欣喜地听到这个人正以惊人的清晰和能力，向他的外邦同胞传道。
在村里，杨格非先生还与其他外邦人有过有趣的谈话。他为他们的心灵黑暗而叹息，说他们只追求今生坟墓这一边的东西；对来生的盼望，不过是再投生到世上，处境比今生好一些，又怕投生成为走兽或爬虫。每家门口都贴着两尊高大的门神画像和符咒，上面还挂一面镜子，好让魔鬼看见自己而受惊。
一八七○年九月三十日，杨格非先生和全家平安抵达伦敦，乘法国皇后号轮船（ss. Imperatrice）至马赛（Marseilles）上岸。离开上海时他们身体都不好，航程中大有好转；经过十五年精力充沛的宣教工作，杨格非先生仍觉健旺。他的归来不仅使亲友欣喜，也令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董事会和支持者们欢喜。他为中国所作的雄辩呼吁极具感召力。听他滔滔不绝、抑扬顿挫的人，很少想到英语不是他的母语。而在他热情的听众中，最热烈的要数他在威尔士（Wales）的老朋友和仰慕者：少年时他赢得了他们的爱，抓住了他们的心；如今他男子的力量征服了一切，威尔士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正在唤起她最美好、最高尚的情感。
杨格非先生起初住在马基纳莱斯（Machynlleth）。岳父母住在那里：德高望重的大卫·格里菲斯牧师（Rev. David Griffith）夫妇，五十年前刚启程前往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一八三五年被残暴的拉纳瓦洛纳女王（Queen Ranavalona）驱逐出境。他最亲密的同窗、约西亚·琼斯牧师（Rev. Josiah Jones）也在那里牧养一间重要的教会。于是，他这段当之无愧的休假的头几个月过得很惬意，还时常作为差会的代表到英格兰各地巡回。一年一度的威尔士年会，即赛曼法（Cymanfa），那年在马基纳莱斯举行，杨格非先生用威尔士语在露天向约五千人讲了一篇有力的宣教道。但一八七一年他不得不迁往斯旺西（Swansea），为子女求得更好的教育条件。
一八七二年，应董事会之邀，杨格非先生在伦敦会年会上讲了年会讲道，后来以《中国的盼望，或：行善不可丧志》（Hope for China; or, Be not Weary in Well-doing）为题出版。
在英国为差会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杨格非先生准备动身。他因杨夫人（Mrs. John）身体虚弱，超过了通常的休假期又多留了一年。夫妇二人都急于回去；杨夫人觉得，即使余下的日子不多，也最好花在教导她深爱的中国妇女，让她们多认识一些耶稣的爱上。
一八七三年一月，董事会在会上与这位敬爱的朋友深情话别。杨格非先生向董事会致辞，为董事会开脱了可能归咎于他们的责任，他说："他们曾对我说：'杨格非先生，我们不能要求你去；但若你觉得本分催促你去，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蒙神引领。'"他这样做完全合乎杨夫人的心意，也已就她的健康咨询过医生。"杨夫人比我更有宣教的热忱。"
二月八日，他们在利物浦（Liverpool）登上赫克托号轮船（ss. Hector）。那天天气寒冷，杨夫人受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她的喉咙、口腔、舌头渐渐起疱红肿，连喝水都成了痛苦的差事。红海（the Red Sea）的酷热最难熬；熬过那段煎熬，她的痛苦依然剧烈。她以奇妙的忍耐承受了一切。她已预备好离世，却直到最后仍盼望、相信自己能见到中国，再劳苦一段时日。
去世前一天，她对杨格非先生说她会好起来，又说："我在我救主的手中。我已把自己交在那里，让祂按祂认为最好的待我。你说祂会接纳我吗？我很不配。"
丈夫回答："会的，我亲爱的，祂早已接纳你了。"
"祂已经接纳了，"她回答，又谈起要比以往更热心地投身宣教工作。
