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努力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属灵荒凉，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为把基督教传入这个庞大帝国所付出的努力。

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世纪，福音就已经传到中国，这是极有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流传下来的传说大概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然而众所周知，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在七世纪在中国立足，并在当朝皇帝的许可下一度传播他们的教义。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三或十四世纪，十五世纪仍可看到他们的痕迹。他们传入的基督教形式，从一开始大概就已相当掺杂；就我们所知，他们所拥有的那点亮光逐渐越来越微弱，直到剩下的生命太少，无力抵挡敌对君王的逼迫或反对。

罗马天主教的差传

在聂斯托利派最终消亡之前，罗马在中国的首次努力就已经开始。然而十六世纪以前，它的使者所成就的甚少。在十六世纪及其后的一百年里，藉利玛窦（Ricci）、汤若望（Schaal）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天主教传教士大有进展。十七世纪初，在开明的康熙皇帝（Kang-he）治下，他们的努力非常成功，影响广泛扩展；但因他们内部纷争，又坚持教皇的权威，引起了中国人的猜疑，导致他们自己被取缔。在此之后的大逼迫中，许多天主教传教士宁舍性命也不放弃工作。据说几年之内，有七十位法国神父殉道；其他国籍的，则在死亡临到之前忍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酷刑。而他们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抓住。悄悄潜入、隐匿生活、在极大的不利中坚持劳苦、不时遭遇监禁、苦难、酷刑乃至死亡，他们为忠于呼召立下了显著的榜样。我们这些拥有纯正福音全备亮光的人，在为传播这福音的热心、忍耐和坚忍上，能落在这些人之后吗？我们对至上的主耶稣的命令，能比他们更不顺从，忽略祂的吩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吗？我们羞愧地承认，至今正是如此。让我们认自己的罪，恳切寻求恩典，洗去我们主的事业名誉上的污点。

在华天主教差传的统计数字难以获得。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们曾提到，1848年他们有欧洲传教士34人、本土神父135人、修院和书院14所、教堂和小堂326间、中国信徒315,000人；但自1858—60年的政治让步以来，据报道他们增加了约200位欧洲神父和仁爱修女。在第三版中，我们给出了1866年天主教与新教差传统计的对照表，显示了他们的大进展。那时他们有主教33人、欧洲神父263人、本土神父243人、书院15所、中国信徒383,580人。此后他们也未曾稍懈。美国卫理公会1882年4月的《手册》引香港《天主教登记册》，列出在中华帝国的天主教差传统计如下：主教41人、欧洲神父664人、本土神父559人、书院34所、女修院34所、本土信徒1,092,818人。

新教的差传

现在我们可以来察看在华的新教差传了。1798年3月7日，一份极有意义的传单发出，为把圣经译成中文并广为流传而呼吁，落款"北安普敦郡达文特里附近"，作者是莫斯利牧师（Rev. William Moseley），他也为中国发出了有力的呼吁。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位热心的基督仆人的努力，与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成立，以及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07年差派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来华，有直接的关系——伦敦传道会因而有幸差派了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因东印度公司的猜忌，马礼逊博士不得不取道美国，于1808年抵达广州。

1814年，他出版了中文新约圣经，约一半是他自己的翻译，其余是修订在大英博物馆发现的一份手稿；同年，第一位归主者蔡高（Tsai Ako）受洗。1818年，整本圣经出版，是马礼逊（Morrison）与马儒翰（William Milne）合译的，并付印发行。1817—23年间，马礼逊的字典在编纂付印；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的译本在四年后出版。1834年，这位忠心的开拓者进入安息时，中国福音化的前景与他二十七年前登陆时几乎一样黑暗，在此期间只有三位新增的工人来华劳苦。事实上，直到1842年，新教传教士的努力大体上都是预备性质的。在邻近的岛屿建立了站点，翻译了圣经，印制了书籍、散发了单张，也带领了少数人归主；但直到1842年，中国才真正向差传工作敞开。那时广州的工作更有果效，香港已归我们所有，厦门和上海也开为传教站。1844年在宁波开始了长期的传教工作，1846年在福州。中国皇帝在1844—46年颁布了宽容基督教的上谕；从那时起，工作一直稳步（虽不总是快速）地进展。

