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吧，圣洁的爱，你被如此粗暴地放逐，
当邪恶、仇恨、恐惧与不义临到之时；
回来吧，欢欣的光，你消逝得如此迅速；
复苏吧，生命，被死亡熄灭了如此之久！
重新接好，重新系紧那被残酷折断的锁链，
它曾把这下界与那明亮的天堂相连；
在高处悬挂那永恒金色的标记，
宣告大地更新、世人蒙赦。
揭开那遮蔽了千古的幔子，
它把那上国与这下界隔开；
恢复那久被禁止的团契；
神啊，愿祢亲自来此居住。
——波拿博士（Dr. Bonar）
对在华传教工作最大的助益之一，是那纵横交错的江河运河之网，使这个庞大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易于抵达。其中最重要的是扬子江（Yang-tsi）。在中国，人们称它为"海洋之子"、"大江"、"中国之束带"等。每年有四五个月，最大的轮船可以上溯一千多英里；而汉口（Hankow）在上游七百八十英里处，远洋轮船一年四季都可抵达。杨格非先生（Mr. John）初次溯江而上时，江面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从南京（Nanking）往上，江水漫过两岸；平日里江面不过一英里宽，那时却宽达十至十五英里。有些地方江水与天际相接，茫茫一片，宛如内陆海；有些地方只见树梢露出水面，屋顶上还攀附着人。有时还能看见土地五谷之神端坐在高高的土丘上——那是某位信徒从被水淹没的神龛里请出来的，他相信这位神明能拯救祝福别人，自己却无力自救。
1861年6月21日夜里十一点，杨格非先生和威尔逊先生（Mr. Wilson）抵达汉口。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武昌（Wuchang）城墙上下、汉阳（Han Yang）山顶，处处挂着数百盏灯笼。每夜都由一名苦力点亮，作用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木头"贵格会大炮"（Quaker guns）一样：吓唬叛军——因为城墙和山上根本没有士兵防守。
杨格非先生早就听说过、读到过中国这个大商埠，心中多少次渴望一游。武昌、汉阳两城和汉口镇，恰好占据扬子江与其支流汉江（Han）交汇处形成的三个角。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两位传教士登上汉阳山，极目远眺，景象壮丽。扬子江泛滥的程度超过往年许多，地势平坦的汉口完全被江水包围。十二年前也曾有一次大水，水位比1861年还高十二英尺。那一次，多数房屋半浸在水中，人们住在楼上，靠划船做买卖。这给居民带来严重损失，但与叛军造成的破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叛军四次进犯汉口。前三次，百姓未受骚扰，财产也得到尊重；但最后一次，百姓被官府逼着抵抗，后果惨不忍睹，整个地方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此地生命力极强，杨格非先生觉得它仍是一派繁华商埠的景象：若得太平，一年之内便可恢复旧观。只是每当人们把今昔对比，总不免叹息嗟伤。汉口人口曾约一百五十万，店铺、货栈、庙宇以宏伟华美著称。十八省的人汇聚于此，交换大帝国各地的物产。人们告诉杨格非先生，沿汉江、扬子江两岸延伸的那条主街，往日长达十二英里。他说："中国人把汉口称为'帝国之中心'、'帝国之心脏'，真是名副其实。若得太平——从传教的角度看，它在我眼前展现出壮丽辉煌的异象。从这里出发，传教士可以轻而易举地深入整个帝国。"
中国灯笼店（CHINESE LANTERN SHOP.）
杨格非先生一向雷厉风行，抵达第一天就开始讲道；从那时直到如今，汉口每天都有福音被传讲，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当地人非常活泼，远胜他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的人；他们不仅聚精会神地听讲，还热切而感激地阅读分发给他们的书籍。
