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听真理，听了就要遵行；
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不要爱黑夜，要爱光明的日子，
那是生命与自由。
使人自由的那一位使你们自由，他折断杖；
他吩咐你们向天向日抬起头来，
作永生上帝的自由人，
单单跪拜他。"
——波拿博士（Dr. Bonar）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中国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无数次的叛乱与改朝换代，既中断了它的生命，也延续了它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革命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对现代巴黎人的意义——革命是他摆脱暴政的唯一合乎体制的手段，在他心目中，革命与爱国的英勇事迹、高尚的自我牺牲，以及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联系在一起。
历代王朝的建立者，通常都是品德高尚、性格刚毅之人。后代子孙逐渐堕落，直到出现一位兼具荒淫与残暴的皇帝，治国只作恶事。于是国破，随之便有爱国者崛起，如灭掉著名夏朝的汤所言："我敬畏上帝，不敢不诛此暴君。"
大清满洲王朝虽有鞑靼出身的不利条件，却以宽仁之政治国二百年。1830至1840年间，叛乱、水灾、饥荒异常频仍，民怨沸腾。此外，外人势力日增，麻烦亦随之而来。
当洪秀全（Hung-sew-tsuen）——太平军首领——崛起时，全国正动荡不安。他是个穷孩子，出身受歧视的客家人，客家人至少在感情上，一向是"反对"政府的。他头脑聪颖，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不知何故，他在广州几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他野心勃勃，只好走非正统的路子求名。1837年，他大病一场，恍惚中见异象，自称为天上的王子，并在门柱上张贴告示："天王、全王秀全的崇高原则。"须知，这份告示发表于他接触基督教之前；此后，他对自己在世上至高统治权的主张，从未减损分毫。1843年，他开始研读基督教小册子；1847年，师从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伯茨先生（Mr. J. Roberts，即罗孝全）。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断定，他并非真正公正无私的求道者，而是在寻求比中国经典所教更强大、更新颖的原则，以增强并塑造他神圣使命的主张。他的著作表明，他并未领会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但他把其中一些教义化为己用的技巧，实在令人惊叹。这些成就，非寻常狡猾的骗子所能及，足以证明他是真诚的，他的天才得益于对自己的深信不疑。
就是这个人，要席卷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十六个省、六百座城造成浩劫。
1851年，洪秀全开始进军，1853年定都南京——帝国古都，他占据此城直到1864年6月自杀。他把自己完全幽闭在一座大宫殿的围墙之内，不许任何男性侍从进入外朝以内。在内廷，天王由众多妻妾侍奉。他有时举行朝见，大臣们获准接近御座，但只有他的兄弟们，以及洪仁玕——干王（Kan Wang，盾王），他的族弟兼宰相——能自由觐见。
此人在诸王中，某些方面最为卓越。他曾受理雅各博士（Dr. Legge）栽培，在香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担任助手。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学会了相当的英语，熟悉了欧洲风俗，历时两年设法前往南京。几经周折、屡次死里逃生，他于1859年投奔族兄天王，不久被封为"干王"，即盾王。