英国圣公会差传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首批差员于1844年抵达中国；浸信会总差会（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两位差员于1845年抵达；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宾惠廉牧师（Rev. W. C. Burns）于1848年抵达；1851年，现属卫斯理差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的俾士牧师（Rev. George Piercy）抵达中国；1854年笔者抵达上海；近年又有其他英国差会的差员加入这美好的工作。各美国差会也差派了更多的工人，而欧洲大陆的差会也贡献了不少热心的工人。1860—61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达到115人；但到1865年3月内地会筹划成立时，已降至约91人。此后有许多人前往中国劳苦，到1884年3月，在工場的有428位传教士，另有52人正在休假回国，共计480人。

这些传教士及其前辈多结果子的劳苦——按当时的环境，是超乎所能预期、甚至所敢希望的，以下回顾将清楚地显明。

五十年的进展

马礼逊博士去世前一年，《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这部名著的作者卫三畏博士（Dr. Wells Williams）抵达中国；1834年，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抵达。这两位神的仆人都蒙保守，得见五十年的进展，虽然并非一直在工場。当他们抵达时，裨治文博士（Dr. Bridgman）和史蒂文斯先生（Mr. Stevens）在广州，那里的传教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当时中国人信奉基督是死罪。在马六甲海峡，有六位传教士在华人中工作，那里有七位归主者和一位按立的本土布道师，但在中国本土一个也找不到。外国商人被局限在澳门和广州的商馆；为了活动，他们可以在监狱般的住所前来回踱步，但不得走得更远。外国妇女连在那里居住都不被允许。

今日的对比何等之大！约有二十个通商口岸向我们的居住和贸易开放，我们的外交代表驻在北京，持有正当护照的男女可以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旅行——事实上也正在旅行。新教差传由32个差会（英国、美国和德国）进行，李鸿章——帝国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官员——公开赞助一家传教医院，他是其中最大的捐助者。现在有1100位本土助手协助新教传教士，有22000名领圣餐者，大概还有十万中国人，或多或少在真理上受了完备的教导，定期参加基督教聚会。一些土著部落已经被触及；几位苗子（Miao-tsi）已经受洗，西藏人（Thibetans）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接受圣经。掸人（Shans）和卡钦人（Kah-chens）已被带进好牧人的羊圈。1884年3月，在中国有428位传教士，分属32个不同的差会，正在工作。日本也已开放，有许多归主者；朝鲜也已开放，有少数归主者。这些国家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与中国关系密切，值得在此一提。"神成就了何等的大事！"——察看传教劳苦的结果，不禁发出感恩的惊叹。

进展的速度

不仅过去五十年的进展可观；这工作最令人鼓舞的特点之一，是稳定而日益加速的进展速度。在1884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传教会议上，唐纳德·马西森先生（Mr. Donald Matheson）提到以下重要事实：

这就无可置疑地证明，极需福音的中国人，是能领受福音使人苏醒、使人成圣之影响的；这就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把这蒙福的福音带到那辽阔之地的每一个角落。

为十字架已在中国赢得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全能的神，我们也实在感谢；但我们不可忘记，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非常微弱。在神的名普遍在中国被尊为圣之前，还有许多要做。在我们救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命令在中国得着成全之前，还有更多、更多的要成就。若要知道这命令执行到何种程度，让我们更细致地察看这个大帝国现今的光景；会发现黑暗、浓重的黑暗，仍遮盖着这地的许多地方。

我们从中国本部那些传教工作开展最久的省份开始察看。在考量现有传教士人数与其面前工作的相称性时，为论证起见，有必要假定每位传教士占有一个确定的工场范围。他们的工作大体是布道性的，不只是牧养性的；又因其中许多人有或多或少的本土助手协助，所以他们的范围可假定为相当广泛。为免被认为我们低估了它，我们给每位工人划定十万中国男女老幼作为他的影响圈；这还没有考虑那些初到、尚未学会语言的传教士的比例，也没有考虑那些因疾病、年迈或体弱，所能成就的不及壮年时的。