杨格非先生和同伴很快考察了此地，看出尽管内战造成局势令人沮丧，这里却是建立传教中心的绝佳之地，无与伦比。从镇江（Chun-Kiang）到汉口一带，十年来一直是广阔的战场和军营。城池屡得屡失，江面几乎被封锁，贸易停顿，繁华的城市沦为一片凄凉。但传教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心思；房子租定了，讲道继续进行。叛军曾宣扬过一些基督教的道理，"上帝"、"耶稣"的名号有些百姓也认得，有两三个人甚至提出异议，认为这与"妖怪"（当时人们对叛军的称呼，"Monsters"）的道理无异。
8月6日，杨格非先生乘土船前往上海（Shanghai），把家人接到汉口。顺流而下途中，突遇狂风暴雨，小船眼看就要倾覆。船员除了一人之外，全都吓得魂不附体，认定必死无疑，一个个抖得像秋风中的白杨叶。好在风暴很快过去。杨格非先生于9月12日带着家人平安返回，旋即以极大的干劲恢复工作。
因没有正式的礼拜堂，讲道每天在杨格非先生住宅的一间大厅里进行，持续数小时。他有两位本地助手协助。听众来来去去，由十八个不同省份、因公来到汉口的人组成，此外还有本地居民。许多人迫切地打听耶稣的道理，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比杨格非先生以往遇见的任何人都好问得多。几个人又来索取书籍和圣经单卷；有一个人让杨格非先生大为惊讶：他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他谈论父神、耶稣之死所成的赎罪、使徒保罗等题目时的准确流利，都令人刮目相看。
杨格非先生一向以怀柔的方式对待在位者，他把一本新约圣经和几部科学著作赠给道台（Tau-tai，汉口城的地方官）。大人不久便回访杨格非先生，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新约圣经表现出的兴趣，远胜过对其他书籍。
1861年8月，中国皇帝咸丰（Hien-fung）驾崩。他长期被一班守旧官员把持，那些人不愿与外国人往来，一心要把所有外国人扫出中华。这位驾崩的君主年仅二十六岁，却任凭一班不肖宠臣引他沉溺声色。宠臣中为首的是贪婪残暴的肃顺（Su-Shun）；他与怡亲王、郑亲王（princes of I and Ching）等极端排外派组成摄政会议（council of Regency），辅佐年仅八岁的新皇帝。
然而这些官员不得人心，种种作为早已让他们在百姓眼中威信扫地。因此，当已故皇帝的弟弟恭亲王（Prince Kung）于1861年11月3日发动政变时，不仅皇太后（Empress-mother）站在他一边，政府的文武百官和百姓也都支持他。摄政会议的成员被逮捕，软禁在各自府中；财产被没收，大权落入恭亲王和皇太后手中。
摄政王肃顺（SU-SHUN, REGENT OF CHINA.）
按中国人的观念，肃顺应对先帝朝的弊政负责。于是在灵柩送入北京（Peking）宫中时，他被解除兵权、撤去侍卫，单独看管。政变之后，他被褫夺一切官职，降为普通士兵，穿着一件普通的羊皮袄，用一辆大车拉到北京菜市口（Cabbage Market）。唯一的欧洲目击者洛克哈特医生（Dr. Lockart）记述说：他下车时神情凶狠暴怒；稍一停顿，一群高官围了上来，片刻之间他被迫跪下。官员们向他鞠躬，刽子手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头。
这次政变对中国帝国影响深远。对外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恭亲王精明地看出，中国既无法成功抵御列强，又要图强，除了改弦更张，别无他路。