洪秀全相信——他的追随者也同样宣称——他与众不同，是上帝的幼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与基督同等，受差遣向人类颁布新的启示。
驻上海（Shanghai）的传教士们，自然渴望亲身观察太平军中的确切情形，以及他们的宗教观点和生活方式。五人一行，包括杨格非先生，访问了苏州，一路上却也经历了些新奇遭遇。杨格非先生说，十二个月的事件仿佛浓缩在了一周之内。第二天夜里，他们险些遭到愤怒而多疑的村民袭击。第二天得知，当时锣声一度就要敲响，召集全村人动手。传教士们解释清楚后，人群才散去。第三天夜里，船只停泊在村民与起义军的交火之间。第四天夜里——最难熬的一夜——他们在运河中漂浮的死尸之间度过。船只不得不在高度腐烂的尸堆中，挤开二三百码的路。死者中许多被起义军所杀，但更多是自杀。
抵达苏州后，传教士们受到忠王（Chung Wang）李秀成（Li-sen-cheng）的热情接待。此人被迫加入叛军，从普通一兵做起，已升为大将。洪仁玕被封为干王（盾王）后，天王（Heavenly Monarch）觉得有必要把他手下最能干的两员大将也封为王。于是李秀成称忠王，陈玉成（Chin-Y-ching）为英王（Ying Wang，英勇之王）。后者又称"四眼狗"（Sz'-yan Kow）。
忠王除了战功卓著，为人亦称正直，反对部下的暴行，保护受难的百姓。
访客们等了一个半小时，因为英王正在拜访他的兄弟首领。随后，在爆竹、音乐、锣鼓声中，他们被引至大厅，百名官员仆役，身穿红黄绸缎袍帽，分列两旁。他们表示不愿向这位大人物下跪，获准鞠躬，并在他面前站立片刻。随后被引至王的右侧，在觐见期间一直站在那里。
传教士们向王说明来意，王提及几条基督教主要教义，得知西方各国也信奉这些，很是满意。他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事要提，他们说有些同胞从事贸易，若他部下所占各省的丝绸贸易不受阻碍，就很好了。他答道天王也希望如此，会照章征税。他欣然接受了圣经和书籍的赠礼，并邀请一行人多住几日。随后他们行了与进门时相同的礼退出，被人用马送到高级官员连大人（Lien）府上，连大人盛情款待了他们一晚，应他们要求，又把他们送回船上。
他们注意到，太平军所到之处偶像尽毁；八字桥（Pa-ch-ih）庙宇墙上有告示，劝百姓抛弃恶俗迷信，敬拜天父，并向新朝统治者纳贡。若照此行事，可得优待，否则必受惩罚。
叛军首领们通晓许多基督教真理，一向称传教士为"我们的外国弟兄"，说："我们敬拜同一位天父，信奉同一位长兄（耶稣基督），何必不和呢？"士兵们却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人。
当时太平军意气风发，说照时局看，两年足可完成推翻清廷的任务。
传教士们回到上海不久，艾约瑟先生（Mr. Edkins）和杨格非先生各收到一封信，一封来自忠王，一封来自干王洪仁玕，邀他们去苏州见干王。他们觉得非去不可，也十分牵挂此人，想鼓励他把真理传给叛军的可嘉努力，并向他提些建议供参考。
他们惊讶地发现，清军最远的军事据点距上海仅十英里，过了那里，一直到苏州，路上竟一个人也遇不到。他们经过一座清军所造、弃给起义军的浮桥。墙上贴着告示，劝百姓安居乐业，备礼物来做顺民。
一位乡民说："皇帝是谁，是咸丰（Hien-fung，当今在位者）还是洪秀全，都没什么要紧，只要让我们照常过太平日子就行。"这是普遍的心声。
乡间残破荒凉。昔日繁华城市、商业市镇所在，如今只剩废墟。大多数地方是被清军烧的。起义军也有些暴行，但百姓说那都是新兵干的，受过较好教导的老太平军待人仁厚。
传教士们于1860年8月2日抵达苏州，当天即与干王会面。他多方打听他在上海差会的老朋友们，听说各地有人归主、西方有复兴，很是欢喜。他说："基督的国必扩展，胜过一切反对；天朝结局如何且不论，这事毫无疑问。"随后他脱下朝服，屏退侍从，与他们密谈。传教士们接受了他共进晚餐的邀请，开饭前，应干王提议，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并祷告。他选了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的一首赞美诗，亲自起调，音准而热忱。谈话全是宗教话题，他似乎不愿谈别的。