一位传教士的工场

为使读者体会我们假定每位传教士所能触及的人数，以下统计数字作为比较的标准。按此假设，取整数说：

这样的比较足以清楚显明，没有传教士——即使有本土弟兄的帮助——能充分地向十万人传福音。《未得之地》（"The Regions Beyond"）最近的一篇文章，如此深刻地显明了触及大人数的困难，我们引录以下几段：——

"我们必须记得，人的能力非常有限，最热心的传教士也只能把信息传给一定的人数。没有人能比慕迪（Moody）和桑基（Sankey）这两位深受爱戴和尊敬的美国布道家更频繁地讲道，或向更大的会众讲道，他们现正在我们的大都会劳苦。他们讲道的礼堂可容纳约五千人。挤满礼堂的会众，使人心中对向这样的人海宣讲生命之道的庄严任务，生发出压倒性的感受。

"两个礼堂交替使用，一个拆卸重建时，另一个正在使用。两场布道之间不浪费时间。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工作一结束，新十字架（New Cross）的工作就开始，如此类推。

"十三场这样的聚会，每场平均两小时，对布道家的消耗实在非常大。若非身体极佳、体质如铁，他们根本撑不下来；而且，若非有充足而得力的协助作后盾，即使他们惊人的精力，也成就不了今日所成就的十分之一。好在这运动有这样的后盾。各样积极能干的帮手以百计。委员会成员和秘书、诗班指挥和诗班、助理传道和基督徒工人、牧师和青年男女归主者，都帮助浇灌神的道、收割禾捆；金钱也几乎无限量地充裕供应，为要使百姓听见福音。建筑师、承包商、广告商、传单分发员等等，也都出力相助，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蒙福祷告。

"然而，有了这一切巨大的努力，这一切甘心奉献的财富，布道家本身独特卓越的恩赐，以及神丰盛的祝福浇灌在他们的劳苦上，这运动在触及大都会人口上，最多能成就什么？

"在伦敦相距遥远的十五个不同地点各办一场布道，每场影响约二万五千人，整个行动合共三十七万五千人。若扩展到十六场，则四十万人可从这些布道家听到救恩的信息。这是在人数上所能期望的极限，也可公正地视为一年工作的其余时间（必须或多或少用于休息）之外的光辉成果。

"但四十万还不到伦敦及其郊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伦敦及郊区人口现计约五百万。

"因此，慕迪先生、桑基先生和他们各样的同工，要把福音传给住在伦敦及其郊区的全体人民，需要十二年这样紧张、艰巨、不间断、同心合意的劳苦，而且还要花费一笔巨款！

"还不止于此！伦敦的居民起初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人人有圣经，人人会读书；他们对圣经内容都有一些认识，虽然有缺陷。慕迪先生可以自由地向他们讲神的爱，不必停下来解释什么是爱，也不必解释神不是一块涂了漆、镀了金的木头。他提到好撒玛利亚人或浪子，可以不停顿，仿佛只是在一件已完成过半的工作上加最后的润色。别人劳苦，他进入他们的劳苦。基督徒母亲、基督徒教师、基督徒朋友、基督徒书报、基督徒法律习俗、基督徒传道人和教师，已经光照了他们的心、唤醒了他们的良心，在慕迪先生所讲道的灵魂里预备了主的道；布道家离开后，他们还会继续浇灌神的道。相反，若给他们一群毫无预备的听众，像聚集在中国城镇街头或非洲市集的人群，开两周的布道会能成就什么？

"还不止于此！慕迪先生讲、桑基先生唱，用的都是听众生来就会的本乡话。若他们必须先学会，再吃力地、错误百出地使用一种外国话呢？若那种外国话，即使完全学会了，也没有词汇能表达良善、圣洁、爱、平安、纯洁、天堂这些观念，甚至按我们对神圣者的认识，连表达祂性情的词都没有呢！

"若布道家和他们所有的朋友需要十二年才能使伦敦福音化——而且每区只开两周布道会——他们要有效地使同样数目的异教中国人或非洲人福音化，需要多久？

"他们穷其一生也做不到！若一两个人在没有任何朋友或帮手的情况下去尝试，又要面对恶劣的气候和多病、贫穷和孤单，以及种种难以想象的灰心，那又如何？""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论证。