政府更迭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国；再加上中国败于西方列强之手，又有太平军（Taipings）等叛乱作祟，国民的骄气被打了下去，百姓变得更加温顺，也更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外国人住在汉口，让百姓多了一份安全感，这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传教士的好感。官吏们对杨格非先生十分友好。知县两度来访，还写了几封亲切的信；布政使（Lieutenant Governor）则送来一道告示，让他贴在门口，严令兵民不得伤害骚扰外国人，违者严惩。杨格非先生趁此良机，得以在汉口最高层的社交圈中宣讲基督。一位官员朋友请他吃早饭，还邀了几位客人作陪，其中有一位湖南（Hu-nan）的武官。这位武官夸耀湖南人的荣耀和勇武，说他们绝无信耶稣的可能，耶稣的道理也绝无在湖南扎根之日。
"且慢，我的朋友，"杨格非先生说，"湖南人还不认识祂的位格和品格，所以眼下不能信祂；但不久他们会更认识祂，谁知道将来会有多少人归向祂呢。"
"绝无可能，"那武官说，"我们有孔子（Confucius），耶稣不能和他比。"
"祂远比孔子高：一个属地，一个属天。我们西方圣贤多的是，但我们从不拿他们和基督相提并论。"
"可是，"武官说，"圣人都是天（上帝）所差来的。"
杨格非先生回答："基督不仅是神所差来的，更是神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
这道理冒犯了武官的骄傲——古今中外，人人的骄傲都被这道理冒犯。但这次谈话又引出更多交谈，让传教士大得安慰。
1862年初，杨格非先生报告说，在神的祝福下，靠着谨慎不懈的劳苦，工作稳步进展。在此之前，他在汉口一直是孤身一人。新年过后不久，两位本地助手来与他会合，都是南京人。出现了几位诚恳的慕道者，但他们多是汉口庞大流动人口中的一员，不久就离开了。每天下午，大厅里挤满了人，杨格非先生和两位本地助手讲道四五个小时。他常向听众提问，好几次被他们知识的广博准确所折服。
一天，他问听众：上帝是谁？
一人大胆爽快地回答："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上帝是灵吗？"
"是。"
"有几位上帝？"
"一位。"
"可是中国人拜许多神，你怎么说？"
"都是假的，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或是死人被追封为神的！"
"被神化的人真是神吗？"
"当然不是；有名无实罢了。"
"那'玉皇'（Yu-'hwang）呢？举国上下都那么尊崇他，你怎么说？"
"他也是人造的神，不是真神。"
"耶稣基督是谁？"
"是上帝的儿子。"
"祂是上帝吗？"
"是。"
"祂为什么到世上来？"
"祂来拯救世人。"
"祂怎样拯救世人？"
"祂舍命救赎他们。"
"你从哪里来？"
"从黄州（Hwang-Chew）来。"（离汉口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城。）
"你在哪里听到这些道理的？"
"在这里。"
"你听过几次福音？"
"去年听过两三次，还带了几本书回家。今天特地又来听你讲道，还想多求几本书。"
这只是众多听众中的一个例子，也显出新教的教导方式比天主教高明。天主教在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外国神父不讲道，除了本地代理人带来的慕道者，不与任何人接触；就连本地代理人也不公开讲道，只在相熟的人中间悄悄活动，偶尔给归信者发些书。
新教的方法，是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大声宣讲，把书籍单张尽量广散。其好处显而易见：天主教神父可能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年，除了归信者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而新教传教士一到，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他是传新道理的先生。