他说，他去南京的目的是传福音，但向族兄太平天王请示时，天王不听，执意提拔洪仁玕。他虽忠于叛军事业，却屡次说，在香港当助理传教士时，比当太平军的盾王更幸福。
第二天，传教士们去看洪仁玕，见他十分激动。他致外国列强代表的信件被退回，一位送信的外国商人告诉他，上海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前者他视为侮辱，后者视为破坏中立。传教士们说除了同情，别无他法能做，与他长谈之后，大家唱诗，干王热切祷告，愿纯正的基督教早日成为中国的宗教。这一幕永生难忘。之后传教士们收了些礼物，回家去了。
他们对此行十分满意，欣喜地看到干王是敬虔的上帝敬拜者，常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此时松江城被叛军重夺，杨格非先生创办并照管的兴旺教会，再度星散。
即便在上海，也几乎做不了什么直接的布道工作，因为人心惶惶。但这种动荡倒使传教士们得以照管南京的难民，艾约瑟先生和杨格非先生特别教导的有150至200人。当时传教士们恳切求告，愿这动乱归于秩序，也就不难理解了。
杨格非先生从苏州回来几天后的8月8日，起义军进攻上海。他们在城外不远处与清军激战，大败清军。随后直抵城门，若非英法联军的实心弹和霰弹迎头痛击，取城易如反掌。他们试图与城墙上的外国军官交涉，徒劳无功。星期一早晨，人们见他们向跑马场方向行进，立刻被击退。
很明显，起义军无意伤害外国人或其财产。传教士们后来听说，起义军对所受的接待大感惊讶，尤其因为他们事先未接到任何官方通知，说联军要守城抗拒。受挫后，他们很快消失了。
虽在上海受挫，叛军在别处却十分活跃，山西省又爆发了另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1860年秋天，情形就这样持续着，杨格非先生决心大胆前往太平天国政府所在地南京，向天王求一道宗教宽容的上谕。同行的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克洛克斯先生（Mr. Kloekers），以及两位会说广州话的本地弟兄。到南京约250英里，所经城镇都以显著的敬意接待他们，待之如弟兄。此行大获成功，求得的上谕准许所有传教士，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在起义军辖区内居住布道。上谕有些地方文辞华丽，在所难免，因为是天王十二岁的长子执笔的。他父亲请他写，是盼他关心福音的传播。以下摘录可得其大意：
"我听说外国教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及其朋友，慕天国之道，敬信我的父（上帝）和我的养父（基督）……特来请求准许广传真道。但念目下正值战时，兵士散布四方，恐传教士随从乌合之众，或有损伤，以致酿成严重后果。但我深知这些（传教士）是诚实忠信之人，以与基督同受苦为不足道，因此我十分敬重他们。
"着诸王晓谕大小官员人等，对这些人务必和睦相待，切不可滋生争端；并要优待这些（传教士）。钦此。"
上海街景
太平军虽陷入许多严重的谬误，但基督教的种子无疑已种在首领们和早年入伙者的心里。他们做了一件好事：造成了一个真空——不仅捣毁了庙宇中的偶像，也在百姓心里造成了真空。传教士的工作，就是填补这个空虚。论到这道上谕，杨格非先生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
当时在南京的大将忠王，请杨格非先生代他转告外国弟兄，表明他的看法如下："你们得福音已一千八百多年，我们才不过八天。你们的知识应当正确广博，我们的必然有限不全。你们暂且包容我们，我们会逐步改进。福音只有一个，必须传遍天下。请外国弟兄们都知道，我们决心铲除偶像，栽种基督教取而代之。"
杨格非先生也写信证实了这一决心："从苏州到南京，一路偶像尽毁。"他还告诉伦敦会总部："叛军比清军领先了几个世纪。"
杨格非先生本打算离开上海去南京居住，但与年长弟兄们深思熟虑后，觉得当时还为时过早，因为两地交通几乎断绝，他将依赖叛军供养。这种依赖，恐怕会削弱他的影响力，损害差会。另一支英国远征队也即将溯扬子江而上，他提到汉口（Hankow）和九江可能开放。他初次提到汉口时说："本会务必占领此地。中国再没有比这更重要、更吸引人的布道工场了。"这一预言已充分应验。多年后，伦敦会前任海外干事穆伦斯牧师（Rev. Dr. Mullens）——以其多国差会的阅历经验，堪称内行的评判者——访问汉口后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差会站点。"