那天夜里大半时间杨格非先生都陪着她。他刚退下休息不久就被叫去；但她温柔的灵魂已经离去，正赶上东方壮丽的日出初升，照亮轮船驶入新加坡（Singapore）港的航道。
起来，飞去吧，如清晨的朝露，
从大地升腾，归回太阳的家乡；
愿我就这样悄然、温柔地离去，
只因所作的事而被记念。
不是我自己，乃是我在世所讲的真理，
不是我自己，乃是我在世所撒的种子，
将流传万代；关于我的一切都被遗忘，
唯有我讲的真理、我行的事留存。
她葬在新加坡的欧人公墓；能把她宝贵的遗体安放在那美丽的安息之所，对悲伤的丈夫是一种安慰。
杨格非先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抵达汉口。归信者们待他亲切体贴。英国人无法想象这些可怜的人对杨格非先生的爱戴和敬重有多深。如今他们的心满溢出来。在主日的圣餐礼拜上，领圣餐之前有几位发言，但一提到他们"师母"（"Teacher-mother"）的名字就都哽咽了，全场会众泪流满面。
杨格非先生重新投入工作，虽然有时孤独悲伤之感极为强烈。各处差会的进展都令他十分欣喜。临行时他曾劝勉一些人归向基督，如今他们已经决志，得胜地进入了大赏赐。善良的老余吉方（Yu-ki-fang）已安息，爱他的弟兄们亲自送他入土，不肯让一个外邦苦力碰他可敬的遗体。其他人则坚定地继续前行。
这时，女儿玛丽（Mary）的一封美丽的信使杨格非先生的心得到安慰。"我亲爱的全是我的女儿，"这位小主妇说。信上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为你很难过；我多想在你身边安慰你。我要赶快学习，到你那里去，为你看家。亲爱的妈妈很幸福，她不再有痛苦。耶稣在安慰你，安慰外祖母、弟弟们和我。祂给我们工作做，不让我们停下来只顾伤心，而是像祂当年激动亚伯拉罕一样激动我们。"
汉口的本土基督徒多年来一直自己在夜间露天讲道。一八七三年七月，杨格非先生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聚会；站在大群听众中间，开设夜间礼拜堂的责任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在教会会议上，他向信徒们提出这事，招募志愿者。呼吁得到迅速热烈的响应；夜复一夜，总有七八位最优秀的弟兄在传讲福音。起初虽显稚嫩，他们很快成长为出色的讲道者。他们从医院礼拜堂开始；但觉得那里施展的余地有限，便想要位于城中心的大城礼拜堂。
其他差会的信徒听到伦敦会弟兄的事，也向各自的宣教士申请许可，开展同样的工作。聚会常常人数众多，多是白天不能或不愿来的人。众教会都因这努力而振奋，给外邦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讲道者们可以告诉那些把基督教说成"吃教"（"rice-eating religion"）的人：这是诬蔑；他们不但不靠教会养活，反而免费服侍，连点亮礼拜堂的灯油蜡烛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外邦人很快看明白了，对基督教会有了更高的看法。
教会如今有二百多名会友，每月都有增加；但这绝不是所做工作的全部成果。汉口纯粹是个商埠，许多归信受洗的人都回到家乡，常是遥远的省份，本堂的人数并不能反映实际成就。有些宣教士为此惋惜；留在宣教士指导之下当然更安逸，或许也更稳妥。但杨格非先生坚持认为这是优势，那些远方的弟兄是先锋，很快会有传道人跟随他们的脚踪而去。这样，从"帝国的心脏"（"the centre of the Empire"），光和生命流向每一个省份。
一八七三至七四年冬天，汉口建造了一座新的宽敞医院，主要靠中外人士的捐款，耗资一千三百五十英镑。里德医生（Dr. Reid）在一八七○年希勒医生退休后重新接手这工作，奋力主持，直到一八七五年六月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到来。属灵的果效也很大，因为所有宣教士每天都抽出部分时间在病人中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