每天有数百人听讲，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的道理。这些道理成了家庭、茶馆和其他公共场合谈论辩论的话题。谈论、发问、怀疑，都是人心转变必经的步骤。新教教导的另一个好处是：传教士虽定居一城，却能借着来往的商旅，把影响带到远方的城市和省份。1862年3月，一位老人来听杨格非先生讲道；杨格非先生问他以前听过福音没有，老人说多年前在上海听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和慕维廉先生（Mr. Muirhead）讲过。老人对拜偶像的愚妄似乎已深信不疑。
当时，许多听过福音的人想出于世俗动机加入教会。其中有个机灵的乡下男孩，拿着一封信来见杨格非先生。信上说，这孩子想学习基督教道理，以便加入教会。杨格非先生劝他每天来听讲。几天后他又拿来一张字条；本地助手一问才知道，乡下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凡信教的人，每天能领到一点米；这孩子是被派来试一试的，若试成了，后面还有人跟着来。他一明白真相，立刻就不见了。杨格非先生常常在恳切讲解福音之后，被某个中国人木然一问浇一盆冷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能给我们米吃吗？一个人进教会能领几个铜钱？"中国人就是这样！
当时杨格非先生写道："我们在中国很少看到真正的归信——真正转向神的人。这是一块硬土。劳苦撒下去，收成却很少。有时我非常灰心，几乎要倒下。撒但有时用最地狱式的逻辑来跟我说话；但感谢神，祂赐我们得胜，我至今靠祂站立住了，将来也必靠祂的帮助坚持到底。请为我祷告。"
写下这段话整整一个月后——1862年3月16日，主日，汉口新教差会的第一位归信者受洗；6月8日，又有七人——四男二女——相继受洗。其中信仰感情最深的一位，原是观音教（Kwan-yin）的虔诚信徒。他似乎一直感到属灵的饥渴；尽管他所属的教派立意不算不高，其规条却未能更新他的道德；直到福音的光照进他的心，他才找到满足饥渴的东西。
劳苦十二个月，汉口的幼小教会已有十二名成员。加入教会后，他们受到细心的管教和训练，学习自治。杨格非先生编了一本小小的赞美诗集，文字浅显，人人能懂，又不至于太冒犯文人雅士的口味。他还编了一本小册子，专门回答听众常提的问题。
1863年8月12日，杨格非先生痛失同工——威尔逊牧师（Rev. E. Wilson）患痢疾，病了几天便去世。他为人坚忍、谦卑，判断稳妥。杨格非先生深感悲痛：威尔逊先生人品高尚，本可成为出色的汉学家和得力的传教士。他四年的传教生涯，刚够同工们认识他的价值、展望他大有可为的前程；他们看到的，却是他在世生命光明喜乐的终结。
杨格非先生请临终的同工留下祝福。
威尔逊先生回答："我的祝福不值什么；不过，愿神祝福你——祝福你的灵魂、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家中的每一位成员。也愿祂祝福你的工作，祝福本地教会；哦，愿你得着许多许多的灵魂，作你在那日的喜乐冠冕！"领受这祝福的人，已从圣灵得着许多凭据，证实这祝福确已应验在他身上。
抵达汉口后不久，杨格非先生的目光就投向邻近的武昌，认为那是开展传教工作的理想之地。武昌是湖北（Hu-peh）省会，也是湖北、湖南两省总督（Viceroy of Hu-peh and Hu-nan）驻节之地。它位于扬子江右岸，与对岸的汉阳府城（departmental city of Han-yang）隔江相望，离汉口很近；城墙周长约十英里，人口约四十万。武昌不仅地势优美，更是全国政治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杨格非先生看出，这里是打开两省的钥匙：如果武昌能向新教传教士开放，两省也就敞开了。
从没有哪位谋士定过更大胆的计划，也没有人如此坚定不移地执行；从没有人把人的品格与制度研究得更透彻，也没有哪位外交家用词行事比他更精明老到。汉口的一位本地布道员被派到对岸去租房子；房东们虽愿意出租，却不敢在未经官府许可的情况下把房子租给他。