当务之急是决定如何度过冬天。1859年秋到的一批年轻弟兄，能协助年长传教士做上海一带有限的工作，杨格非先生遂决定去山东省的芝罘，与艾约瑟牧师（Rev. Joseph Edkins）会合。他一向办事果断，很快安排妥当，于1860年12月底抵达芝罘。
英中之间的新条约向直接布道开放了北方各省。杨格非先生到芝罘后不久写道："我们心里为这突然奇妙敞开的广大禾场满了喜乐，又为工人不足而几乎灰心。山东全省二千九百万灵魂，只有一个站点、两名传教士，算什么？直隶的二千八百万，扬子江两岸熙熙攘攘的众生，又算什么？简直什么都不算！教会若对元首不忠，对自己——世上光与生命之福的受托者——不诚，竟能袖手旁观吗？"
两位传教士并不气馁。有上帝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深信必成功；两人又都积极进取，不久走遍了芝罘附近几乎所有城镇乡村。
本省风景绝美。泰山是中国最高的山之一，山腰山麓布满宏伟庙宇，驰名中外。春天，朝山进香还愿的香客挤满道路。山东省又以孔子、孟子诞生地闻名。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葬于曲阜，陵墓庄严，掩映在橡树林中。
杨格非先生很喜欢这里的人，比南方人更英武。偶像崇拜在他们中间根子没那么深，许多人似乎更容易受宗教感动，对至高的灵界之主有明确观念。他们宗族观念强，这是显著的社会特征，也被认为有助于福音进展。许多村庄，五百至五千人不等，全由一两个家族组成；影响一人就是影响全村；一位族中要人归主，全族都会恭敬聆听真道。
1月4日，传教士们访问福山县，拜访县官，问他对他们租房有无异议。县官和气接待，说两国如今已是一家，他没有异议。于是租了房子，天天在那里讲道。
1月24日，传教士们骑马前往登州府和黄县，书籍行李随后由骡子驮运。他们发现这一带的人睡炕（nikang）——方形或长方形的土台，夜间有烟道穿过加热。火常常天亮前就灭了，炕反倒吸热。南国人因此避睡炕。传教士们运气好，找到了木床。
旅途饮食极其简陋，但听众听道的专心给了他们充分补偿。几位听众表明自己以前在上海听过道。
艾约瑟先生身体不适，行程缓慢。一到登州，就被领到一家舒适的客栈，各衙门官员都派差役来盘问他们的来历。
"尊姓大名？"
"贵国何处？"
"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身居何职？"
每个差役都问这一套。
杨格非先生把主日用在街头讲道散书上。除了专心听的，还有大群看热闹跟着的；不过也有人真心想知道这新道理究竟是什么。
第二天他独自骑马去黄县，讲道散书一个半小时。书很抢手，但有些谨慎的不敢收，因为这是头一回在当地散书，他们拿不准收下是否合宜、安全。这个城市虽大，论等级、人口和风景都不如登州。
第二天他们离开登州——十五万人口，风景壮丽。他们遗憾不能在这布道要地多花时间，不久美国浸信会的哈特韦尔先生（Mr. Hartwel）在此定居，遗憾遂消。当时起义军在山东进展神速，已逼近省城三十英里。鞑靼亲王僧王（Sung "Wang"）两败于敌。鞑靼官员的虚弱，于布道工作倒是好事，因为这些满洲权贵恨基督教，铁板一块地反对它。杨格非先生当时写下的话，很快证明是真言："鞑靼大军在北方的屡败和全军覆没，已彻底动摇了满洲的权势。它必倒塌。中国已无力量能扶持它。若外国列强不干涉，广西起义必胜。满洲人想扑灭这被他们愚蠢暴政点燃的火焰，无异想把天上的太阳吹灭。"
杨格非先生这段布道劳苦不久即告一段落，好让他进入那与他名字永恒相连的工场。
中国正处在一个极有趣、极激动人心的关头，他认出来了。他写信给差会说："伦敦会先辈们想见而未见、马礼逊、马儒翰、麦都思等人勤恳流泪劳苦祷告想得而未得的，我们如今看见了、得着了。新条约开放了整个清军辖区，我经干王之手求得的上谕开放了起义军辖区……中国的四万万人，难道要因上帝子民的世俗和死沉，继续留在黑暗死亡中吗？从这片土地发出的呼声，难道穿不透我们的大学、学院和教会，在许多为基督奉献的心中激起配得上这紧急庄严时刻的回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