既然必须经过官府，杨格非先生决定直捣源头，省却许多周折——直接去拜访总督。他先送上宗教和科学书籍，开路铺垫。关总督（Kwan）知道杨格非先生的身份，为人也一向慷慨大度，对外国人友好。在偏厅等了两个小时，杨格非先生才得蒙接见；总督大人亲自出来迎接，坚持请他坐上座，自己坐在下首。
总督谢过书籍之后，问了几个关于新约圣经作者和含义的问题，又请教传教士对中国三教的看法，并问基督教与三教有何不同。杨格非先生欣然抓住这个机会。当然，总督大人太讲礼数，不会反驳，甚至不会露出半点不以为然的样子——那将大失礼数。他大概一个字也不信传教士的话，表面上却听得津津有味。对于杨格非先生进入武昌的提议，他以传教士的安危为由，提出一两点小小的异议。百姓愚昧无知，他虽然很乐意
汉口布道所的建立 67
……若有洋教士住在那里，与他们相交甚笃，他也不忍心看他们受辱遭险。
杨格非答道："宣教士若有必要，受些苦楚原是预备好的；但总督既驻节此城，威令行于全城，这样的必要本不该发生。"
"好吧，"大人接着道，"若这些顾虑在你看来不算要紧，你便有我的允准。两国如今已为一体，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好，甚好，"杨格非答道，"大人胸怀磊落，义正言宏。既两国一体、无事不可为，或可出示晓谕，告知百姓可将房屋出租；若大人以为不便，赐我一纸私函，出示相关人等，亦无不可。"
总督神色和蔼，说这两样都不必。他自会知会县令，嘱其尽力襄助，保此事成功。
谈罢，略用了些汤饼，杨格非便告辞而去。
他深知这口头应许眼下并无大用；但有了它，日后他若进了城，地方官要驱逐他便难以开口了，这倒值得高兴。
为试探大人的应许是否算数，他派了一位本地传道员过江再试。不料官府早已先下手为强。传道员所到之处，主人开口先问："有房可租，只是不知租给谁用？可是租给洋人？"即便告诉他们，洋牧师已谒见总督，得了允准，也毫无用处。"空口应承，我们可不信。那一套哄洋人去吧。牧师若能拿到晓谕贴上墙，我们便认。"
关总督见过杨格非之后，第一件事，无疑是密令城中百姓：武昌城内，地亩一概不得租售与洋人。
杨格非继而去拜访县令。县令正忙于武举考试，杨格非便修书一封，告知自己已谒见总督，得允在城内居住，总督亦应许知会县令、嘱其相助。百姓无县令之令不敢租售地亩，还望县令晓谕百姓，杨格非感激不尽。
（图：衙门——官署内景）
杨格非 68
回信到时，只见词句华美、礼数周到，却荒谬绝伦——非中国官员写不出这样的信。信中承认杨格非在城内居住之权，凡力所能及无不愿为。大人既说了"可"，他不敢说"不可"；但自古以来，官府从不干涉百姓私产，此事他实在无能为力。信中建议杨格非自行深入民间买卖租约；若得成事，需要时他的交情与相助自可指望。
这封信将来或有用，眼下却比废纸不如。
杨格非让数星期过去，心意却愈发坚定。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前后，他觉得该重整旗鼓了。以自己名义买卖租约已告失败；而且除通商口岸外，洋人能否依法置产，本就成疑。他灵机一动：何不嘱首席传道员以自己的名义、为本地教会买地？若信教自由的条款还有半分意义，他作为基督徒自有此权。计议已定，便向传道员说明，对方即刻应承。教会一位执事是武昌本地人，也应允相助。杨格非嘱咐他们严守实话：若有人问起，绝不可否认地是要用来建礼拜堂。
数日之内，地便买下了。契据随即送往官署立案，取得官印，片刻未耽。
契据在手，杨格非可从容笑看官府将掀起的风暴。他在买地当日的日记中欣然写道：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今日已在武昌为本地教会购得一块地基。地处闹市主街，宽约六十英尺，长约一百六十英尺。待春节庆典过后，盼能在其上兴建适宜的房屋。困难仍在前头，但蒙上帝赐福，此举必成。"
原业主答应三月底前把地腾清交割。不料官府先已察觉。地主被传到知府衙门，被控把地卖给洋人的罪名。他矢口否认，说的全是实情：他根本不知此事与洋人有关。
知府道："卖给谁你不知道，买来做什么我却知道。你即刻去见杨格非的助手沈子星（Shen-tsi-sin），告诉他：这地若留作私用，便随他留着；若是为传教之用，劝他趁早收手，还顾惜性命的话。"此话传到已是四月一日。次日，杨格非写信给知府，大意如下：
汉口布道所的建立 69
"余系英人，乃耶稣圣教之宣教士。按《天津条约》，凡传扬教导基督教者，均应得官府之保护与优待；本地信奉或教导基督教之华人，亦享同等权利。且英吉利臣民，有权享有他国臣民所得之一切权利、特权与优待。今本地华人既有权信奉并传扬基督教，自有权购置必需之房屋以供其用；英吉利臣民既有权享有他国臣民之一切特权，则余身为耶稣圣教之宣教士，自有权居于武昌——罗马天主教之神父亦居于此。此外，余初到之时曾谒见总督，禀明职任与工作性质，恳请允准在武昌开展工作。
"大人待余甚礼，当卫理公会宣教士考克斯牧师（Rev. J. Cox）及数位华官之面，公开允准，并言两国既为一体，无事不可为。大人何等人物，岂有轻举妄动、空言无实、出尔反尔之理。又，县令复余之函中，亦承认总督已允准，并请余自行往民间买卖租赁，保证力所能及必尽力相助。此函今在余手，随时可出示。
"余既有条约之权在武昌开展工作，又得两省最高长官之允准，又奉县令之劝自行租买，故请本堂首席助手前往购地。地旋购定付讫，契据亦经官府立案盖印。兹附旧契抄件一纸，足见此交易处处合法有效。余一切皆严守公义互惠之大义而行，昨日忽闻原业主不肯交地，谓官府宣称宣教士无权在武昌城居住传教。此事果真乎？莫非地主误会了大人之意？务请查明，饬令有关人等即速交地。"
杨格非 70
知府回信甚礼，允诺照办，数日内告知结果。
这封信却在官场掀起轩然大波，众官员被召至总督衙门商议。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这蛮夷挡在城外？"议论的大意是："说他无权在此，行不通——正如他所言，天主教的神父们就住在这里。怪他事先没跟我们打招呼，也没用——他确实见过大人，虽然那应许不过空话，我们却不能明说。何况县令那封信如今在他手里。还有契据，已正式立案盖印。还能怎么办？"
署理汉口道台主张不要干涉，让杨格非收地，因为在这样的案子里，抵抗毫无用处。此议被否决。另一人献计：可告知杨格非，此地系官产，私自出卖之人并无产权；因此契据须交还官府，价款退还杨格非，另觅他地。众人对此妙计大为倾倒，以为武昌或可免此"大难"。他们万没想到，这看似高明的念头，只会让他们败得更惨、更公开。这一次，谎言反噬了造谎者。他们若能花些时间，把这位精明的宣教士琢磨透——就像他琢磨透他们那样用心——该有多好。
不到三天，知府允诺的信到了杨格非手里，内容正是官府商定的那一套。
汉口布道所的建立 71
杨格非复信：此地必是卖主私产，旧契为证，确凿无疑。凭这般借口，契据断不能交还，务请即速过户。
此后，此事成了公众话题，士绅百姓纷纷上书官府，恳请不许宣教士在他们名城内建屋。二三百人一队，屡屡结队围堵官衙，哀求大老爷万不可放蛮夷携其邪说入城，毒害人心、败坏风俗。城墙上贴满告示，痛斥杨格非在武昌建屋之举，号召百姓竭力抵制，威胁凡相助之华人必遭报复，并发誓房屋一起便即拆毁。这些举动，多半是官府在背后煽动。
在这场喧嚣中，杨格非两三次拜访知府，双方书信往来数封。知府见要宣教士全盘放弃已无希望，便转而求妥协。他所提的方案，自以为中国人的机巧周旋能占上风：只要杨格非肯放弃此地，官府愿另为他觅一块地。
杨格非看出，官府一心想速了此事，只是碍于颜面——已宣布此地为官产、私卖非法，不便再交给他——便表示愿意以另一块同样便利、同样好、同样便宜的地来换。
官府以为这下拿住了宣教士，先想把他打发到某座山顶上去，不成，又想把他塞进偏僻后巷深处。试了几回，徒劳无功，这才拿出一块杨格非觉得可以接受的地。宣教士又胜一局，但这只是他成功的首付。
知府不得不亲自陪杨格非看地、督率丈量。这差事于他必是奇耻大辱，但上命难违，别无选择。
事毕，知府问："这块地，你看如何？"杨格非答："暂且将就用吧，虽不如先前那块中意。若肯按我的价钱给我，我便要了。"
知府答道："此事拖得我们都厌了，只求速结。银钱原是小事。你若说定要这块地、交还原地的契据，我们便心满意足，从此永结太平。你出什么价？"杨格非报了价，又说，若按原先付的那笔高价，他宁要先前那块。
杨格非 72
关于价钱书信往来两三天，地最终以略高于杨格非出价的价格卖给了他。这一次，契据由知府、知县亲自拟定，一八六四年七月十六日送到杨格非手中；他即刻把契据转到伦敦会名下，并以伦敦会名义在汉口英国领事馆立案。最辉煌的胜利还在后头：事定之后，官府随即出示晓谕，告知百姓此地已由杨格非购得，他按条约有权在彼建造房屋、开展传教工作。
人的忿怒终要成全他的荣美，人的诡诈终要服事他的旨意。他仆人的目标是进入武昌、开展工作，如今完全实现。一位与会官员转述的官府议事记录证明，争执的核心是进入之权，而不只是一块地。这场激烈持久的争斗，给布道所做了任何手段都做不到的宣传；官府编造的谎言反成了他们的软肋，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那纸最宝贵的晓谕，批准为"耶稣圣教"建造敬拜之所。武昌既是省会，此举等于向天下宣告了官府的折辱，邻近各城官民无不注目宣教士的胜利，也宣告了两省向有系统的宣教工作敞开大门。
与这班几乎不会说真话、不会行正事的官员缠斗近四个月，至此落幕。本地执事和传道员曾多少次心焦如焚，半夜里来找杨格非求安慰。
武昌传来的坏消息常把他们吓坏，杨格非费了好大力气才稳住他们的心。事后，官府、士绅一反常态，温文有礼。也当一提：英国领事在这段艰难岁月里尽力相助，杨格非对他的同情深表感激。
杨格非所建房屋包括：一座宽敞的礼拜堂、供外籍宣教士居住的两间屋、一所本地传道员的住宅、两间大学堂；半数地皮留作将来建医院或施药所之用。
地皮连房屋共费约五百英镑，几乎全由汉口的欧洲侨民捐集。杨格非只消开口，捐款便欣然汇集。
本地传道员鲍祥生（Pau-seang-sang）受托主持其事。他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家境宽裕，已退出商界，把全部时间精力献给布道所的工作，贡献卓著。
汉口布道所的建立 73
应伦敦会董事会之请，穆伦斯牧师（Rev. Dr. Mullens）在离东赴任该会联席干事之前，到各华人布道所巡视。
他乘鄱阳号轮船（Po-yang）溯扬子江而上，太平军所造成的惨状令他痛心。他写道："江以南纵深数十里，尽被叛军蹂躏得惨不忍睹：城镇成打地被焚毁，百姓死于杀戮、瘟疫、饥荒者以百万计。抵达次晨，我们渡江到武昌。站在城中那座山顶，俯瞰脚下三座城垣与大江，我不禁觉得，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宣教工场。武昌是省会，人口众多，不乏最有体面、最有影响的世家。汉口是通商大埠，是我所见最繁忙、最拥挤、最活跃、最富庶之地。大街闹市店铺林立，货品丰饶；小街巷弄也密密匝匝，人头攒动。
"布道所位于华界北端，地势甚佳，空气清爽。两所宣教士住宅连为一栋，建造坚固，皆有楼上房间，南面有宽敞回廊，底层架高三英尺以防潮。园子不大，沿南墙的一所男校刚刚落成。
"布道所的礼拜堂在城中心，主街之侧，建筑甚佳，正宜作集市礼拜堂之用，后面有传道员住宅和男校课室。我有幸听慕维廉先生和杨格非先生先后讲道；前者一登台开口，五分钟内便聚满了听众。武昌城北门附近又有一座礼拜堂，建造亦佳，备有宣教士来访时住的房间、传道员住宅和学堂。我细看了杨格非为伦敦会在汉口所成就的一切，深感欣慰；其建筑的规划、式样、做工，以及选址，无不极佳。
杨格非 74
"诸位想必和我一样，早已认定这样的地势于宣教工作价值极高；但我郑重告诉诸位，实地所见远超我的期望。而我们的弟兄杨格非先生，更令我欣喜地看到，他与本会最高宗旨完全一致，处处维护本会利益，以卓越的判断与审慎，完成了托付给他的工作——他是汉口布道所的创立者。"
这位最内行的评论家，对布道所的物质面貌与影响百姓的机会，作出了如上评价。
此时汉口教会已有会员四十二人，另有慕道友数人；受洗者共四十六人，其中两人被开除，两人已存着信心离世；又在蔡甸（Tsai-tien）设立了一个兴旺的分堂，由卢向阳（Lo Hiang-Yung）照管，有会员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